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秀（劇照）
豪族是東漢王朝建立的重要階級基礎，東漢王朝的興衰起落與豪族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繫。豪族作為漢代社會中重要的社會階層，對漢代歷史的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和影響。兩漢王朝作為中國歷史上承上啟下的重要發展階段，在經濟、文化、曆法結構等方方面面都對後世產生了深刻而久遠的歷史影響。對東漢豪族的研究有助於我們從不同角度認識東漢諸多歷史問題的實質。
一、世族性
豪族通過與權力結合，進而不斷官僚化逐漸具有了世族化的特性。西漢時期，“累世公卿”為官現象只存在官僚體系中專業技術性質較強的一些管理職位中，例如司馬遷，其家族世代為太史令。其後出現的“察舉”“任子”制度更加成為“累世公卿”的催化劑，這種“累世公卿”的現象集中於官僚階層的發跡。
通經而為官，守法而長久，通過這種道路走向政治發家的事蹟很少發生在外戚、宦官豪族身上的。這種政治勢力實則是穩定而時間久遠的，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愈加顯得根深蒂固。這是因為外戚和宦官的勢力可能權傾朝野，盛極一時。然而正是由於這種如日中天的權力，往往形成和皇權利益的激烈衝突，最後招至皇權的最猛烈的打壓。“累世公卿”的官僚豪族的發展起勢就要平靜安穩得多。但是，不能以此就否認外戚豪族和宦官豪族的世族特性。
東漢豪族世族特性的養成，首先歸因於東漢時期的選官制度。豪族的世族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兩漢時期，尤其是西漢，因世代出仕而世代為官的大族尚不普遍，士族或者世族直到東漢時期才真正形成。
察舉和任子形式的選官制度是使東漢豪族得以士族化發展的有力保證。在上一章中我們已經知道地方官員有權以多種多樣的名目向朝廷推舉合適的人才。在西漢的時候，察舉制度只有在非常偶然的情形下才會實施。到了東漢時期，舉“賢良”的情況只有在皇帝頒佈詔書特別要求的情形下才會出現，但舉“孝廉”卻變成了一種常制，重要性也陡增。漢章帝建元初年三年己詔書曾經提到“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
到和帝的時候，逐漸確立了一種制度，即按照郡國人口的多少分配一到六人的“孝廉”名額。從一般意義上來講，對官員的選拔首先應考察才識和德行，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其實是選拔者的個人因素佔主導作用，從而左右了選拔的最終結果：掌握著決策權的地方官員往往都是外來者，他們對地方風土人情不熟悉，因此他們選拔人才的依據都是出自當地知名士大夫之手的策論，而這些士大夫大多屬於豪族，或者是與豪族階層頻繁往來，普通的寒門學子要引起他們的注意幾乎沒有可能。
劉秀
因此地方官僚推舉出的郡縣屬吏往往都是出身豪族的人。這也意味著，絕大多數的“孝廉”也都是從顯要家庭裡面選拔出來的。而被察舉的屬吏也往往可以升遷至高位，察舉製為基層官吏提供了一個向上升遷的最好渠道。東漢時期的選官制使得官僚豪族之間建立起了一種個人之間的效忠關係。被地方官舉為“孝廉”的人都有義務對他效忠，或者在任何可能被需要的時候予以報答。這種上級與下屬之間的個人效忠關係極大地強化了豪族的政治地位，同時擁有了一大批人作為政治後盾。
這樣的效忠關係，可視為豪族世族化的另一種具體形態。“任子”制是察舉制之外保證豪族士族化又一制度。任子制度由來已久，在西漢建立之初就已出現。一般看來任子選官制度是高官家族的特權，其不只是為特權階級進入官場提供了一個渠道，實際上是促成豪族壟斷政治權力局面的真正原因。任子制度保證了豪族階層子弟優先被選入政治權力體系的特權，保證了豪族家庭的政治地位。世族性是東漢豪族的基本特性之一。
東漢時期，豪族官僚世襲化和官職壟斷家族化十分明顯，有些家族甚至與東漢政權相始終。例如弘農楊氏、汝南袁氏等家族。世族化家族世代官宦不斷，壟斷地方和朝廷權力。
“耿氏自中興已後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雲。”
“鄧氏自中興之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為比。”
東漢畫像石
根據上述史料記載，歸納起來，豪族階層的共同特徵如下：世代是高官、具有龐大的宗族、家族淵源長、有文化學術底蘊。有史料可循，從西漢中期開始，便有豪族階層從官，這個從官史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戰國末年。而且家族史越長的豪族，其官職越高，這可能是因為他們世代與權貴打交道，隨著家族規模和勢力日益壯大，其掌握的官權也越大，官權與家族勢力、宗族規模相輔相成
二、士族性
東漢時期，豪族的士族化特徵趨向明顯。豪族階層與文化結合，不斷儒化並進而士族化，所以豪族士族化主要反映了豪族的文化素質和儒學修養。從兩漢比較看，西漢時期是豪族的發展時期，儒化程度普遍不高。東漢豪族的發展過程中，豪族的士族化特點尤為明顯。
在兩漢時期，尤其是西漢，因世代出仕而世代為官的大族尚不普遍，士族或者世族只到東漢時期才真正形成。東漢時期的豪族普遍發展，總體上開始了士族化的過程，尤其是在官僚豪族階層中的文化素質和儒學修養。
東漢畫像石
東漢政權的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間有著不可切割的關係。在東漢政權建立之前，士人與宗族結合成為士族，隨著士族的日益壯大，它在西漢後期便已經成為一支強大的社會群體，由此取得一定的社會地位。這個社會群體在反莽鬥爭中和東漢建立過程中所起到的影響均不可忽視。
東漢王朝建立以來，以經學取仕的的選任制度逐漸確定下來，士大夫階層皆以經學授於子孫，求得入朝為官的機會。通過官僚化進而過渡到士族化是豪族階層發展的必由之路。發展成熟的儒化豪族為士族化的過程提供了必要的文化保證：有了政治地位和權勢，他們的子嗣便有了學習文化的良好先天條件，而且在當時講究書香門第之風，所以豪族家庭自然擁有良好的文化環境和文化優勢，所謂“世家則好禮文”。
在儒化過程中豪族通過習儒通經完成一代人的世族化，累世通經世代為官實現世族化的飛躍，士族化與世族化的過程互為起點，互相促進。豪族士族化的特性不僅對本家族世代“通經取仕”提供理論修養基礎，同時也服務於社會。憑藉著突出的文化素質和儒學修養，使得眾多習經者，登門造訪，拜師託業。這樣，東漢豪族的士族化特徵又促進了東漢私學的發展。漢代私學的地位並不低於太學，而太學也曾發展為士子清議風潮的中心。
東漢畫像磚
漢代豪族的士族化保證了豪族階層世世代代手握權力，同時也是保證豪族經濟實力不至於衰退的的文化基礎。田餘慶認為，東漢的世家大族與魏晉士族有著內在的聯繫，“在東漢表現為世家大族，在魏晉表現為士族”。
通過東漢一朝世家為官的深厚積累，發展到魏晉南北朝的士族階層已經收穫了足夠的名聲威望和經濟能力；經歷黨錮之禍的影響，士族階層對權力的熱衷追隨程度比較東漢豪族要低的多，轉而更加致力於發展自身的文化修養，可謂“芝蘭玉樹”由此是已。
曹魏時期，在曹丕在位之時，九品中正製成為當時的選官制度。與曹操“唯才是舉”的選人標準不同；九品中正制度則依據族譜家室、德行和才能來評定人才的等級。九品中正制的選官制度逐漸被門閥勢力操控，世代為官士族階層勢力迅速發展，許多世家大族相繼產生。魏晉南北朝時期“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面由此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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