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歷來“褒劉貶曹”，完全不是由於演義故事的宣揚教化，也不完全因為劉備是漢室後裔，忠誠漢廷、志在匡扶。歷史上的劉備在忠誠漢廷方面是可疑的，而曹操也不能完全說他逆亂僭越，是個徹頭徹尾的漢賊。
曹操至少在名義上保持著對於天子的尊奉，他終其一生沒有悍然廢漢自立。反倒是劉備早在曹丕代漢之前就授意關羽在襄樊偽造玉璽。單純從這件事情上看，劉備對於漢廷的忠誠就是有問題的。
更不用說在曹丕代漢之後，蜀漢方面又炮製傳言、為獻帝發喪，所謂“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諡曰孝愍皇帝”——事實情況是曹丕對於廢帝還算善待，按照當時的通信條件，劉備本人並不難知曉事實真相。他之所以罔顧事實而大事鋪排地為漢帝發喪制服，顯然有其另外的政治目的。
然而中國老百姓始終把劉備和他創建的蜀漢政權奉為正統，以一貫之、堅定不渝，其中有著極其深刻歷史文化背景和簡易通俗的價格判定。這是因為蜀漢陣營的政權文化和執政理念與曹魏集團明顯不同，其團隊氣質和文化稟賦具有鮮明差異。
魏晉團隊不能說不好，從曹操父子到諸夏侯、五子良將，乃至此後的司馬氏父子、鍾會、鄧艾等都是當時出類拔萃的傑出人物，問題在於團隊內部缺失信任、忠誠，總是難免存在“劣幣驅良”效應而陷入失衡。而這與中國儒家傳統文化是各個不入的。
一個極其典型的例子便是燕王曹宇，司馬光評價“燕王性恭良”。魏明帝去世前，本來是任命曹宇為大將軍、首席輔政者，後來由於皇帝身邊的兩個近臣作梗，皇帝隨後勉強改詔重用曹爽、司馬懿而“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三國志》記載曹宇對此反應是：“宇、肇、獻、朗相與泣而歸第。”
集團內部既沒有信任和忠誠，在魏晉方面大行其道的便只有強權與陰謀。因此政治人物一旦取得強勢地位，就必須要大肆殺戮、殘酷清洗，然後就只能獨斷專行、專橫跋扈，稍有不慎便被其對立勢力所清洗、殺戮。
翻閱曹魏方面的史料，動轍就是“夷三族”，一殺一大片：“曹操殺董承等,夷三族”；司馬懿誅曹爽黨羽，皆夷三族；王凌謀反案諸相連者悉夷三族；令狐愚被開棺戮屍，夷三族；諸葛誕兵敗被夷三族。史書記載當時滅族最多的一次是在高平陵事變後，被點名滅族的多達10人：“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三族。”
而反觀蜀漢這邊，諸葛亮治蜀雖以嚴刑峻法著稱，但是蜀漢在對待罪犯方面，甚至是對於那些叛逃敵國的罪臣家屬都顯得相對寬容。
麋竺的弟弟麋芳在關羽攻打襄樊後期舉城投降，導致關羽兵敗身亡，蜀漢痛失荊州。麋竺為此向劉備面縛請罪。劉備不僅沒有怪罪，反而予以極力勸慰。夷陵戰敗後，鎮北將軍黃權走投無路，帶兵投降曹方。當時有消息說其家人全部遭到誅殺。黃權深知蜀漢方面的文化氛圍，堅定認為不可能。事實表明他的家屬在蜀漢生活得很好，其子黃崇後來官拜尚書郎，在最後一場衛國戰爭中跟隨諸葛瞻抗擊魏軍入侵，奮戰至死。
蜀漢陣營裡最核心的團隊文化是信任和忠誠，這便契合了中國人傳統的政治審美。因而，蜀漢政權歷任最高輔政者雖然同樣是“權傾一國”，但是都沒有培植自己的家庭勢力，更沒有讓其近親遠戚佈滿朝堂。這也是後世歷代統治者和史學家傾向於偏袒蜀漢政權的因素之一。
諸葛亮的弟弟諸葛均只是一名普通將領（長水校尉），諸葛亮始終沒有把他提拔到重權位置，其養子諸葛喬則是一個帶兵五六百人的基層將領。繼承者蔣琬、費禕都能像諸葛亮那樣從不扶持其私人勢力。蔣琬的兒子蔣斌到後來也只是箇中級將領；費禕也沒有讓他的兒子掌握核心權力，其子費承在宮廷裡擔任一般性職務。
正因此，蜀漢政權忠誠互信立國，四十餘年的基本政治局面始終是“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期間從未形成過權臣當道、肆意妄為的政治黨羽，從未出現過像曹魏和孫吳那樣的局勢震盪和大規模的清算、追殺，更沒有出現過把天子當成傀儡、隨意廢立的不倫之事。
而在後諸葛亮時代，衛將軍諸葛瞻、大將張翼等雖與姜維政見不和，但臣僚之間始終是和衷共濟、和而不同，張翼、廖化不贊同姜維的軍事路線，但都能嚴格恪守軍事紀律，完全服從於大將軍姜維的指揮。
諸葛瞻、董厥等人認為姜維好戰無功，曾經上奏皇帝試圖削奪他的兵權。但是由於內部沒有黨羽之爭，諸葛瞻只是建議由大將閻宇取代姜維的大將軍職位，而讓姜維擔任保衛壓力更重的益州刺史。
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無異凡人”。《三國志·費禕傳》“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財資無餘”，鄧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飢寒，死之日家無餘財”。《三國志·董厥傳》
蜀漢政權這種特殊的文化稟賦，使很多重臣名將即使因流落於敵方，而仍然對於故主保持高度忠誠。這種忠誠不論帝王將相還是民間百姓，都是符合中國傳統忠義觀念的。
劉備在白帝城病逝後，魏國朝臣無不彈冠相慶，只有降將黃權獨自靜默，與當時的氣氛格格不入。《三國演義》濃墨重彩描寫關羽千里走單騎的故事。其實按照《三國志》及裴註記載，像關羽這樣“人在曹營心在漢”、歷經磨難回奔舊主的蜀將至少還有兩位。一位是大將廖化，另一位是蜀漢後期名將張裔，他於公元221年在出任地方長官時被當地叛亂勢力抓獲並遣送至吳國。兩年後蜀、吳通好，張裔抓住機會晝夜兼程地一路西奔，待吳方追趕時他已經進入蜀地。
而在民族政策方面，蜀漢既以興復漢室、統一天下為己任，因而也具有正統的天命政權特有的大氣雍容，在少數民族政策方面主要以民族自治、包容懷柔為主，而不是以屠殺、滅絕為代價實現融合。
諸葛亮平定南中後即撤出軍隊，不留兵、不運糧，在當地實行自治政策，任用當地有影響的人物治理，同時從內地引入相對先進的生產方式，實現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開發，有效緩解與當地官民之間的矛盾，達到“綱紀粗安”，“彝漢粗安”。
及至諸葛亮去世之後，蜀漢重臣團隊在長達三十年間仍然能夠基本保持公忠體國、恪盡勤勉的政治局面，與同期魏、吳兩方內訌不斷、殺戮四起、殘酷而血腥的動盪局面形成了鮮明對比。
成都武侯祠有副對聯寫得好：“合祖孫、父子、兄弟、君臣輔翼在人綱，百代存亡爭正統；歷齊楚、幽燕、越吳、秦蜀艱難留廟祀，一堂上下共千秋。”這其實就是經營團隊的秘籍精髓。
千百年來，中國人始終如一地讚頌、擁戴蜀漢政權，即使這股偏居一隅的割據勢力事實上未能在統一事業中取得任何進展，後人對其謳歌、頌揚仍然絲毫未減，其關鍵原因就在於蜀漢方面的政權文化契合傳統的政治審美，大家始終認為這種建立在信任與忠誠之上的團隊才具有可持續性，這種忠誠互信的團隊具有正統王氣、具有重構天下秩序的文化特質和內在稟賦。而這種極具有向心力的團隊氣質，便是一個優秀團隊不內訌、不爭權、安分守己一致對外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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