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249年，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事變，誅殺曹爽及其黨羽，成為曹魏政權最大的權臣，至公元265年，司馬炎在其祖父司馬懿、伯父司馬師、父親司馬昭等人打下的堅實基礎上，逼迫魏元帝曹奐禪位，開創晉朝，短短16年，司馬家族能夠成功篡奪曹氏江山，絕非偶然，亦非權臣必能奪位那麼簡單，如果我們將司馬家族篡權的整個過程放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覆盤，就能發現，它既有客觀條件，也有主觀努力，今天我們就以《資治通鑑》為主要史料依據，試著探尋司馬家族得以成功篡權的深層次原因。
晉武帝司馬炎
一、儒家士族豪門的社會階層背景是篡權成功的根本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官宦多以經術起家，並能通過傳經講學、廣培門生而發展壯大，經年累世，逐漸形成一個士族門閥群起而獨大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中，“高門華閥有世及之榮，庶姓寒人無寸進之路”，且不同的士族門閥之間通過聯姻與門生，關係和地位變得更加緊密和牢固，士族成為皇族之下最為尊貴和顯赫的社會階層，這才有了東漢末年四世三公的袁紹起兵而一呼百應的局面。
司馬懿，正是出自這個時代背景下的地方士族豪門。據《資治通鑑》第六十五卷記載：“元城令河內司馬朗為主簿，弟懿為文學掾”，再往前世追溯，據《晉書》稱：“楚漢間，司馬卬為趙將，與諸侯伐秦。秦亡，立為殷王，都河內。漢以其地為郡，子孫遂家焉。”司馬懿祖上早在楚漢時期便隨項羽征戰，受封殷王，建都河內，司馬家族世世代代居住此地，歷經兩漢四百年，期間數有變亂，但司馬懿的父親司馬防還能官至京兆尹，足可見當時的士族門閥階層有多麼興旺，而司馬家族世代有多麼昌盛。
司馬懿
出身於這樣一個士族門閥，但凡不是智力殘疾，必然都飽受儒家思想的滋養，司馬懿是如此，司馬師、司馬昭乃至西晉開國皇帝司馬炎更是如此。
我們看司馬師在司馬懿死後領大將軍、錄尚書事掌握大權之後，為治理匈奴邊患，鄧艾建議將羌胡之人居於百姓編戶之外，目的是便於推行禮義廉恥的儒家思想教育，斬斷奸惡作亂之路，“司馬師皆從之 ”。公元253年，魏軍在東興敗於東吳，朝臣議論想要罷免諸將，司馬師說：“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所以此次戰敗，免了所有將領的罪過，只削去了司馬昭一人的爵位。同年，雍州刺史陳泰請求討伐胡人，導致新興雁門二郡胡人反叛，司馬師又稱：“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把兩次失敗歸因於己之過，雖然行動失誤，卻讓聲名遠揚，得到將士和百姓的心悅誠服。司馬家族無論是治軍，還是理政，無不彰顯著儒家的仁義思想，這讓司馬家族得以在無形中積攢民心。
正因為如此，無論是司馬懿在高平陵事變中誅殺曹爽，還是征討反叛的太尉王凌，無論是司馬師陰謀廢掉曹芳扶持曹髦，還是司馬昭的部下弒殺曹髦，都沒有引起較大的動亂，即使是王凌、諸葛誕等人反叛，也是小範圍反叛，而且並不成氣候，大環境下司馬家族還是能夠得到眾多人支持的，因為司馬家族能夠“擢用賢能，廣樹勝己，修先朝之政令，副眾心之所求”，“夙夜匪懈，以恤民為先”，“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
司馬師
反觀曹操，他的祖父曹騰是中常侍、宦官，父親曹嵩是曹騰的樣子，就出身背景而言，曹操的家族是非儒家的寒族，宦官階層，所以曹氏家族並不看重儒學，而是“任俠放蕩，不治行業”，行事不由自主地沒有章法原則，比如娶妻，曹操的卞後出自倡家，曹丕則先以甄氏美貌為妻，不惜其賢德，反以出身卑微的郭氏為後，這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與士族門閥的思想格格不入。
曹氏立國以後，幾乎把對士族的抑制和打擊奉為國策。最為突出的就是對察舉制度的朝令夕改，建安十五年下令唯才是舉，建安十九年又下令稱“士有偏短，庸可廢乎”，建安二十二年甚至說“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可見其察舉人才，不論品行地位，只要有一技之長，都能夠得到重用。
曹操
在亂世中，這種做法只能成功一時，而在曹魏建國以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的“治世”時期，這些不重品行選拔起來的官員，便越來越顯現出他的弊端。特別是曹操在奪取荊州後，對當地士族血腥屠戮，崔琰、楊修、孔融，這些當世名門望族高譽之士，都被曹操殘忍殺害。對曹操而言，想抑制士族門閥階層的初衷，對於其穩固政權的意義是好的，但經過幾百年形成的士族階層，若非有幾十年甚至數百年摧枯拉朽的力量，又如何能輕易將它壓制呢？這對於當時的士族門閥而言，為了維護階層利益，必然會從輿論等各方面予以否認和反對，使得曹氏家族失去士族門閥階層的支持。
二、“九品中正制”的實施使得曹氏與司馬氏的政治勢力此消彼長
如果說曹操在亂世之中奉行唯才是舉的用人理念，是為了行非常之事，那麼曹操死後，曹丕篡位稱帝建立魏國以後，由於治理國家的需要，就必須出臺一個相對規範的用人制度，於是“九品中正制”就應運而生。《資治通鑑》第六十九卷記載，魏文帝曹丕黃初元年（公元220年），“
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鑑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陳群也是士族門閥的代表，他提議實行九品中正制，於公自是為了讓朝廷遴選出更為賢能的人才，於私，便是對曹氏家族打擊士族的報復，因為在曹操時代唯才是舉的用人理念指導下，朝廷往下或者是曹氏宗親權力過於集中，或者是有才無德之人身居要職，經學之士既不能得到重用，又難有較高的社會地位。
陳群
所以，“九品中正制”的實施，很快就成為士族門閥恢復自己漢末以來受到打擊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的有效工具。他們利用自己的地位迅速獲取地方州郡的中正之職，掌握人才選拔和官吏考核的關鍵權力，他們說誰有才德，誰便能出仕並委以重任，他們說誰沒有才德，便面臨被降職貶官的危險。於是官吏將逐漸依附於出身士族門閥的中正，而這些士族大家通過人才選拔，大量地輸送門生出仕做官，這些門生，多半也是以儒學立身，代表廣大士族階層利益的。在這樣一種制度之下，士族門閥的政治階層變得越來越高，也越來越鞏固，而曹氏宗親和那些通過唯才是舉做官的人，勢力逐漸受到排擠和壓制，變得越來越羸弱。
司馬師、司馬昭、司馬炎掌權時期，他們的得力干將鄧艾、鍾會等人，皆是在“九品中正制”的實施下，由司馬家族培養的門生選拔出來做官並擔任要職的，而他們又大量地培植部曲，鄧艾養部曲門客以致“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所以整個司馬家族到最後能夠形成一個樹大根深的隱秘集團，軍政大權皆在掌控之中，還能有大量支持者，足以抵禦個別背叛的政治風險，而曹氏宗親等勢力逐漸衰弱。
三、司馬家族能人輩出長期壓制逐漸庸弱的曹氏子孫
正是由於其出身階層背景的不同，司馬家族都是飽讀經書，大多擁有治世之才，司馬懿、司馬孚、司馬師、司馬昭、司馬炎，這些司馬家族子弟，身居要職，還兢兢業業，善待部下，體恤百姓，在政治上很少犯錯誤而引火燒身，為政也好，征戰也罷，都能遊刃有餘，克敵制勝。
但司馬家族子孫又不是迂腐不化的書呆子，他們在利益受到威脅時，又能夠將陰險毒辣表現於無形。司馬懿“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所以在曹操聽說他有狼顧相，要測驗他時，他懂得低調做人，為政加倍廢寢忘食，以取得曹操心安；在曹爽弄權之後，他又敢於急流勇退，通過裝病來偽裝自己，以求自保並密謀誅殺曹爽。而在高平陵之變後，也沒有表現出儒生常有的婦人之仁，而是趁機趕盡殺絕、連根拔起，不留後患，可見其本性之殘忍，手段之毒辣。
司馬懿
司馬懿死後，司馬師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南征東吳，西伐巴蜀，在自身本就有謀略的基礎上，還善於聽取部下的意見，所以總能克敵制勝，先後平定了毋丘儉、諸葛誕的叛亂，而且兵不血刃收拾了準備反叛的鄧艾和鍾會，在新城大敗諸葛恪二十萬大軍，重創東吳，還一舉滅了蜀漢，這些軍事上的勝利，使得司馬家族所掌握的軍權不斷鞏固和壯大，更使得其威信和民心支持得到極大的增強。
反觀曹氏子孫，由於其非儒家的寒族背景，鮮有能克己復禮之徒。曹叡雖好學多識，有志有能，卻不能嚴格剋制自己的私慾，在有一點功績，尚未完成統一大業時，就大興土木勞民傷財，耽於酒色損精勞身，以致英年早逝，百姓疲敝。曹爽是曹氏政權後期掌握重權的曹氏子弟，卻不能勵精圖治，稍微掌權就得意忘形，依附和培植的李勝、何宴、丁謐等黨羽，又多是急於富貴、趨炎附勢的奇葩，在重大事件面前猶豫不決，如同草包，白瞎了權柄，以致身死族滅，黨羽被清繳。曹髦雖能察覺“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不甘坐等被廢黜的恥辱，但在謀劃斬殺司馬昭時，卻是勇猛有餘，智謀不足，還說“
正使死保懼，況不必死邪”這種話，把如此重大之事當做聽天由命的遊戲，倉促行事，如何能不被弒殺呢？至此以後，曹氏子孫便一蹶不振，君無明君，臣無賢臣，再無能人掌握重權，力挽政權被司馬家族篡奪的狂瀾，進而一步步走向身死國滅的深淵。
曹爽
結語
司馬家族能夠成功篡奪曹氏政權，客觀上，是特定時代背景下的士族門閥出身，以及“九品中正制”的實施，主觀上，是司馬家族眾多子弟的克己復禮與殫精竭慮，以及曹氏子弟的才德薄寡與逐漸庸弱。試想，如果曹叡也能夠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或者曹爽可以努力精進、愛臣恤民，又或者曹髦沉穩果敢、謀定後動，都有可能壓制甚至誅滅司馬家族，只可惜，其非儒家的寒族背景，註定了他們難以嚴格要求自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和篤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