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去世後，曹丕以受禪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魏王朝。 我們可以從史書上看到，他所選用的這種代漢自立的方式是十分曲折複雜的：
首先，曹丕讓手下李伏向自己進獻預示曹魏將取代劉漢的祥瑞之表，曹丕接到表之後的反應是這樣的：
“以示外。薄德之人，何能致此，未敢當也。斯誠先王至德通於神明，固非人力也。”
這三句話，明作謙虛，暗行鼓勵，對李伏及其表無一句呵責之詞，其實喜悅之情可揣摸而見，其輿論導向更明明白白。接著讓一群文官啦啦隊給自己上奏代漢自立的先哲預言來給自己增加道德依據和心理依據。最後逼迫漢獻帝三讓皇位於自己，自己再拒絕來顯示自己的品行。
曹丕在最後一次象徵性的拒絕後，終於登壇受禪，公卿、諸將，匈奴單于、四夷朝者數萬人陪位，祭天地、五嶽、四讀，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同律度量，大赦天下，新朝誕生了！在一片道德祥光中誕生了！
但是通讀史書我們就會發現，曹丕篡漢之時，大漢王朝早就已經大勢已去了，那曹丕為何不像項羽一樣振臂高呼“彼可取而代也”以武力方式奪取政權，反而選擇曲折的受禪方式代漢呢？
先秦舉賢禪讓思想的影響
曹丕堅持禪讓的第一個原因在於他自身所接受的教育。
從曹丕的身份來看，他不僅是一位帝王，也是一位富有才氣的才子。作為一名才子，免不了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這其間就包括了儒家的舉賢禪讓的思想。
孔子認為，只有舉用賢才，才能達致天下大治的理想社會，而傳說中的唐虞時期，正是人們心中的此種舉賢選能的典範時代。
同時，在孔門看來，古代聖君選賢舉能的最高境界，則是在年邁力衰而嗣子“不肖”時禪讓之以天下，以延續聖道之下天下大治的美好局面。故相傳由孔子整理過的儒家經典《尚書》的首篇《堯典》，就具體記載了唐虞之際的舉賢禪讓傳說。
《論語·堯曰》記載了堯對舜說的一句話：
“諮！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樣永終”
而舜也將此對禹所說。由此可見，孔子對禪讓的方式是贊同的，認為這是天道的傳承。而從孔子對舜“德其誠賢也”的讚美來看，他對禪讓而治天下十分滿意。
子貢曾經問孔子怎麼看待伯夷與叔齊，孔子說他們是從古至今難得的賢人，是“求仁得仁”的人。伯夷、叔齊，也是傳說中與泰伯一類以君位相讓的著名人物。可見孔子心目中的賢人，就是此種“求仁而得仁”者，並且只有這樣賢仁者，才是為君之理想人選，也才有以君位相讓的典範行為。
正是出於這樣的思想，在遠古舉賢禪讓傳說流行、春秋時期君位更替過程中確實不乏辭讓尚賢之例的背景下，孔子才會熱情推許其弟子仲弓之賢足可“南面”為君。
至此，我們可以說孔子推崇並主張在現實領域主張實行舉賢禪讓，那麼孔子是否主張通過革命實現聖人得位呢？
儘管《論語》中並未有“革命”一語指涉君權轉移問題，但我們並不能囿於“革命”一語，如孔子便通過舜與周武王所作之樂表達其“革命”的看法：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在此孔子顯然並未讚美武王革命征伐時所作的《武》樂，可想而知孔子對暴力“革命”的看法。
通過對上述有關觀點的總結，我們可以得出，以孔子為首的儒家學派支持舉賢禪讓的思想而不贊同以武力奪取權利的思想。漢以後的學子所學多為儒家思想，曹丕收到這樣的思想薰陶，會採取受禪的行為代漢不難理解。
現實條件足夠曹丕以最好的形式代漢自立
曹丕堅持禪讓的第二個原因在於當時曹魏境內早就已經人心向魏，具備禪讓的條件。
獻帝即位之時，漢家天下，已土崩瓦解。到曹操迎他於洛陽時，已實在是“尺土一民，非漢所有。”他實際上已不是天下的君王，充其量只是天下的一個“問題”。曹操迎他於洛陽並安頓他，尊祟他，就是在處理這個“問題”。
當然，曹操還想利用他的那個“名號”，但這個名號也確實僅僅是個“名號”，已不能號召任何有實力的豪強。曹操迎獻帝，史稱是“挾天子以令諸侯，”這實在是一個錯覺，沒有一個有實力的豪強是聽這個“天子”之“令”的。
但曹操也並不是全無收穫，他有了獻帝這面旗子，就可以招攬一些食古不化，政治上愚忠漢家天下，智謀上又是一代之傑的知識分子，比如荀彧。
荀彧一生為曹操奔走效勞，曹操一生很多大事都賴他的謀劃而成。但他倆是很有些同床異夢的:荀彧寄希望於曹操真擁漢，曹操則寄希望於荀彧最終能見風轉舵，舍舊謀新。
所以一旦他倆各自的這一點希望破滅了。兩人的合作也就到頭了。荀彧後來被曹操逼令自殺。相似的例子還有程昱、孔融等人。
現在人們動輒說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好像曹操的天下是靠了獻帝的“令”才得來的。這實在是一個天大的冤枉。曹操南下討劉備、劉表與孫權時，不是自稱“奉旨伐罪”？他倒是真想打一回“獻帝牌”。
但作為罪臣的孫、劉，何嘗見聖旨而叩拜呢?還不是在赤壁把曹操打得灰飛煙滅。而劉、孫之被滅，是在獻帝既廢之後了。對袁紹、袁術等北方諸侯也一樣。這就足證獻帝的無用。
當時北方的天下，是曹操打下來的，曹操當時“挾天子”自以為可以“令諸侯，”但那些跋息的諸侯們沒有一個因獻帝之令而乖乖的馴順於他，還是需要他一個一個地加以消滅。漢獻帝的帝位甚至生命，也是曹操保全的，按照“家天下”的原則，則天下本就是曹家的了。
如前所說，獻帝此時實際上已不是天下的一個天子，而是天下的一個“問題”。人人都解決不好這個問題，只有曹操把這個“問題”暫安頓好了。但“問題”仍然存在。現在他死了，又把這個“問題”留給了他的王位繼承人二子曹丕。
這個名存實亡的漢獻帝要用什麼方法取而代之呢？武力奪取嗎？大可不必，
曹操留給曹丕的遺產除了北方大片的土地，還有朝堂上一派表面上為漢實則親魏的臣子。可以說曹丕已經掌控了漢家天下，與其武力奪取政權可能會揹負罵名，不如以受禪的方式獲得正統。堅持受禪代漢能夠穩定統治
曹丕堅持禪讓的最關鍵的原因在於當時的天下局勢。
東漢是地方豪族勢力長成的時代，四川盆地同長江下游兩個新經濟區的興起，導致兩區內豪族的高速發展。東漢末年，江東吳郡的顧、陸、朱、.張，會稽的虞、魏、孔、賀，還有《華陽國志》所記的巴蜀諸郡縣的著姓，都己經形成了比較固定的地方當權勢力。
另外，漢末南遷江左或巴蜀的也有一些大姓，如以周瑜、魯肅為代表的皖北豪族，以諸葛亮為代表的荊楚客居地主等，他們也都有一定的經濟、社會力量，而且其中還有不少傑出的政治人才。
皖北豪族同江東豪族之間、荊楚客居地主同巴蜀著姓之間，也存在著各種的矛盾，但在三國鼎立局勢形成過程中，他們還是一致擁戴了孫、劉二氏與曹魏對峙的。
再從軍事上來說:曹操擁有一支強悍的北方馬軍，貫於平原作戰，曾隨其轉戰中原，破袁紹，誅呂布，滅袁術……威震中州，但是經過連年征戰，這支軍隊的戰鬥力有較大的損耗，需要有一個長期的休整才能恢復。
而吳據長江之利，加上一支訓練有素的水師，曹魏已然難平。而後又有蜀漢守劍閣之險，其馬軍亦是經過中原百戰的精銳。吳蜀佔據地理上的優勢，其軍隊又有一定的戰鬥力，而曹軍徵南，卻要捨己之長，與敵較量，還經常受到兩線作戰的牽制，人數上的優勢便被抵消。
在外交上，曹魏的壓力，給吳、蜀造成了嚴重的威脅，鑑於相同的戰略需要，吳蜀結成同盟抗魏。雖然由於兩國的利益糾紛，吳蜀同盟一度破裂，但是，在曹魏的壓力消失之前，吳蜀同盟的基礎是存在的。
此時的曹丕以如果武力奪取漢政權可能會讓兩國化干戈為玉帛，以此為藉口聯合出兵攻打魏國，無論這場戰爭是勝是負，這對於新上臺的曹魏政權都是嚴重的打擊。
武力奪取政權除了外部可能存在的問題之外，內部也會出現問題。
北方的土地雖然盡數屬於曹魏，但是這土地上的人還是有很多都是親漢的。曹操喜歡徙民，很多南方地區的百姓被曹操強制遷來北方，這部分百姓對曹魏政權是懷著恨意的。但是正因為曹操把漢獻帝放在身邊，他們也為他們的立身處世找到了依據。
有了獻帝，他們就可以麻痺自己的良心，讓自己相信自己是在為獻帝效勞，為大漢效勞。天下大亂，不少人才們定想有所作為，但他的那一套知識形態又使他有所禁忌:不能成為亂臣賊子。而有獻帝在上，哪怕僅僅是名分上的，這個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我們的傳統文化，講究的就是這樣一種名分，有無其實倒在其次。曹丕若以武力廢了漢帝自立，這就是打了這些北方百姓的臉，到時候那些以忠漢自居的人不管是不是主動的，總會在內部使些亂子，內憂外患下，曹魏政權將難以維持下去。
結語
曹丕的這次受禪可以說是為魏晉之後的受禪之風盛行打下了基礎。後人對禪讓過程中出現的迫害與殺戮非常反感，卻忘記了任何一次暴力革命所造成的死亡與崩潰遠非禪讓所能比。只是史書對上層的屠戮描寫詳盡，而對於人民在暴力革命中的記載極其抽象。從這一點來看，受禪不由得是一種好的權力交接的方法。
參考文獻
《尚書今古文註疏》
《國語集解》
《禪讓政治研究》
《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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