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新皇帝的作為(上)

曹丕——新皇帝的作為(上)

曹丕早年對自我期許不小,在作太子時就向儒士學人和朋友抒發抱負,表示要以漢文帝的治國行事為楷模,他為自己確立了不錯的人生目標,理想是極其美好的。而作了皇帝的曹丕在現實生活中究竟表現如何呢,《三國志﹒魏書﹒文帝紀》及其引注與《資治通鑑﹒魏紀一》記述了曹丕受禪帝位、初徙洛陽時的許多政治行為,從中能夠看到魏國新皇帝的一系列積極作為。

曹丕——新皇帝的作為(上)

(一)向民眾廣施恩德。傳統典籍一直強調“民為邦本” 的政治理念,稍有學識的人對此應該非常熟悉,考驗高層政治人物的關鍵點僅僅在於是否真正認可並願意遵照實施。曹丕曾多次表達過對全國民眾苦難生活的同情,愛民的心境似乎是真實的,剛獲權力後他確有不少措施:①在剛繼位魏王月餘時就發令說:“關津本來就是通商旅,池苑是防禦災荒的,設禁區收重稅,不能方便百姓。現在解除在這些地方所設的禁區,減輕關津之稅,都恢復到十分之一。”他還派遣使者到各郡國進行巡查,有不遵守規定而暴虐百姓的,要求檢舉其罪。②在禪讓的大戲緊張上演期間,他發佈王令說:“在戰場上死亡的士卒,有的沒有得到收斂,我內心非常不安,現在通知各郡國備好棺材給予殯斂,送到家中,官方為其設祭。”③受禪為帝后,他立即宣佈給成年男子每人升爵一級,作了父親的男子如能遵循孝悌之道並勤奮耕種的升爵二級,這些升爵背後都繫帶著物質利益的實惠。不排斥這些措施有配合他上位稱帝的意向,但他把培養自己社會根基的關注點放置在廣大基層百姓和軍隊士卒身上,對下層兵民的生活困苦給予了首先關照,這一治政思路無疑是正確的。

曹丕——新皇帝的作為(上)

曹丕踐位後對潁川郡給予了特別照顧,他發詔說:“潁川是先帝當年起兵之地,官渡之戰時其他地方觀望和叛離,而該郡堅守道義,丁壯年都拿起武器,老弱之人背送糧食。過去漢高祖以關中作為立國根本,光武帝依靠河內為王業之基,現在我又在此郡登壇受禪,上天以潁川來輔助大魏。”為此免去了潁川郡一年田租。他對當年潁川民眾的模範助戰活動作了高度評價,進而把魏國的昌盛命運和潁川聯繫起來,給了當地民眾頗高的榮譽和實際利益,強化了他們對大魏的國家認同。

曹丕——新皇帝的作為(上)

(二)確立與漢室的關係。禪位大典之後,劉協及其代表的漢室退出了天下政治舞臺,曹丕宣佈給予其諸侯王之上的政治地位和生活保障,這應該出自背後的承諾,代表了許多同情漢室的臣民內心的期望,對曹丕而言當時也許僅僅是一種為保證事情順利推進的策略。在曹丕稱帝之後,魏國群臣中出現了頌揚魏德,同時抑損漢朝的傾向,曹丕對此並沒有予以重視,大概覺得理所應當吧。而朝中散騎常侍衛臻對此提出了異議,他認為魏國受禪於漢,存在“火生土”之義,所以必須頌揚漢朝的美好。曹丕覺得衛臻說的很對,馬上表示說:“以後凡天下送來的珍品,我與山陽公共同擁有。”尚書陳群也強調曹魏以聖德應運受命,應當在創業立制方面為後世作出良好樣板。漢室雖然退出了政治舞臺,但其歷史影響以及人們的關念眷戀尚還存在,各層人士會從曹魏對漢室的態度中觀察判斷前者的德性優劣。即使拋開他們雙方間的親眷關係,劉協仍是漢室政治遺存的當然代表,他的個人生命及其某些待遇必須得到應有的保證。既然是千年不遇的“禪位”,那當然就需要千年才有的開新模式。

曹丕——新皇帝的作為(上)

當年蜀國成都傳聞獻帝劉協已被曹丕殺害,劉備諸葛亮等蜀中百官披麻戴孝,為劉協舉辦喪禮,他們按照慣常思維和歷史前例去想象許都的事態結果,殊不知劉協當時正在山陽封地過著他並不苦痛的生活。可以說,曹丕稱帝后是真正想通了漢魏間的這一關係,他並沒有如歷史上許多篡國者一樣對前朝失國皇帝加以迫害,而是履行了承諾,堅守了應有的政治信用,開創了一種國政交替的良好模式。221年正月,曹丕郊祀天地與明堂,接著打獵到了原陵(今河南孟津西),還派遣使者用最高的太牢禮儀祭祀了東漢光武帝劉秀的陵墓,以表示對漢朝的尊崇。

(三)對吳蜀兩國的非戰態度。曹丕因為推崇漢文帝劉恆那種不用武力、和平處理國內政治問題的治國方式,因而對蜀中劉備集團一直採取分化利誘的方針。蜀道艱難,但他安排老臣王朗給蜀中擔任司徒的故舊朋友許靖不斷信函聯繫進行拉攏策反,後來又安排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群、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等年紀老邁的大臣分別寫信給執政人諸葛亮,向他陳述天命和人事,勸說諸葛亮向魏舉國稱藩。曹丕大概相信,以曹魏的宏雄氣魄和自己的真誠之情一定能夠說服偏居西南的蜀漢歸順大統,認為只要有足夠的耐心等待就可以。

曹丕——新皇帝的作為(上)

在曹丕代漢立魏之際,吳蜀兩國此前剛發生了荊州爭奪戰不久,東吳襲取荊州並殺害了關羽,稍後劉備在蜀中稱帝后整頓軍隊,他拒絕孫權的求和,準備伐吳復仇。當時曹丕召集群臣分析吳蜀雙方可能出現的動向,侍中劉曄認為,劉備要依靠威武顯示自己的強勢,又與關羽情義深重,必然要出兵報仇。及到221年八月,孫權派使者向魏稱臣,所上奏章言辭謙卑,劉曄提議說:“如今天下三分,魏國佔有全國土地十分之八,吳和蜀各自僅有一州地域,他們阻山依水,有急相救;現在雙方結仇相攻,這是消滅他們的大好機會。應該整頓大軍,直接渡江攻打吳國。因為蜀國在外面牽引,魏國軍隊攻其中心,不過十多天吳國就會滅亡,剩下蜀國就孤立單薄了。”但曹丕說:“有人投降稱臣,我們卻討伐他,這會讓天下願意歸附的人們產生疑心,不如接受東吳的歸降而襲擊蜀國的後方。”劉曄堅持說:“我們距蜀路途遠,而與東吳靠近,如果蜀國知道我們來攻,便會退軍回守,我們難以阻止。現在劉備發怒攻擊吳國,聽說我軍伐吳,知道東吳必亡,會很高興地迅速向吳進軍,同我們爭割東吳疆土,也決不會改變計劃去救援東吳。”但曹丕並未聽從劉曄的意見,他接受了吳國的投降。

其後,在222年初,孫權上書說:“劉備領著四萬人馬及騎兵二三千,軍隊已經出了秭歸,請求前來掃滅,迅速獲取克敵之勝。”這是孫權向魏求救,希望出兵前來援助。而曹丕寫信回覆說:“當年隗囂的失敗,災禍起於佔領栒邑(今陝西旬邑東北);公孫述被俘獲,轉變在於奪得了扞關(今重慶奉節東長江岸邊的關隘)。只要將軍的部隊奮發威武,一定能夠成就奇功,實現我的心願。”曹丕向孫權列舉了東漢初的兩則特定戰例,表明搶先行動的軍隊未必有好的結果,這裡只送給了孫權幾句沒有實際作用的空話,而並未派軍隊援救之意。他在蜀吳爭戰中堅持自家的非戰原則,只是坐山觀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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