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74年，一個可愛的小皇子在馬廄前出生了。他的父親豐日皇子（日後的用明天皇）十分高興，便給他取名“廄戶”，即後來的聖德太子。聖德太子小時候十分聰明，傳言他剛出生不久就會說話，並能同時聽10個人講話而不亂，所以家人又給他起了別名叫“豐聰耳”，意思是說他比別人的耳朵多。
聖德太子聰明好學，他對來自中國的儒家典籍和佛教經文十分感興趣，潛心研讀。所以，當587年朝中大臣為是否接受佛法分成兩大派激戰的時候，他站在了擁佛派蘇我馬子這邊，並參與了消滅宿敵物部氏一族的軍事行動，崇駿天皇遭暗殺後，聖德太子被一群反蘇我氏的豪族推為天皇候選人，但未能如願登基。然而這並不代表他失去了一展抱負的機會，594年，推古天皇即位的第二年，他就被任命為皇太子，授予“攝政”頭銜，統領群臣。
聖德太子當政之初，為更好地學習中國文化和在日本普及佛教，他拜高句麗僧人惠慈為師，學習佛教；又跟隨百濟博士覺哿學習家經典。惠慈是當時高句麗的名僧，於595年(推古三年)來到日本，聖德太子與他十分投緣，二人曾邊泡溫泉邊討論佛法，覺哿是五經博士，教授聖德太子《易》《尚書》《詩》《禮》《春秋》。由於當時的學者往往是專一術、學兼百家，聖德太子在他們身上學到佛、儒二教要義的同時，也學到了其他各方面的知識，這為他日後的一系列改革打下了理論基礎。
公元6世紀末，推古天即位前，日本國內的局勢因為大和政權在朝鮮的戰敗而更加混亂。朝外，地方豪強不斷兼併土地，擴充實力，部民不堪被奴役，紛紛逃亡，朝內，氏族大姓公然爭鬥，無視皇權，皇族力量十分薄弱。故推古天即位後，交給聖德太子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他重整朝綱和社會法紀，重新建立起天至高無上的權威來。
聖德太子為此首先制定了所的位制度，即“冠位十二階”，“冠位”為德、仁、禮、信、義、智六等，每等又分大小二階。其要旨在於這只是一種榮譽稱號，沒有職權，不能世襲。朝廷可以根據個人的才幹和功績來授予“冠位”，不必考慮出身門第。這一舉措使普通人有了晉升社會上層的機會。天皇廣納賢良的同時削弱了世襲貴族的權利，為他們的醉生夢死、養尊處優敲響了警鐘。
其次是擬定了《十七條憲法》，這是日本第一部成文法典，其核心思想是儒家的“三綱”“五常”。內容上主要為三部分，一是天皇擁有絕對權威，如“國無二君，民無二主，率士召民，以王為主”等。二是對官吏的要求，如“忠君盡職”“以和為貴，以禮為本”“明辨訴訟”“見惡必”等。三是治國的方法，如“勿斂百姓”“農桑之節，不可使民”等。
最後是神化日本天皇。聖德太子為樹立君主神聖不可侵犯的形象，把過去的“大王”改稱為“天皇”，宣揚天皇是神，藉由道教辛西年之說，編排“皇紀”以證明，將皇族歷史向前多推算了大約一千年，並照此邏輯編修了《天皇記》《國記》《臣、連、伴造國造180部並公民等本記》等史書。
聖德太子的改革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佛數的弘揚，在推古天即位前，日本關於是否信佛的爭論已持續了多年，由此還引發了兩大權的爭鬥。聖德太子本身屬於佛派，他認為佛法可以更好地教化日本民眾圖繞在天皇的身邊，忠於天皇，所以，在他攝政後，先以推古天皇的名義發書鼓勵朝臣“興隆三寶(佛)”，然後以身作則，親自注釋佛經、廣修佛院。聖德太子撰寫了《三經義疏》，建立起四大天王寺、法隆寺、中宮寺等七座佛寺。統治者的示範讓日本掀起了修建寺廟的熱潮，一時之間，全國都在建立寺院，僧尼人數也是急劇增加。從此，佛教在日本落地發芽，代替神道教成為日本最大的宗教。
這一系列的改革讓日本的社會風氣為之一新，也為聖德太子心中的另一個打算做好了準備。607年，聖德太子任命小野妹子為使節訪問隋朝。此次訪問不同於往常，小野妹子身上攜帶了一封特別的國書，上寫道:“東天皇敬白西天皇。”意為日本君主與中國君主地位等同，此次訪問不再是朝拜。聖德太子此舉旨在改變日本對中國政權歷來的屈從關係，提高日本的國際地位，顯示天皇權威。當時正被農民起義弄得焦頭爛額的隋煬帝接到這樣一封國書時，雖然心裡不悅，但考慮到雙方國內的處境，只好給予默認。
此外，聖德太子還派遣了8位留學生與小野妹子同行，這是日本向中國派遣留學生的開端。這些留學生長期在中國生活和學習，直至充分掌握中國的文化制度後方才回國，他們在日後的大化改新及律令國家的建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聖德太子的改革卓有功效，但因為顧忌氏族大姓，特別是蘇我馬子的權勢，未能從根本上動搖氏族的統治。622年，聖德太子壯志未酬身先死，死時才48歲。在他死後，已經積累起一些力量的皇族與蘇我氏之間展開了激烈的鬥爭，並最終獲得了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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