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曾因烽火諸侯亂，六國唯留青史名。自周之後，周王室勢微，華夏逐步進入了諸強相爭的春秋戰國，那是個生機勃勃、百家爭鳴的偉大年代，無數智士謀臣、無雙猛將留下了他們的身影。然天下大勢，分久必合，當秦以無匹兵鋒拉開了諸侯爭霸的最後一戰時，華夏第一次大一統拉開了帷幕！

始皇率強秦一統華夏，建立了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王朝，使華夏逐步由一個“鬆散”的、諸多諸侯國並存的戰國，演化為一個有著共同價值觀的中央政權，從此華夏開始“真正”以一個獨立王朝的存在形式，在刀兵血火和紛亂征伐中緩緩地凝聚著屬於自身的精神內核，這種演變最終成為一種歷史和文化認同，史稱“漢”。

在形成統一的認同和價值觀的歷史過程中，秦始皇功不可沒！無論是“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的制度標準化，還是統一度量衡、貨幣帶來的現實利益，在國家一統的同時，也對精神和價值觀的凝聚有著深遠的影響。

故漢雖因滅強秦而立，卻也因秦而獲益良多。秦始皇已經把一個大一統王朝所需要的基本框架搭建了起來，為漢朝掃除了最繁瑣、最難做的障礙，漢朝只需要朝“框架”裡填塞內容就好。

此外，秦滅戰國而立，歷數十餘年的統一與努力，秦朝在很大程度上消彌了六國遺留的不穩定因素，秦末的農民起義和征伐戰亂，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也是六國殘餘最後的光輝與掙扎。自漢以後，六國才真正地從國家概念，變成遺留在史書上的文化符號，這對於漢朝的一統意義重大。故史書上多將秦漢並立。

所以，無論從政治考量還是現實利益，秦朝上承戰國之爭，下啟盛世大漢，為華夏的一統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歷史上對秦始皇也有著諸多的負面評價，“隳名城”就是其中之一。

“隳名城”之說始見於漢代賈誼的《過秦論》，即秦一統之後，拆除了原六國的城牆，致秦土之內再無雄關險隘，那麼，秦始皇之舉，到底有著什麼樣的政治考量呢？這一舉動又對秦國的統治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呢？各國的城郭，除了具有軍事意義之後，在國家的統治中還有著什麼樣的作用呢？

一、從立木為柵到雄關險隘，“城郭”在軍事政治上具有“中心”作用

城郭的產生，伴隨著人類文明的進程而產生，具有悠久的歷史，幾乎和人類的進化史一樣長。

城郭最早的形態，始於人類對空間、食物的佔有和自我意識的覺醒。它最早的形態已不可考，但是很可能是隨手劃出的一條線、隨手放置的一塊石頭，也可能是一根樹枝，以此來表明對食品、骨頭、貝殼、工具和棲息空間的所有，是一種

所以城郭的產生是從人類的群居開始的。隨著群落的進一步擴大，共同生活的人口進一步增多，個人的私有物品不斷豐富，最早的城郭雛形柵欄出現了。在河姆渡遺址的發掘中，柵欄作為一種獨立的建築被多次發現，這說明當時的人們已經有了“私有”的認識。

隨著人類生產力的發展，工具製作水平的提升，人類的探索邊界也大大增加，而柵欄的作用也進一步被髮掘出來，除了用以標明邊界之外，還被用於守禦！例如夜晚在山洞中棲息時，柵欄可以有效地阻攔野獸的進入，確保人類的安全。

柵欄是人類第一次“主動”製作的、用以標明邊界的功能性建築。

當人類的群落規模再次擴大時，柵欄的形態、功能得到了一步強化，出於壯大部落、佔有更多土地資源和目的，部落之間的戰爭成為常態。歷史上的黃帝戰蚩尤、炎黃融合就是部落戰爭的戰例。那麼柵欄作為軍事用途被更加重視起來。

《禮記·禮運》:“城郭溝池以為固。

作為軍事用途的柵欄開始向土夯牆轉變。在距今3000年前的殷商時期，先民開始以版築牆，以木板或木排保持一定距離立兩邊，中間填土夯實，拆去夾版後即為牆，從此，最早的城牆出現了。這種築牆方法，至今在西北仍能見到。

對於一個政權來講，有牆才有城，因為有了城牆的保護，才能夠防禦敵人的進攻，確保政權的穩定。所以人類一直在研究城牆功能的完善和強化。

聰明智慧的祖先，早在春秋時期就已經將城防功能基本定型。《詩經·鄭風·出其東門》雲：“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闉闍”，指的便是甕城。

春秋時期的城牆，已經出現了非常複雜的系統性功能，由城樓、城牆、馬面、角樓、甕城以及環城的護城河組成的立體防禦格局，具備了完整的攻防、瞭望、預警、調度等功能。故有“天時不如地利”之說。

在戰爭中，佔有城防的防守方，有著巨大的地形優勢，秦國就是最大的受益者。戰國爭霸，秦的擴張引起了諸侯國的不滿，公元前318年，公孫愆組織“五國伐秦”，一路直進，卻為函谷關所阻大敗！公元前298年匡章率聯軍攻函谷關，三年始克；公元前247年，信陵君率五國聯軍擊敗秦將蒙驁，一路掩殺，亦止步於函谷關。公元前241年，趙將龐煖率五國聯軍攻秦，止於蕞而返。

五國伐秦，次數多、強度高，若非秦有函谷關、潼關堅城！早已經被五國從地圖上抹去。而從更長的歷史尺度看，秦之所以以北地一隅而統天下，也得益於地形險要、關隘雄險。

同時，軍事與政治密不可分，但凡政權中心所在，都會築堅牆、壘高牆、固城防。在歷史上，都城被攻陷，往往象徵著一個國家的陷落。故所有的諸侯國，都會在城防上殫精竭慮，也讓秦國在攻伐六國的過程中吃盡苦頭。

公元前225年，秦將王賁領兵伐魏，魏都大梁城堅牆固，軍備完善，秦損兵折將而大梁絲毫無損，后王賁水淹大梁，引黃河之水灌入城中，即使如此大梁也堅持了三個月才被攻克。

領先堅固的城防獲得軍事主動權的戰例在歷史上層出不窮，例如明朝天啟六年的“寧遠大捷

城防在軍事中的重要地位，世界各國都有過相似的戰例。例如古希臘的特洛伊戰爭，阿伽門農率領十萬精銳，整整用了十年都沒有攻下城防完備的特洛伊城，最後還是靠一隻木馬才得以打開城門。

秦國在一統天下的過程中，六國堅固的城防極大的延緩了秦軍的攻勢，造成了較大損失，所以秦立國之後，秦始皇“隳名城”的第一個目的，是讓這些城市失去軍事防禦功能。

當然，著《史記》的司馬遷有點“壞”，他只寫秦始皇“隳六國城”，卻沒寫秦始皇將自己的咸陽城也“隳”了。這可能源於秦始皇的自信，認為自己的統治異常穩固，絕不可能生亂。

所以，我們在研究秦漢歷史時會發現，秦末農民起義乃至楚漢爭霸，精彩的戰例很很多，

二、“隳名城”體現了秦始皇家國天下的施政思維

研究殷商至春秋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城”出現，經歷了一個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簡單到複雜的緩慢演變過程。

研究城市的發展史，有一個非常清晰的脈絡，我們可以判斷的是，城的前身是部落、村莊聚居，達到一定規模之後不斷擴大，最終演化為城市的形態，而在演化的過程中，城市的功能也不斷豐富，逐漸成為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

但是，無論城市怎麼升級擴大，它最初的形態始終是以血緣親緣關係為基礎的村、邑。這一特點在很多地名上能夠得到充分的體現：例如李家莊、馬家寨、孫家臺等等。這一個個以姓為名的村落，就藏著村莊的歷史密碼和血脈傳承，更是華夏文化、風俗的延綿。

由於共同生活在一個相對集中的區域內，民眾相互通婚，形成了較為緊密的血緣關係，這種關係體現在公共關係上，形成了一個個親緣相近的聯合體。他們有共同的利益、趨同的風俗、類似的價值取向，體現非常明顯的共利、排外特點。

同時，相近的生活習慣、飲食取向、文化生活，深刻地影響著一個城市的氣質。這種氣質的趨同性，又讓城市居民產生了共同的價值取向。同樣，城市也具有天然的排外性。對於外來的、陌生的、不屬於這個城市常識範疇的東西，往往會引來天然的“排斥”。就象北方人無法接受甜食、南方人無米飯不飽一樣，這種“排斥”體現各個方面。

《廣雅.釋地》中有：“八家為鄰，三鄰為朋，五里為邑，十邑為都。”而《史記·外戚世家》所說的“家化為國，不變其姓”，這就是華夏傳統文化中將國稱為“國家”的歷史脈絡。

由家向國、由村向城的演變，實質上是以血緣關係為主的聚居模式向以地緣為主的城市模式的轉變，但是無論怎麼變，它骨子裡的東西是不變的。

很多城市，實際上是“一家數姓”，或“數家多姓”，通過親緣、利益等多種關係緊密結合起來政治體、經濟體。

以上種種，形成了國與國之間的心理隔閡和相互排斥，國與國之間，關隘聳立、戒備森嚴，城與城之間，盤查嚴密、壁壘重重，對相互交流和流通造成了嚴重的阻礙。

家國觀念，鄉土情懷更加重了雙方的彼此對立。在長達549年的春秋戰國的諸侯爭霸中，國與國之間征伐不斷、殺傷甚多，五百餘年的分裂與對立，足以讓兩個國家變成世仇。

這種仇恨，並不會因為秦統一全國而消失，國恨會以家仇的形式，深藏在民間、在心底，只需要一個導火索就能夠轟然爆炸。

顯然，這種隔閡與仇恨是秦始皇所不願意看到的，這既是統治的隱患，又是融合的阻礙，對於雄才大略家國天下的秦始皇來說，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即使是此舉會引發老百姓的不滿甚至抗爭，秦始皇也要將它推行下去。

以“隳名城”除物理隔閡，是秦始皇家國天下的第一步，與此同時，秦始皇“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這才是他計劃裡的重頭戲。

秦始皇在一統天下的過程中，對舊六國貴族滅國而不殺，而是將其聚之咸陽，這並不是秦始皇心慈手軟！而是出於統治上的考慮。上位者，只論利益，不論對錯，只要是對大秦的長治久安有利，就毫不猶豫地貫徹下去。

十二萬戶，哪怕以最保守的估計也超過了五十萬人，哪怕是在現代，如此數量的人員遷移也是一項浩大的工程，但史家認為，秦始皇知其難而不可不為。

首先，這些人曾經身居高位，在當地皆屬豪門大戶、一國世家，雖城破國滅，卻依然有著強大的影響力與號召力，只要他們在，國就在。把他們遷到咸陽，加以監視隔離，就是斷其根基，富而無用。

其次，想要一統天下，萬民歸心，那就更不可能殺掉這些舊貴族，否則會更加激化矛盾、引起動亂。原本秦朝就是以征服者的身份統一六國的，要想獲得原六國百姓的承認，這些貴族更殺不得。

那麼，將他們集中於咸陽，使其故地無傳世之家，使民眾所所奉無主，又能使秦都城富庶，消除了地方隱患，豈非一舉三得？ 秦始皇依靠強有力的措施完成了這項浩大的工程，是不是可以高枕無憂了？站在後來的角度，我們當然知道這只是秦始皇的一廂情願。

西漢·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秦始皇帝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那一年，秦始皇出遊會稽，可曾注意到人群中有個小青年，說了這樣一句話：彼可取而代也！

三、“隳名城”之舉，消滅的是一個城市的文脈精魄

城市是人類社會中人口密度最大、聚焦程度最高、交流層面最廣泛、思維碰撞最激烈、文化教育水平最高的地方。

當一個城市達到一定規模時，各種不同的飲食，各地優秀的人才、各種思想價值觀念、各種身懷絕技的奇能異士、見多識廣的商人，還有世世代代居於此地的百姓，他們的大融合、大碰撞、大交流，會讓一個城市慢慢發生質變。

當一個城市的人們共同經歷疫病，共同經歷突如其來的災難，共同抵禦洪水蝗蟲等自然災害，共同抵禦進犯的他國之敵，會逐步形成一種共同的價值取向。

城市越大，碰撞和融合越激烈，城市也就越有生機勃勃的魅力，也就能夠吸引更多的優秀人才，讓這一過程再度循環，也讓這個城市的包容力、影響力、生命力不斷擴大。歷經百年之後，這個城市便有了自己獨特的氣質與精神。

一個城市有什麼樣的氣質，就能夠孕育什麼樣的市民。例如漢長安，它鐵血、堅韌、驕傲，所以能夠培養出封狼居胥、北擊匈奴的霍去病，能夠培養出忠貞不屈、心懷大漢的蘇武，能夠培養出千軍劈易、百折不回的張騫，有當壚賣酒閒居長安的卓文君！

再如唐長安，

再如明朝，明朝的開放、務實、逐利，所以會有開天闢地的《本草綱目》，會有博覽天下的《徐霞客遊記》，會有集科技於大成的《天工開物》，會有下西洋的三寶太監、會有留存世間的《永樂大麴》，會有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這樣具有現代思維的思想家！

人類造就了城市，城市又產生和影響著精英。秦始皇為什麼會有焚書坑儒？因為在家國天下的統治思維中，形成一個統一的價值觀才是最為重要的。“隳名城”，徙貴族，不僅消除了現實中的隱患，更重要的是想讓一個城市失去它內在的精神、氣質。

這一點是很難用語言來形容的，但是你只要想一下，假如杭州沒有了西湖，假如西安沒有了涼皮，假如武漢沒有了黃鶴樓，假如成都沒有了火鍋，那麼，它們還是原來的它們嗎？

一座堅固的城牆，不僅僅是防禦外敵的依靠，更是保護一個城市的繁華、為這個城市帶來長治久安的信心。每每徘徊在西安古城，我絲毫沒有感覺到城牆的閉塞與封鎖，那種厚重和大氣，帶著歲月的滄桑，讓我能夠聽到這個城市的脈動！

即便是站在更高的歷史角度上，我們仍然為秦始皇家國天下的雄心所震撼，仍然為他胸懷天下的雄才大略而折服，咸陽故都，臨潼高陵，大秦餘韻猶存！華夏曆史最厚重的一頁上，早已經留下的他的名字！大秦雖然湮沒在歷史的塵煙中，卻為華夏留下了最為寶貴的精神財富！

結語：夢裡幾回金戈鐵馬，醒來醉臥咸陽！每每臨摹秦小篆，那未脫意象的象形之體，略顯繁複的複雜框架，古拙曲澀的筆畫，都讓人感受到屬於二千年前的風韻，華夏曆史上的每一段時光，最終都融入到後世的血脈，藏在了我們的氣質中！壯哉大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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