对于太宗幼年命名之事
在《旧唐书》曾这样记载，太宗出生之时“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三日而去。
”太宗四岁之时，有一位书生自言其善相，拜访高祖，对其言道：“公贵人也，且有贵子。”看见太宗言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高祖害怕其言泄漏，意欲将其杀之，然此书生“忽失所在”，“因采「济世安民」之义以为名焉。”[1]在《新唐书》亦言，太宗四岁之时，有书生拜访高祖，对其言道：“公在相法，贵人也，然必有贵子。”后又见太宗，言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几冠，必能济世安民。”高祖惧其言语泄，“使人追杀之，而不知其所往”于是高祖以为其神异。于是采其语，“名之曰世民。”[2]
李世民
由《新唐书》与《旧唐书》的记载观之，二十四史中大多数史书记载相类似，为其赋予神秘或神话的色彩，以显示其天子的权威和皇位传承的正统性。
如《汉书》卷一关于高帝出生异象记载，高祖出生之时，其母做梦与神仙相遇。“是时雷电晦冥”，其父感到诧异前往而观，看见“交龙于上”。其母“已而有娠，遂产高祖。”而高祖则异于常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3]
亦如《梁书》卷一关于高祖出生异象记载：高祖“生而有奇異，兩骻駢骨，頂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4]
又如《旧五代史》卷一（梁书）太祖纪一对太祖出生异象记载：太祖于砀山县午沟里出生，“是夕，所居庐舍之上有赤气上腾。邻居看见这样的一样，都惊诧的奔向朱家，并言之：“朱家火发矣！
”等到了那里时，然而“庐舍俨然”。“既入，邻人以诞孩告，众咸异之。”[5]由所举之例可知：《新旧唐书》对于帝王出生或幼年神异之事记载绝非个例，或言已形成一个默不成文的规定，在国史修撰中大量存在。
然而在《资治通鉴》中却并无此记载，这样的区别是有意为之还是只是题材所限，亦或是特定政治环境所致，又或是天命观不同？
接下来便对此疑问进行一一剖析与尝试作答。
首先，我认为司马光对于神异之事，谶纬之说无所记载，非偶然也，非题材所限，在《资治通鉴》一书中记载应是有意为之。 例如在《旧唐书》中关于贞观十三年夏所记载求雨之事：
“壬寅，云阳石燃者方丈，昼如灰，夜则有光，投草木于上则焚，历年而止。自去冬不雨至于五月。甲寅，避正殿，令五品以上上封事，减膳罢役，分使赈恤，申理冤屈，乃雨。”[6]
《新唐书》亦有所记载：
“壬寅，云阳石然。五月甲寅，以旱避正殿，诏五品以上言事，减膳，罢役，理囚，赈乏，乃雨。”[7]
《新旧唐书》关于甲寅五月求雨之事亦含神异之论，仍奉行天人感应之说，认为天大旱是因为上天对人事所不满，奢靡之风盛行，劳役过重，因此上天降罪，施以旱灾。减膳，罢役，理囚，赈乏之后上天才降雨。
然而《资治通鉴》对其记载却没有神异色彩：“五月，旱。甲寅，诏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征上疏，而魏征上疏所言皆为轻用民力”之事， [8] 不仅云阳石燃之事未记载，后文五月甲寅天大旱，太宗诏群臣言事，也只是将魏征所言记载，而未如《新旧唐书》记载，采取这种记载方式，而未与《新旧唐书》同，我认为是有意而为，亦是司马光对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持有质疑态度，对于天命的观念也与前人有所不同。
又如《旧唐书》在贞观二十三年关于皇太子于金液门听政的记载：“丁卯，敕皇太子于金液门听政。是月，日赤无光。”[9]其中，在末尾则刻意附上日赤无光以映天意，然而在《资治通鉴》中则仅仅记载“
丁卯，敕太子于金液门听政。”[10]之事，并无后文日赤无光的神异之事强行谶纬，这也反映了司马光远天命不近鬼神怪异之说而重人事的天命观。而纵观前朝国史与《资治通鉴》，则会发现国史中众多神异之事《资治通鉴》则没有记载，此亦非偶然，概是温公有所用意而为之。刘知己在《史通》采撰第十五对史书记载神异之事则加以嗤嘲，如其言
“其失之者，则有苟出异端，虚益新事，至如禹生启石，伊产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汉，姮娥窃药以奔月。如斯踳驳，不可殚论，固难以污南、董之片简，霑班、华之寸札。”“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恢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11]，
此等言论在古代神鬼之事，图谶之言盛行的年代可谓是语出惊人，亦可算是当时的唯物主义论者了。司马光的对待史书神异之事的观念与他较为相似。
宋丽女士在《《资治通鉴》引用唐文研究》一文中也提到：
“他对神鬼怪异之说，纖纬符瑞之举，一概予以排斥，予以反对。因此《通鉴》几乎不取道释符瑞，但若与政治相关，与历史相关，为还原历史本来之面目和警戒后世，《通鉴》也会选择少量的关乎道释符瑞之文。”[12]
然而在唐宋之际无论平民百姓还是王公贵族都与佛道有着密切的联系，自然谶纬祥瑞之说对社会产生着巨大影响，司马光为何反其道而行之呢？
我认为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则是与司马光的自身所持观念有关
司马光是理学的奠基人和坚定的卫道士，司马光等人对于两汉以来的经学观念产生异议，并根据现实需要进行了一场“疑古惑今”的学术“反动”活动。
北宋抗辟佛道，复兴儒学的思想运动也在轰轰烈烈的展开，而对于儒学的万物的认识又形成了自己的宇宙观与认知观，董根洪先生在《司马光是理学的重要创始人》一文中写道：
“司马光十分重视从儒家经典《易经》中挖掘阐发“道体”问 题,推崇《周易》“于天人之蕴备矣 。”并撰《温公易说》 , 发挥“ 易道始于天地, 终于人事
” 的逻辑 。”[13]司马光又依顺《周易》《太玄》的逻辑体系在《潜虚》中构建了自己的宇宙观：“万物皆祖于虚，生于气，气以成体，体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14]其与王充理论亦有所相似。东汉桓谭对谶纬神学则是坚决批判，可谓是不屈斗士，认为“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15]，批判天人感应，认为万物有生，“天非故未作”[16]，这一观点与司马光又有所相似，并且，对于儒学，其亦是崇尚孔荀之道而抑贬孟子，对仲尼“不语怪力乱神”[17]，荀子“人定胜天”“天人相分”[18]观念加以吸收，逐渐形成了自己远天命不近鬼神怪异之说而重人事的天命观。
因此司马光认为“释老之教，无益治世，而聚匿游情，耗蠹良民”[19]，“娇异止于怪诞”，“便请直删不妨”[20]。在《通鉴》中亦引用了范缜的《神灭论》和韩愈的《谏迎佛骨表》，从此处也可反映出温公对天命论的批判，以及对佛道、迷信、鬼神、风水、祥瑞之说的反对，时保吉先生在《《治治通鉴》——历史文献编纂学史上的丰碑》一文中评价其反映了温公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观[21]，此观点虽与李小娟女士在《编辑学视域下《资治通鉴》史学思想质疑》[22]中所持观点相异，但在这一方面，温公亦是可与荀卿共称为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论者了。
第二，则为前人之鉴也。
隋唐之际，三教并行，三教合一成为了时代潮流，佛道儒各行其道，并且对民众生活和王公贵族产生了很大影响，佛教兴盛之际，自帝王到平民百姓，崇信之风盛行。豪强官僚大兴土木，营建佛寺，富户壮丁亦削发为僧躲避赋税徭役，宪宗亦亲迎佛骨，崇佛成风。道教亦受统治者推崇，宪宗穆宗不仅信奉佛教，而且迷信金石之药祈求长生不老。“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23]，南朝的覆灭仍停留在史书与记忆之中，唐中晚期的衰颓亦殷鉴不远，“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24]，因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则极少言神鬼怪异祥瑞之事，并且对反道释，反谶纬之说加以记载。如贞观二年，“尝有白鹊构巢于寝殿槐上，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上曰："我常笑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命毁其巢，纵鹊于野外。”[25]，由此亦可见其不事鬼神，批判祥瑞谶纬之说的天命观。
最后，则为现实之劝谏。
“穷探治乱之际，上助圣明之鉴”[26]，这既是《资治通鉴》所撰之目的，亦是司马光本人所持的宗旨。司马光撰写《通鉴》不仅仅只是论述历史和还原历史，更包含了温公的个人意图与撰述倾向，即对当代统治者有所警示语劝谏。
宋仁宗和宋英宗都崇尚佛道两教，大兴土木，广修寺庙，劳民伤财，司马光反对帝王信奉佛道，认为佛道之教对百姓而言无所益处，对社会更是无益。因此，在通鉴记载中多以历史王朝衰退覆灭陈佛道之弊，对谶纬神异鬼怪之说也极少记载。“经世致用”亦是他所持观念。
所以，从《新旧唐书》与《资治通鉴》的对比中发微，我们观察到其中关于神异谶纬祥瑞之说记载的差异，从而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并细查其他国史关于神异之事记载与《通鉴》所存差异，并对其一家之言，所撰之书加以研究与分析，并结合当时背景，进而推论温公远天命不近鬼神怪异之说而重人事的天命观，可谓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坚定信仰者，此为晚辈浅陋之说，一家之言，如有其它不同看法，欢迎共同探讨。
[1]（後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二本纪第二
[2] （北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本纪第二
[3] （东汉）班固：《汉书》卷一上高帝纪卷一上
[4]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本纪第一武帝上
[5] （北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梁书）太祖纪一
[6] （後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三本纪第三
[7] （北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本纪第二
[8]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贞观十三年己亥
[9] （後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三本纪第三
[10]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贞观二十三年己酉
[11] （唐）刘知己：《史通》采撰第十五
[12] 宋丽. 《资治通鉴》引用唐文研究[D].西北大学,2016.
[13] 董根洪.司马光是理学的重要创始人[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04):55-62.
[14] （北宋）司马光：《潜虚》
[15] （东汉）桓谭：《新论》卷六谴非篇
[16] （东汉）桓谭：《新论》
[17] （春秋）孔子等：《论语》述而
[18] （战国）荀子：《天论》
[19] 四库全书.司马温公传家集（卷80）【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0] 四库全书.温公与范内翰论修书帖【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1] 时保吉.《资治通鉴》——历史文献编纂学史上的丰碑[J].殷都学刊,2001(03):39-43.
[22] 李小娟.编辑学视域下《资治通鉴》史学思想质疑[J].晋中学院学报,2016,33(04):70-72.
[23] （唐）杜牧：《江南春》
[24] （南宋）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25]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贞观二年戊子
[26] （北宋）司马光：《谢赐通鉴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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