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仁天皇退位的政治含義：“打壓日本右翼”？
日皇退位能吸引我們的關注，主要還是由於日皇退位伴隨著一系列的禮儀手續，我們似曾相識。
畢竟我們看了那麼些年的歷史劇，親眼見證了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等一系列帝王的大戲。
什麼康熙，什麼雍正，什麼乾隆這些年號，誰人不耳熟能詳的。
但是我們並沒有真切的經歷過“改元維新”，畢竟它離我們那麼的遙不可期。
早已作了古的年號，只留存於古籍之中，或是那虛無縹緲的歷史劇裡。因為我們用的是現代的西方公元紀年法。
放眼東西方，現在還採用東方傳統紀年法的，大致有朝鮮的主體紀年和中國臺灣的干支紀年之外，也就日本獨一份採用的是年號紀年法了。
東國傳來日皇退位的消息，骨灰級國史粉的腦海裡，閃現出一幕幕王朝皇權交接的場景。
什麼大赦天下，什麼改元，什麼太上皇，什麼皇上，什麼親政之類的循環播映。
於是乎，國人出於好奇心，開始猜測臆想日皇退位會是什麼樣的流程，是不是也和歷史中的中國王朝交替一個性質麼。平成年過後，接下來會是什麼年呢。
老皇退了位，是不是要成為太上皇了呢。
新皇登了基，和老皇如何相處呢。新皇登了基，和安倍咋相處呢。
明仁毫無預兆突然搞了一個：“生前退位”，打了安倍政府一個措手不及。可能老天皇和安倍之間不對付，故意為難之的。
要知道日本在文化十四年三月二十四(1817年5月9日)光格天皇讓位給仁孝天皇，是為日本最後一位太上天皇(天保十一年十一月十八(1840年12月11日)或十九(12日)駕崩)。
也就是說1840年以後到2019年的現在，日本歷史上就再也沒有出現過太上天皇的先例。
即便是在傻子天皇大正時代，也只是讓裕仁攝政而不是讓位的。
所以明仁這一做法，首先是打破了近200年未出現太上天皇的先例。
一些腦洞比較大的網友認為，明仁此番退位之舉是為了效仿先祖白河天皇，開設院政以謀取天皇對於國家權力的再次執掌。
的確從日本天皇史上來講，很多天皇為了和權臣鬥爭，大多采取了這種退位成上皇的手段。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證了天皇在政治上的一定的話語權。但是明仁的此番舉動，我們大可不必做過度解讀。
二戰之後，在佔領軍的謀劃下日本製定了新的憲法，憲法中明確規定了天皇的職權僅在於國民統合的象徵以及部分榮典性質的職能。對於政治的實際運作，日皇是被完全排除在外的。
現如今的日本政治環境和往昔的日本社會也是不一樣的。
往昔日本雖然天皇沒有和中國的皇帝那樣大的權力，但並不代表日皇對於政治事務毫無話語權。
起碼日本天皇那時，是作為國家元首而存在的，即便現在各國將日皇視為國家元首，但是在日本憲法中卻沒有把天皇視為國家元首的字樣。
二 天皇，安倍晉三與靖國神社
但是明仁天皇不惜違反祖制，仍要一心謀求退位的舉動，實在是令人深思。
筆者以為這不尋常的違背祖制，憲法的舉動其中深刻的蘊含了明仁天皇的政治見解。
比如：“在歷史問題上，明仁天皇與安倍這一歷史修正主義者的認識大不相同，其在多個場合都表示日本要深刻反省歷史。
在二戰勝利70週年的2015年，明仁天皇曾表示，日本應藉機反思戰爭歷史，思考今後的發展走向，並不斷使用清晰的語言來表達對這場戰爭的感想，這其中不乏警示安倍的意味。
反觀安倍，自其2012年再任首相以來，已連續數年在“全國戰歿者追悼儀式”致辭中未提及歷代日本首相堅持的有關戰爭“加害”（於亞洲人民）和“反省”（自身戰爭罪責）的表述。
不僅如此，2013年，安倍悍然參拜供奉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
這是自2006年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之後，日本首相再次參拜靖國神社。
每年靖國神社的春秋例行大祭，安倍還會向靖國神社供奉祭品。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明仁天皇迄今已在位30年，其間儘管國內保守勢力要求天皇參拜靖國神社的聲音從未中斷，但他卻始終不曾踏入靖國神社半步。
在修憲問題上，兩人對戰後日本的和平憲法也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日本輿論認為，明仁天皇是最忠實的“護憲派”，而安倍則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修憲派”。
2012年自民黨公佈“日本國憲法修正草案”，刪除了憲法第九條中“不擁有武力，不擁有交戰權”的詞句，這對一直主張要深刻反省戰爭的明仁是很大沖擊。
同時，儘管戰敗後裕仁天皇發表《人間宣言》宣告天皇並非神，但在日本國民心中，天皇仍有著極高的地位和特殊意義。
日本的右翼分子經常把天皇當作招魂的旗幟，企圖將天皇再度“神化”，安倍再次執政後也一直希望利用天皇獲得支持。
有分析指出，這些都是促使天皇退位的誘因。
三 日本皇室的天皇禪位傳統
古人曰：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明仁天皇的列祖列宗，也曾多次以讓位的形式和當時的權臣做抗爭。
從七世紀奈良時代到十九世紀的江戶末期，天皇生前讓位是一種常態。
讓位的天皇被稱為“太上天皇”，略稱上皇，出家則稱“太上法皇”。或以上皇的住處地名，代指為“某某院”、或將上皇的御所行宮擬為神仙的住處，將上皇代稱為“仙院”、“仙洞”。另外，如一時內有二人以上的上皇在世，則根據其讓位的先後，分別稱為“一院”或“本院”、“中院”、“新院”。
日本的正安三年正月二十八(1301年3月9日)到嘉元二年七月十六(1304年8月17日)，是日本的鎌倉幕府時代，我國的蒙元時期。
多種因素的作用下，這五年間日本朝廷共有：後深草上皇、龜山上皇、後宇多上皇、伏見上皇、後伏見上皇5位太上天皇和一位在職天皇並立，共計6位皇帝在位，也是歷史上最多的一次。
每想及此，筆者都會腦補一番天上一時出現六個熾熱的太陽，是何等景觀。若是換到吾國，別說六個太陽了，就連一個太陽就可以攪得神州天昏地暗。
要之，在於皇帝制度之不同也。
日本的政治傳統和中國的皇帝專制有著很大的區別。在日本除卻明治維新之後乃至於昭和初期天皇可以乾綱獨斷之外，很長的時期裡，由於“權門”“豪強”的勢力一直都很強大，事實上都是天皇和貴族或者將軍或者寺院之間進行的共治。
在位的天皇由於各方勢力的掣肘，諸事並不能隨心所欲，到了白河天皇才開始了院政。
所謂院政，乃是在位天皇退位成為“太上天皇”或“太上法皇”的形式，超脫於當時的政治體制，利用自己身為“天皇家”家督的權威，實行太上皇專制政治的傾向。
太上天皇和天皇一樣可以發佈院宣（聖旨），這可能會影響天皇政治意向，同時太上天皇下設“院廳”、設立“院藏人”等機關，進行庶務管理。
“嚴格意義上的院政出現於十一世紀，它和莊園制等皇室、大貴族土地私有的趨勢發展有著互為表裡的關係，院政以龐大的皇室莊園為經濟基礎，以中流貴族、受領國司、實務官僚構成的院近臣為其執政工具，另外提拔源平諸家出身之武弁做自己的打手，專制色彩十分濃厚。”
白河天皇為院政之始作俑者，當時的貴族藤原宗忠在其日記《中右記》中便評價其政治稱：
“思如今太上天皇之威儀，已同人主，我上皇猶為專制主也”。
在十二世紀末的一系列動亂中以狡詐的權術保住了朝廷地位的後白河法皇更被建立幕府政治的源賴朝稱為“日本第一的大天狗”。武家政治成立以後，院政的形式也在朝廷內部繼續存在，直到明治維新將此制度廢除。
四 日本皇室上古時期的踐祚和即位禮
在古倭國時代，只有大王（天皇）本人駕崩，才會進行王位的更替，並沒有讓位的前例。但在645年大化改新之際，皇極女皇把皇位讓給孝德天皇之時，日本才開了在位君主禪位的先例。
自此以後，皇太子受前帝之禪位踐祚的例子開始多了起來，從孝德天皇開始到明治天皇的八十八代天皇之中，因前帝讓位受禪繼承皇位的天皇有五十七代之多。
當然，前帝讓位和新帝受禪兩者是表裡一體的，合稱“讓國”，或稱“讓位”，和前帝駕崩之後，皇儲踐祚的過程自然有所區別。
所謂踐祚之原義，即皇儲踐天子之位，和即位完全同義，在上古，踐祚和即位並沒有什麼區別。但在697年，第四十二代天皇文武天皇踐祚後，經十數日方宣即位之詔。
以遷都平安京而知名的桓武天皇在天應元年（781）四月三日踐祚，在十一日派遣使臣到伊勢神宮告廟，到十五日，才臨太極殿，向全國宣詔即位，從而創造了將新天皇的踐祚儀式和即位典禮分離的儀制，在嵯峨朝制定的弘文格式中，就分別制定了“讓國儀”和“即位儀”。
在上古日本踐祚和即位還未分別開來的時代，即位儀式並沒有留下詳細的記錄。
根據《令義解》等文獻留下的片斷記載中，可知在帝位繼承之際，一般是由中臣氏等負責神事的專門氏族奏上壽詞，由從事祭祀的忌部氏奉上傳國神器之後，新帝方向群臣宣佈即位詔書，受群臣朝賀。
但在踐祚和即位式分離以後，踐祚式便形式從簡，而以傳受神器為實質。群臣上吉言壽詞的儀式則代之以舉行“大嘗祭”，即位詔書的宣詔則在即位典禮上舉行。另外在分離以前的儀式上，神器中神鏡和神劍要在傳位時候當場轉交給新帝，但在分離以後，神鏡則奉安於別殿不動，只是將神劍和神璽傳於新帝，此即所謂“劍璽渡御”之儀，是為踐祚讓位的核心。
如讓國之際，前帝和新帝分居別殿，則須任命近衛中將或少將為劍璽使負責傳遞神器，若同住一殿，則命內侍女官直接將劍璽讓與新帝。
按照明治以後制定的皇室典範規定：“天皇駕崩之後，皇嗣即踐祚繼承祖宗之神器”。
這條法度明確規定新帝踐祚當在前帝駕崩後立即進行，並當場傳授神器。於是天皇生前的讓位之例就被廢除了，天皇原則上必須在大位上幹到死，明治天皇是如此，大正天皇在晚年因腦疾而失去工作能力之後，也是讓當時還是皇太子的裕仁（昭和天皇）代為攝政。
在二次大戰後1947年制定的現行皇室典範中也沿襲了天皇死後皇儲必須立即踐祚的規定，並無天皇生前讓位的規定，也沒有提及神器的傳授。
所以明仁天皇的退位流程就和前幾位天皇不一樣了，乃是生前退位，所以有三神器的授受儀式。
江戶時代德川幕府和天皇之間的權力鬥爭
織田信長曾逼迫正親町天皇退位不果，豐臣秀吉則是利用“尊皇”的旗幟實現了全日本名義上的統一。
豐臣秀吉歿後，接手的德川家康最終完成了事實上的日本統一。
而德川家康開創幕府之後，更加頻繁的開始干涉朝廷的內部事務，使得天皇感覺到自己被人掣肘。
於是朝廷和幕府之間矛盾不斷累積，進而爆發了天皇以退位表達不滿的事件。
1609年（慶長十四年）6月，京都竟然發生了年輕公卿集體通姦大內侍女的醜聞，後陽成天皇對此勃然大怒，必欲將之全部處死。
對此，德川家康一方面表示遵旨行事，另一方面卻只把兩名公卿處死，其餘都處以流放，還有兩人免於處罰。
原本受到冒犯的後陽成天皇對於德川家康的處置，十分不滿，於是便在十二月表示讓位。
家康開始不允，後來一度在次年1610年2月答應在3月20日左右讓位，但卻在閏2月12日又以五女市姬去世為由要求後陽成延緩讓位，後陽成覺得受到了很大的侮辱與冒犯，但他也只能應承下來。
到3月11日，被派到關東商談讓位事宜的傳奏更帶來家康的七個條件，家康要求讓位要等到他或將軍德川秀忠來年上京主持。
若是今年天皇想讓位也行，只是這樣就別想要幕府資助了。
江戶幕府時期的朝廷財政狀況不再像戰國時代一樣貧乏。
但只比一個最低級的大名(三萬石)好一點而已，再一想朝廷那麼多的公卿、親王要靠這三萬石的維持貴族的體面生活，也是捉襟見肘，並不寬裕。
天皇迫於壓力，只能按照幕府的意志，在12月23日先讓太子政仁親王（後水尾天皇）成人，在第二年3月家康上京以後才舉行讓位大典。
在後陽成之後繼位的後水尾天皇，也和父親一樣受到了幕府的很大壓力。
二代將軍德川秀忠為掌控朝廷，將五女和子（東福門院）入宮為妃，但在1619年秀忠上京促成此事前夕，宮中橫生枝節，後水尾和自己寵愛的宮人“阿四御寮人”（朝臣四辻公遠女）之間誕生了皇子，秀忠上京聞知此事，決定和子入宮延期，後水尾對此則對右大臣近衛信尋表示，當年如果和子不能入內，則“罪在朕躬”，他將剃髮讓位給兄弟。
秀忠聞訊便定罪處分了天皇近臣十餘人，示以強硬。
對此後水尾更不讓步，表示：“此次處分公家雖然很對，但是因為朕沒有德望，才導致此事。”再次提出讓位。
將軍秀忠無法，派津藩主藤堂高虎為使說服天皇收回成命，但是天皇反而提出要幕府收回對近臣的處罰。
在關白九條尚忠和京都所司代板倉重宗的一再請求下，天皇才答應聽從將軍意志。德川和子的入宮被定在了1620年6月。
而被處分的近臣也在入宮之後得以解除處分。
後來在寬永初年，朝幕間又發生了“紫衣事件”，德川秀忠強行宣佈1615年以來朝廷賜予高僧的上人稱號和紫色法袍無效，以宣示幕府的法度高於天皇的勅許。
幕府的舉動引起了一批高僧的不滿，他們連署上書，提出抗議，而幕府將他們統統流配遠方。
對此，後水尾天皇終於忍無可忍，他在1629年（寬永六年）11月，不顧他和和子的皇子夭折后皇儲無人，突然宣佈退位，並把皇位讓給了他和和子所生的公主興子內親王，搞出了六世紀孝謙（稱德）女皇以來長久沒有先例的女帝，幕府沒有辦法，只得予以追認。
恐怕正因為有著這樣的歷史先例，明仁天皇的“讓位”才受到世人矚目。
安倍政權的右傾化，路人皆知。然則一直維護戰後和平主義的明仁天皇，是不是對安倍政權的“政事”有所不滿，方才提出退位呢？人們難免會這樣想象。
注：部分引用自蘭臺論史以及網絡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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