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梁启超先生诞辰147周年。
1873年2月23日，他出生于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茶坑村。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可谓是当时的学霸级人物。
清末民初，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之时，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他，与当时那些叱咤风云、活跃于政治舞台和思想前沿的知识分子们一道以变法强国为己任，催动了两千年来停滞、僵化的社会，把鸦片战争以来饱受屈辱的中国历史变成蓬勃向上的、充满希望的历史。他参与的戊戌变法、公车上书、新文化运动等相关事迹，相信我们在历史课本上已经读过好多遍了，这里也就不再赘述了。
1 一门三院士 九子皆才俊
近些年来，梁启超又重新回到当代人的视野中，大家关注的并不是他曾经的“倡改良、图变法”那一套，而是他在百忙之中，如何培养子女成才，传承优良家风的奥秘。
梁启超一生有九个子女，个个成才，各有所长。
长女思顺，诗词研究专家；
长子思成，著名建筑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次子思永，著名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三子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
次女思庄，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著名图书馆学家；
四子思达，经济学家，合著《中国近代经济史》；
三女思懿，著名社会活动家；
四女思宁，早年就读南开大学，后奔赴新四军参加革命；
五子思礼，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科院院士。
可谓“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这和梁启超对他们的教育培养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当时为革命事业四处奔波的他，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教育孩子们呢？
随着2009年8月《梁启超家书》出版发行后，才揭开了大家困惑已久的疑问，该书是梁启超写给自己子女的书信的一部合集，体现了梁启超独特的教子良方。梁先生给孩子们的信内容多写日常琐碎之事，为儿女学业、职业作指导，而后期信中多汇报病情，让儿女勿挂念。其俏皮活泼的文笔，古文白话的无缝转接，读起来让人倍感亲切，获益良多。
在书信里，他总称呼自己的孩子“宝贝思顺”“没出息的小庄庄”“老baby”……他总是非常平等亲和地与孩子们交流，当孩子们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梁启超是给出了这样的安排，他说“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的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激烈，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而且，当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婚事定下之后，梁启超会问女儿思顺“你的意见怎样呢？”梁启超没有成文的家规家训，却用言传身教，将一生不变的家国情怀，融入了几代梁氏后人的血脉。
在400余封家书中，梁启超常教育子女把个人努力和对社会的贡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报效祖国。梁启超9个子女7个留学海外，皆学有所成，却无一例外都回到祖国，体现了爱国家风的良好传承，其中就包括了曾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和费城宾州大学建筑专业的梁思成。
2 一本影响梁思成一生的古建“天书”
1925年，时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的梁思成首次见到父亲寄来的《营造法式》。梁启超在扉页写道：“此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己朱桂辛校印莆竣赠我，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宝之”。文中提到的赠书者朱桂辛便是朱启钤。
《营造法式》曾失传多年，是由他发掘的。1930年，朱启钤成立的私人组织——中国营造学社，初衷就是研究这部复杂难懂的《营造法式》。
《营造法式》，是由北宋著名建筑学家李诫于绍圣四年（1097年）奉旨编修，成书于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是当时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也是中国古籍中最完整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
梁思成初看十分惊喜，但很快陷于苦恼。他曾回忆说：“当时在一阵惊喜之后，随着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他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决定用毕生之力破解这部“天书”，这让同学大吃一惊。当时建筑设计师工作舒适、收入优厚、社会地位很高。而研究古建筑，那是没有人愿意做的苦差：野外调查极其辛苦危险，经费全靠国家微薄拨款。
1928年，梁思成和林徽因选在3月21日结婚，因为它是宋朝为李诫立碑刻石的日期。梁思成甚至还给自己的儿子起名为梁从诫，意思是“师从李诫”的意思，以世代崇拜这位前辈。
1931年，梁思成与林徽因从东北大学转到中国营造学社后，开始系统研究《营造法式》，力求诠释并绘制插图，他们率领学社成员用了15年时间走遍了河北、山西等15个省，19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738处古建筑物。其中在1937年6月26日，发现了唐代木结构建筑——五台山佛光寺，一举打破了国际学界关于“中国境内没有唐代木结构建筑，要看唐代木结构建筑必须到日本奈良市”的说法。轰动了中外建筑学界，佛光寺从此真容得现，被誉为“亚洲佛光”，也被称作“中国第一国宝”。
梁林二人大半生因《营造法式》而结缘，对该书倍加珍惜，一直带在身边，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他们考察古建筑的心得和注释。然而遗憾的是，梁思成去世多年后，其第二任夫人林洙女士将这本《营造法式》拍卖，得款二百一十八万五千元。自此便不知流落何方。因当时未留下任何公开影印资料，以至于如今大众无法更全面地了解梁林二人的学术细节和思想。
3 梁启超的宗教信仰影响了后代
在这些被考察的古建筑，我们会发现，佛教古建占了很大一部分。这可能与父亲梁启超的宗教信仰有关。
在《梁启超家书》中，有一段1925年7月10日写给孩子们的书信：
思成前次给思顺的信说：“感觉着做错多少事，便受多少惩罚，非受完了不会转过来。”这是宇宙间惟一真理，佛教说的“业”和“报”就是这个真理。（我笃信佛教，就在此点，七千卷《大藏经》也只说明这点道理。）凡自己造过的“业”，无论为善为恶，自己总要受“报”，一斤报一斤，一两报一两，丝毫不能躲闪，而且善和恶是不准抵消的。佛对一般人说轮回，说他（佛）自己也曾犯过什么罪，因此曾入过某层地狱，做过某种畜生，他自己又也曾做过许多好事，所以亦也曾享过什么福。
如此，恶业受完了报，才算善业的账，若使正在享善业的报的时候，又做些恶业，善报受完了，又算恶业的账，并非有个什么上帝做主宰，全是“自业自得”，又并不是像耶教说的“到世界末日算总账”，全是“随作随受”。又不是像耶教说的“多大罪恶一忏悔便完事”，忏悔后固然得好处，但曾经造过的恶业，并不因忏悔而灭，是要等“报”受完了才灭。佛教所说的精理，大略如此。
他说的六道轮回等等，不过为一般浅人说法，说些有形的天堂地狱，其实我们刻刻在轮回中，一生不知经过多少天堂地狱。即如思成与徽音，去年便有几个月在刀山剑树上过活！这种地狱比城隍庙十王殿里画出来还可怕，因为一时造错了一点业，便受如此惨报，非受完了不会转头。倘若这业是故意造的，而且不知忏悔，则受报连绵下去，无有尽时。
因为不是故意的，而且忏悔后又造善业，所以地狱的报受够之后，天堂又到了，若能绝对不造恶业（而且常造善业——最大善业是“利他”），则常住天堂（这是借用俗教名词），佛说是“涅槃”（涅槃的本意是“清凉世界”）。我虽不敢说常住涅槃，但我总算心地清凉的时候多，换句话说，我住天堂时候比住地狱的时候多，也是因为我比较少造恶业的缘故。我的宗教观、人生观的根本在此，这些话都是我切实受用的所在。
梁启超的宗教信仰，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的孩子们。从梁思成身上便可看出，他从反对拆除北京古城墙被批判到目睹林徽因去世再到文革期间被自己的学生打倒，工作停了，工资停发，家中被抄，生活窘迫，他还能坚强的挺了过来，跟父亲教导的“业报”佛理不无关系。
▲病床上的林徽因
1971年底，与他一起提出“梁陈方案”的陈占祥去医院看望病重的梁思成，梁思成给陈留下最后的话：“要向前看，千万不能对祖国失去信心。他说，不管人生途中有多大的坎坷，对祖国一定要忠诚，要为祖国服务，但在学术上要有自己的信念。”多年精神上的折磨和物质上的贫困，使梁思成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972年1月9日，梁思成与世长辞，终年71岁。
和梁思成最后一样有悲剧色彩的其父亲梁启超，因尿血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手术室护士用碘酒标记手术位置时，却把本该标明的左肾标成了右肾，当时大夫未仔细核对X光片，就将梁启超健康的右肾给切除了，受尽病痛折磨，年仅56岁的一代英才就此病逝，且协和秘而不宣许多年，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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