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的許多典籍中，都一再盛讚禪讓，認為這是當政者的一種美德。
但實際上，不要說現代社會，就是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里，即使再怎麼標榜以德治國，君主們也不肯再去搞“禪讓”那一套了。而其緣由，卻絕不是因為“禪讓”出在原始社會，封建社會再行“禪讓”，會開歷史的倒車。
應該承認，“禪讓”是中國人的一大發明。
據說，在上古時代，堯讓舜，舜讓禹，禹讓皋陶，王位的更替，就是你讓給我，我再讓給他，而不是後來的那種父子世襲。當然，在堯舜禹那個時代，如果想傳位給自己的兒子，也並非做不到，但堯卻開了一個好頭，把皇位讓給了舜。舜仿照堯，後來又將權力讓給了禹。如果這樣一路讓下去，以這種方式進行政權更疊，那麼，許多爭戰或可避免，許多陰謀也會消弭於無形，而權力，輒可以一直掌握在賢者手中。所以，“禪讓”的稀罕，就在於權力不授子，只授賢。比如堯之子丹朱、舜之子商均，他們的父親都認為他們不具備掌管天下的德能，所以便不傳位給他們。據《史記▪五帝本紀》所載：“
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這段話大意是說：堯知道兒子丹朱不才，不堪大任，要把王權授予舜。讓舜掌權，百姓獲其利而丹朱不稱意，讓丹朱掌權，則天下受其害而丹朱得其利。堯說：“總不能讓天下人受害而一人得利。”於是就將權力讓給了舜。堯讓權於舜，舜讓權於禹，但到了禹交班的時候，情況卻起了變化。
本來，禹最初選好的接班人是皋陶，但皋陶卻中途夭折了。無奈，禹只好又選了皋陶的兒子伯益。禹在位一共十八年，後來東巡的時候死於會稽山。禹雖然也秉承了堯和舜王權“禪讓”的傳統，但最終伯益卻未能接班。對此，史書給出的理由是：伯益民望不夠，不如禹的兒子啟民望高。《史記》上就說，啟和堯、舜的兒子不同，素有賢名，當禹死的時候，他已經“天下屬意”了。因此，老百姓不去擁戴已被選拔上來的伯益，反而前往啟的駐地，高歌“吾君之子也”——這是我們先王的兒子啊（句式類似“我爹是ｘｘ”）！到最後，可想而知，啟做了皇帝。這次權力的更替，似乎充分體現出了“民意”，最後，致使禹的“禪讓”落了空。也正是這次“禪讓”的流產，徹底終結了這個制度。
禹的兒子啟建立起夏朝，成為中國歷史上世襲制度的第一人。同時，這個國家，也由原始社會進入了奴隸社會。當時的那些老百姓也許根本想不到，在此後的幾千年裡，一代代的帝王，都會以這次“禪讓”流產作為歷史依據，堅決廢止了以“選賢”為宗旨的禪讓制，開啟了“皇權神授”的新模式。自此以後，統治權就變成了一姓家傳的私有之物，無論後世子孫賢與不賢，都可以坐上王位，管理天下了，以致像西晉那個“何不食肉糜”的傻瓜司馬衷，只是因為出生在帝王之家，便能接掌天下，成為了一朝天子。
現在來看禹的“禪讓”過程，我們發現，其中存有許多可疑之處。
首先我們要問：皋陶死後，禹的兒子啟既然已經“天下屬意”了，對此，禹是失察還是無視呢？他為什麼非要違背“天下”的意願，寧選皋陶的兒子伯益，也不選自己的兒子啟呢？他是擔心後世會出現世襲制，還是顧慮讓權於啟，怕百姓說他有私心？這些問題，非常值得玩味。
據《史記》所載，堯“知子丹朱之不肖”，舜知兒子商均“也不肖”，那麼禹的兒子如何呢？司馬遷明白無誤地說：“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說他是個賢才，受到了天下百姓的擁戴。但作為啟的父親，禹選的卻是皋陶。皋陶賢否？司馬遷沒說。但我們可以在《尚書》中考察一下皋陶的賢愚。《尚書》有《皋陶謨》上、中、下三篇，上篇記錄了皋陶的言論，說他向禹提出了“國民教育”問題，主張推行“九德”之訓。他的主張受到了禹的欣賞和重視——“禹拜昌言”。皋陶“九德”之論，也成為後世儒家講“德道”的基礎。由此可見，皋陶確實是個賢人。但皋陶沒等到接位，中途卻死了。
皋陶死後，禹怎麼選擇，成為了問題的個關鍵。禹沒有選“天下屬意”的兒子，卻選了皋陶的兒子——伯益。伯益的品德和才能如何呢？沒有文獻記載，只說他“佐禹日淺，天下未洽。”就是說，伯益雖然被選定為接班人，但他輔佐禹工作的時間較短，沒有樹立起威信，致使天下的諸侯和百姓不買他的賬。那麼，伯益果真“佐禹日淺”嗎？《孟子》一書記載：“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就是說，伯益跟隨禹在一起工作已經有了七個年頭。七年的時間，尚不能樹立起自己的威信，僅此一點，就說明他能力較差。這裡出現一個問題：皋陶之後，啟賢，卻不選，只因為他是禹的兒子，而伯益能力缺乏，卻又被選中，因為他是皋陶的兒子。這本身就有違“禪讓”的宗旨。那麼，禹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史籍中未見明確記載，也無人提及這個問題，因此，我們只能根據現有的資料，進行推測。《史記》在介紹禹的業績時說：“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兇慝，天下謂之‘混沌’。少皥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此三族，世憂之……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謂之‘饕餮’ 。”可見，那時的許多“太子”都是“不才子”，老百姓對他們深惡痛絕。他們對現有的政權，也是一個嚴重的威脅。正是看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禹踐位之後，便採取了果斷措施，“流四凶族，遷於四裔（裔，邊遠處），以御魑魅（意在以兇抵災）”這是禹在治水之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功績。據此我們揣想，是不是正因為他有這樣的一個工作經歷，才讓他格外警惕，甚至刻意迴避自己兒子掌權呢？
說到禹的兒子啟，我們不禁要問：他的威望是從何而來呢？他又是通過什麼手段樹立起自己的威望呢？這些，均無史料可查，不得而知。但在《孟子》一書中，我們卻發現，在權力轉移的過程中，先王的兒子，自然而然的處在一個極為特殊的位置上，甚至對於每一個即將接班的人，都構成了潛在的威脅：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
“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
“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以上均見中華書局2005年版《孟子》219-222頁）
新王上任前，都刻意要躲避先帝的兒子，這種躲避的本身，就十分說明問題。不難猜想，當時的政治氛圍，肯定有幾分曖昧，幾分緊張。由此可以進一步推測，權力之爭，當時也許並未付之於行，但恐怕已經存諸於心了。果不其然，啟在接掌王位後，“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於甘。”（甘在今陝西戶縣南郊）戰前，啟作了一篇《甘誓》（收在《尚書》中），申明自己是奉了天命（皇命受之於天，是不是由此而來呢？），要滅掉有扈氏，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篇討伐檄文。有扈氏一滅，“天下鹹朝”，都臣服了。這場戰爭，武力第一次被引進了權力更替的過程之中，從此就再也沒了“禪讓”那種和平移交權力的方式了。這從另一個側面也印證了啟的能力。因為，在這場權力更替的過程中，他創造了許多先例，開創了新的歷史。自他以後，“禪讓”制度正式終結。
“禪讓”歷三代而終，是否說明它沒有生命力呢？姑且不論，其實“禪讓”在歷史上是否真的存在過，卻一直令人懷疑。戰國末期的荀子，他本人雖為儒家一份子，卻根本不信歷史上有過“禪讓”。他針對當時的言論說：“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擅讓。’是不然。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接下來，他具體分析了“死而擅之”、“老衰而擅”等幾種說法，認為都不可能發生，然後結論道：“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以上見《荀子·正論篇》）而法家人物韓非，更指“禪讓”一事非但子虛烏有，那時的政權更迭，反倒出現了“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也，而天下譽之！”（見《韓非子▪說疑》）在韓非看來，舜、禹、湯、武跟本就是亂臣賊子，天下的人對他們都讚頌錯了。他的觀點，其實在早於韓非的《竹書紀年》（春秋時晉國史書）中，也有記載：“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說舜囚禁了堯，並阻擋丹朱，不讓他們父子相見。情節更加具體。如此看來，政權交接不但不是什麼“禪讓”，簡直就是一場宮廷政變了。
此後歷朝歷代，都不乏對“禪讓”的質疑之聲。當代史學界更是有人指出，堯禪讓天下一事，只出在《尚書·堯典》一文中，而《尚書》原就是周代的官方記史，後又經過了孔子的刪改，所以，它代表的只是儒家一派的政治理想。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在《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一文中說：“《詩經》中有若干禹，但堯舜不曾一見。《尚書》中除了後出的《堯典》、《皋陶謨》，有若干禹，但堯舜也不曾一見。故堯舜的傳說，禹先起，堯舜後起，是無異議的 。”假如真像顧頡剛先生所說，堯舜出現在禹之後，哪裡還會有什麼“禪讓”呢？歷史學家童書業在《“帝堯陶唐氏”名號溯源》一文中更進一步指出：“堯舜禪讓說，經墨家的鼓吹，漸漸成熟，流入了儒家的學說中，儒家本來是富於整齊增飾故事的本領的，他們即漆出舜禹禪讓的故事來，於是堯、舜、禹成為禪讓故事中的三尊偶像。”但兩位史學大家的觀點能否立得住，我們卻很難斷言，因為，據考古學家介紹，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湖北荊門郭店出土的楚簡《唐虞之道》上，開篇即有“唐虞之道，禪而不傳”（即禪位而不傳子）一句，又令“禪讓”之事到底有沒有，生出了新的疑問。
在此，我們且不去討論“禪讓”的真假，先來看看上古時候帝王的待遇如何。
在部落社會里，坐上王位並不是什麼很享受的事。他們不但享不著福，反倒要吃很多苦，甚至可以說是活受罪。據《韓非子▪五蠹》，堯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野菜粗糧，“冬日麑裘，夏日葛衣”，生活待遇連當時看大門的奴僕都不如。這裡所謂的“麑裘”，並非今天市面上賣的裘皮大衣，而是弄一張獸皮直接裹在身上。雖說這也是“皮毛一體”，但既談不上美觀，更說不上高檔，僅可禦寒而已。夏天所穿的“葛衣”，也比不得今日的棉麻，不過是把葛類植物的莖扒下皮來，編製成一件短衣，涼快也許涼快，但其粗糙的程度，即便是今天偏愛“屌絲裝”的人，大概也不會去穿。因為這種所謂的衣服，僅能“揜（通“掩”）形禦寒”，根本就與華貴、時尚一類的概念無關。待遇低，工作卻很勞累。就以禹為例。他在位時，天下洪水濤濤，他每天要拿著鋤鍬，率領百姓幹活，甚至“三過家門而不入”。韓非是這樣形容他的：“股無胈，脛不生毛”（大腿無肉，小腿汗毛都磨掉了），即便是當時最苦的勞役也比當他這樣的帝王強。由此，韓非生出感慨說：“以是言之，夫古讓天下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在他看來，就算君主肯於讓權，那也不過是去掉像看大門一樣的待遇、脫離奴隸一樣的勞苦，並沒有什麼可以稱道的。接著，他筆鋒一轉，繼而寫道：“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世代乘車不徒步），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韓非子這個人，雖然說話口吃，不善交談，但他這支筆卻十分辛辣，把“古之天子”與“今之縣令”相對比，一個“輕辭”，一個“難去”，一針見血地指出，其中最關鍵的原因，就在於個人利益的多寡：古之天子無利可圖，而今之縣令“累世絜駕”，讀起來真的讓人振聾發聵。
據查，縣令這種官職的出現，雖然沒有堯舜那麼久遠，但此一官職的設立，也還是比較早的。據史學家考證，“縣令”之謂，最早見於春秋時期的晉國，而在魯國，則叫“縣人”，楚國叫“縣尹”。戰國以後，特別是秦漢之後，掌管萬戶以上縣邑的官，才叫作縣令，掌管萬戶以下的，則叫“縣長”。縣令一般需由中央政府勅封，雖工作在地方，但權力比較大，威勢也不小，並且財源廣進，豈是隨便就可以讓予他人的？
歷史上倒的確出現過幾個辭去縣令官職的人，為大家所熟知的，一個是陶淵明，一個是鄭板橋。他們之所以辭官不做，倒不是因為州官縣曹歷來就被視為“風塵小吏”，與紫綬金章雲泥區隔，便嫌位卑官小，不是，完全不是的。他們之所以辭官，根本原因在於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惡劣，政治黑暗，庸官循吏之間又相互傾軋，彼此勾心鬥角，行於公門之中的“潛規則”，讓人不勝其煩。而陶淵明、鄭板橋一類人，卻早生就了一副傲骨，又加上心有良知明識，讓他們也跟著去同流合汙，是萬萬不肯的，因此，只好一走了之。一介縣令，當然也無需“禪讓”，於是袖子一甩，掛印走人了。辭官不做，鄭板橋的日子倒還好過，他可以賣賣字，賣賣畫，活得蠻滋潤。據說，他將《板橋筆榜》帖於門上，公佈他書畫的價碼：“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而且作為書生，他商品意識濃厚，並不避諱談錢：“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現銀，則中心喜樂，書畫皆佳。”（見齊魯書社《鄭板橋全集》1985年版243頁）而陶淵明的處境則完全不同，可謂窮困潦倒。他在《自祭文》中說：“自餘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但雖然屢屢斷炊，冬天的葛衣也不能禦寒，他卻依然不改初衷，“欣以素牘，和以七絃……勤靡餘勞，心有常閒。”可以這樣說，陶淵明和鄭板橋兩個人，陶淵明辭官是隱退于田園，而鄭板橋則進入了市場，這也是人們為什麼更加崇敬陶潛的原因。
由此可見，他們辭去縣令不做，比堯舜更加了不起，因為他們所丟棄的，並不是“監門之養”，也不是“臣虜之勞”，而是可以“子孫累世絜駕”的許許多多的切身利益。也許正是這個原因，現在，我們已經極少聽聞“今之縣令”辭官不做的消息了。
作者簡介：李漢君，自幼喜書，但讀得多，寫得少。及長，不過數年知青，數年醫生，數年編輯，隨波而逐流，漂忽兮不定。轉任文吏，縫裁嫁衣，方坐得幾年小吉普，轉眼又成田舍翁。於是復又埋首書堆，重操楮墨；煮字煉詞心繾綣，紙上談兵意沛然，無他，性本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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