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亂世時代，秦漢以來的眾多制度受到了破壞和摒棄，累積的大量社會問題以井噴的形式集體爆發，加之天災不斷和社會階級固化，由此造成了眾多規模不一的王朝、政權更迭迅速。而相對於以往的改朝換代模式，三皇五帝時期的禪讓似乎又重新被大眾認可，許多王朝的更迭都再次以禪讓的形式進行。

一、魏晉時期的階層固化

如果說中國有類似於歐洲中世紀以來的封建貴族階層，那麼這種中國式的封建貴族就僅在春秋時期和魏晉時期存在過。春秋時期的貴族階層是典型的封建模式下的產物，魏晉時期的所謂貴族階層則有一個專門的稱謂，那就是門閥士族。

1、門閥士族的產生

魏晉時期的門閥士族是由兩漢的功臣集團和官員階層利用察舉制度逐步發展和演化而來的。尤其是東漢中後期，相繼出現了眾多世代為官的豪族巨門，如汝南袁氏、弘農楊氏等，都以“四世三公”聞名於世，號稱門生故吏遍天下。其他的世族更是比比皆是。

東漢末年爆發了黃巾起義，漢靈帝為了平定起義不得不將權力下放，造成了這些世族趁機大規模崛起。又因為朝政混亂引起的內訌，宦官集團與外戚集團幾乎同歸於盡，沒有相應的勢力可以制衡世族，造成了世族的徹底坐大。

2、門閥士族的特點

門閥士族是以宗親血緣為紐帶、靠經文傳家為手段起家和發展起來的，他們都是通過某些途徑獲得官職後用經文的方式教育後代並壟斷文化的話語權，又通過察舉制互相推薦保持世代為官，可以說是學閥與官僚的綜合體。

因為文化的被壟斷，官職的授予只能從這些士族之中選拔人才，寒族很難獲得高官階，幾乎只能擔任屬吏等職務。士族又利用壟斷文化帶來的話語權影響形勢，為自己家族帶來更大的經濟利益，再通過經濟利益擴充家族勢力，許多士族內部的規模甚至類似於小型的獨立王國。毫不誇張地說，士族的私家部隊在當時已經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軍事力量。

3、魏晉時期的士族

從東漢末年開始的大亂世，實際上就是士族不斷崛起的過程。士族的崛起是有一定規律的。士族集團尋找代言人，通過與代言人的妥協、合作來達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已有特權的合法化。最開始士族的最佳人選是出身於汝南袁氏家族的袁紹，只不過在袁紹崛起的過程中被曹操意外的阻斷。實際上三國局面的形成就是士族崛起的過程中被不同的勢力所打壓，最後與各種勢力妥協後最終形成的。

無論是曹操、劉備還是孫權，都是沒落士族或者寒族出身，他們通過個人的才能不斷地阻擊士族崛起，又與士族進行不同程度的妥協，才完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

三國中第一個建國的曹魏就是在曹丕接受了士族陳群設計的適合士族壟斷官職的“九品官人法”後取代了東漢稱帝的。所以曹魏的建立就是士族的勝利，是士族壟斷了官階之後產生的結果。但也正因為這種被士族壟斷官階，造成了曹魏成為第一個大權旁落的政權。之後的西晉就是司馬氏成為新的代言人而建立的。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禪讓”的頻繁及產生的原因

1、魏晉南北朝時期頻繁的“禪讓”

從曹魏代漢算起，魏晉南北朝時期先後出現了東晉禪讓於劉宋、劉宋禪讓於蕭齊、蕭梁禪讓與陳、東魏禪讓於北齊、西魏禪讓於北周、北周禪讓於隋等七次禪讓，這還沒有將一些規模較小的割據政權的更迭和皇室宗親內部的“禪讓”計算在內。

從三代夏、商、周以降，中國的政權更迭大多是以征伐、起義、篡位為主，除了戰國時的燕國和趙國外沒有發生過禪讓的情況。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易代模式卻一反常態呈現出“師古”的禪讓，是因為這些實權人物都“克己復禮”了嗎？答案顯然不是這樣。

2、禪讓產生的原因

禪讓作為早已被統治者所摒棄的傳承方式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頻繁的發生，很明顯是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的。這裡面既有法理方面的因素也有道德方面的原因，更是當時社會層次構成所造成的。只有準確地把握當時的實際社會情況，才能對於禪讓這種易代模式頻繁發生得出準確的分析。

首先統治者建立的新政權需要做出合法性的解釋，即政權建立具有“順天應人”的合理性。以曹魏為例，曹丕準備稱帝前面臨的問題是需要士族的支持和繼承政權的合法性。當士族支持這一問題通過九品官人法得到解決後就需要著手消除其新政權的建立是篡位的事實。通過士族集團的一系列操作曹丕得到了漢獻帝禪讓的詔書，這使得曹丕的篡位變成了東漢主動放棄統治權，具有了法理上的合法性。

其次士族作為原本政權的支持者和擁護者，需要對建立的新政權有一個合理的支持藉口和轉變過程，以此來對自身“不忠”的行為作出合理的道德解釋。禪讓這種易代模式恰恰最適合滿足其道德的需要，可以證明他們並非沒有忠誠，而是天子之位依靠禪讓的形式得到了更好的傳承。

另外當時的社會主流輿論和道德評價標準已經轉變為士族所標榜的儒家學說評價標準，而儒家對於“忠孝仁義”的解釋要求這些士族必須做出合理的選擇，否則他們所佔據的文化上對於經典的壟斷和解讀就是無稽之談與虛假的託詞，不能再使士族的話語權得到延續和保障。這也是禪讓模式頻繁發生的原因

三、禪讓發生的前提條件

1、統治者因為種種原因大權旁落

皇帝繼任時因年齡幼小無法獨立掌握大權處理政務或登基時就是作為傀儡被扶持等幾種情況。每當出現這種情況時如果沒有相應的其他勢力如外戚、宦官等來制衡就極有可能發生統治者被迫禪讓的事件。當然其中外戚勢力也是威脅皇權較大的勢力之一，許多禪讓就是由外戚發起的。十分諷刺的是，歷來被詬病的宦官集團幾乎沒有發生過這種情況。

曹操、曹丕父子能夠最終取代東漢、完成禪讓的過程，根本原因就是曹操通過多年的征戰創建了一支直屬於自己的強大軍隊，並利用種種手段完成了對於朝政的根本控制。最後的受禪由曹丕完成則是因為曹丕接受了士族的要求，滿足了士族對於官階的把持和壟斷。

其後的歷代受禪者幾乎都是如此，或通過長期的征戰獲得了軍權，或趁主少國疑時控制了朝政。因為這種禪讓模式的頻繁，導致當時的大臣如果擔任了丞相就會有人勸他受禪當皇帝。從一個側面也能看出當時君權非常容易被臣屬控制。

四、階層固化的危害

1、對皇權造成極大威脅，影響了政權的穩定

由士族門閥組成的階層具有強烈的排外性，這種排外性不僅是對於士族內部以地域為界的互相排斥性，更包括了對於其他階層的排斥性，甚至於與皇權發生矛盾時士族都會進行最激烈的反抗，僅東晉就發生了王敦、刁協等眾多士族與皇帝的直接軍事對抗。這種直接的軍事對抗和朝政的互相攻訐加速了政權的更迭，也將社會的各種問題與矛盾激化，引發整個政權的危機。

2、政治、經濟上的特權促使了士族的腐化與無能

魏晉時期一個顯著的政治特點就是官階尤其是高階官職幾乎被士族所壟斷，而士族成員可以說一出生就可以擔任官職。加上士族擁有“據山斷水”的經濟特權，更加使得士族失去了主動學習和進取的動力。士族擔任官職時碌碌無為已經是不錯的了，更有甚者完全胡亂下達政令，甚至有用官為匪的存在，如石崇。

士族因為沒有前進的動力，幾乎放棄了自己賴以起家的經文，也不再對於治理國家、效忠君主感興趣，內部的通婚更助長了這種風氣。依靠優渥的生活條件和政治上的特權，士族的腐化與蛻變是十分驚人，近親的結合更是造就了大量在身體或精神上有先天缺陷的人。政權依靠這樣的人做官來穩定局面，結局應該是不言而喻的。

結語

正是因為魏晉時期由士族門閥形成帶來的階層固化，導致了皇權的極不穩定性和易於旁落性。而自我標榜“忠義”的士族又利用儒家學說中對於三代前的描述找到了道德上的合理更迭政權方式禪讓，就成為了士族與權臣通過受禪完成建國的最佳選擇。

也因為這種階層的固化，士族自身與統治者更易於腐化無能，導致真正的軍政大權會被其他有才能的人獲得，也就為政權的更迭提供的操作空間。每當這種時候，曹魏代漢時的禪讓模式就會指引著這些權臣，讓他們進入下一個受禪到禪讓的循環之中。

閱讀更多 煙寒若雨 的文章

關鍵字: 文化 魏晉 我在宮裡做廚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