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人類出現文明以來，人類的經濟和社會生活的矛盾一直都是困擾人類的巨大難題，為此古代先民們做出了一系列的而經濟改革舉措。在我國數千年經濟歷史上，有兩個人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此二人推行的經濟改革可謂是中國經濟史上“商鞅變法”。此二人的經濟改革卻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及其的推崇“均輸”之法。雖然桑弘羊是均輸法的開山鼻祖，但是王安石卻把此種均輸法發揚光大，並且做出了相應的改革。今日我們就來著重的研究二人的“均輸法”以及其異同，又是什麼原因造成了二者的區別？

桑弘羊和王安石的“均輸”政策

1. 桑弘羊的均輸政策

元豐元年即公元前110年，桑弘羊出任治粟都尉兼任大農令，在經歷了五年多的基礎試驗後，桑弘羊正式在全國實施“均輸法”。均輸法規定自漢武帝元豐元年春起，西漢境內各個劉姓諸侯國不在全部以當地的物產作為上供中央的貢賦。

除了一些及其名貴的珍惜的當地物產，其他的貢品全部折換成當地富饒價格便宜的土特產，並且由專門設置在諸侯國的均輸官來統一收購，運輸到其他地區，將其高價賣出，折換成錢幣，要麼直接輸入中央朝廷，又或者繼續使用變賣諸侯國土特產得來的財富繼續購買當地物資，用來進行下一步的交易，又或者在發生災荒的地區直接購買糧食賑濟災民等。

桑弘羊均輸政策的實施，使得各個諸侯國所上供的貢品避免了在運輸至京城所帶來的損耗，同時也減少了各個諸侯國因為運輸貢品給人民帶來的繁重的徭役和經濟負擔。

均輸法實施了一年之後，均輸官的營業收入居然達到了五百多萬匹帛，這極大地充實了國庫，緩解了政府的財政壓力，有力的支持了北方邊塞地區的軍事行動。同時因為，由國家直接實施大宗貨物的異地運輸，極大的打擊了民間富商大賈對於市場的壟斷，間接減少了民眾的負擔。因為國家的直接投入，使得全國各地的商品交換更加的頻繁，南方的柑橘大量出現在北方的市場，北方的毛織品大量地出現在南方地區，促進了全國境內的物資交流和商品經濟的發展。

與此同時，均輸法還起到了平抑物價，維持市場秩序的積極作用。桑弘羊的均輸法為西漢中期的經濟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由於桑弘羊的均輸政策，挽救了漢武帝連年對外戰爭所造成的國庫鉅額虧空所帶來的經濟危機。桑弘羊也為後世的歷代經濟改革家所推崇。

2. 王安石的均輸法

王安石的均輸法主要是解決當時的東南各路的漕糧運輸問題。大致內容如下：“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國家不在固定不變的向各地徵收實物稅，而是主要在災荒物價高漲地區徵收錢幣，在用錢幣到豐收的地方，賤價購買上述物資。如果有同時多個地區，豐收物賤，則優先在鄰近地區購買。

王安石的均輸法實施時間不長，因此效果不甚明顯。但是他的初心顯然是好的，那就是希望可以減少物資損耗，減輕人民負擔，增加政府的收入。

二 ·桑弘羊和王安石二人均輸政策的異同

1. 二者的相同之處

首先均輸和均輸法都是對於當時的地方社會對中央政府的輸貢制度的改革。它們在目的上保證對於中央的物資供應，同時調控物價，抑制富商大賈對於市場價格的控制，同時來增加政府收入。在徵收對象上，二者的涉及範圍都極廣，包括糧食和金銀，布帛當地土特產等。

雙方都秉持著實物稅和錢幣稅結合的方式，用來減少人民負擔，同時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二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為了打擊富商大賈，維持市場的正常價格秩序，減輕人民負擔，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二者都是國家直接干涉社會經濟發展，干涉經濟秩序的正面案例。

2. 桑弘羊的均輸和王安石的均輸法二者的不同之處

雖然桑弘羊和王安石的均輸政策有著一定的“血緣關係”但是因為所處的社會環境的不同，以及面臨的而社會問題的不同導致二者的均輸還是有一定的區別的，以下就是其不同之處。

其一，二者針對的對象不同，對於桑弘羊來說，他的均輸主要是針對的當時的劉姓諸侯國，但是王安石的均輸法卻是為了解決當時積重難返的東南地區漕糧運輸問題。

其二，雙方的核心內容並不一樣，桑弘羊的均輸主要是指將各個郡國所上交的貢品，都摺合成當地最為“物豐價廉”的貨物，在運送到價格高的地區進行交易和轉賣，從而達到和商人在貿易上競爭，提高國庫收入的目的。其核心內容在於“與民爭利”性質上是為了通過官營貿易追求經濟利潤。但是王安石的均輸之法則是為了解決東南地區的財賦困難，其核心內容在於降低國家在徵收稅賦過程中的成本，減少國家財政支出，是資金高效利用的目的。而非與民爭利。

其三，二者在徵收方式上也有很大的區別。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北宋年間的經濟活力遠遠高於漢武帝時期，尤其是東南地區貨幣經濟的迅速發展，使得北宋出現了“貨幣租”這一稅賦形式，這極大地方便了國家財政稅賦的徵收。而在桑弘羊時期，貨幣經濟尚未成型，在徵收稅物時，依舊是以實物為主。

其四，二者的根本目的不同。桑弘羊的均輸直接目的就是通過國營企業直接接入市場，利用自身強大的社會資源的調動性來獲得鉅額利潤，從而達到充實國庫的目的。然而，王安石的均輸法目的顯然就單純多了，它純粹的就是為了解決當時的京師汴梁的糧食供應問題，通過減少徵糧運糧途中的損耗來達成保障京師的糧食供應問題。

三· 為何二人的均輸法會有如此大的區別

對於任何的一項經濟政策，我們都不能夠脫離當時的社會環境和社會需求來分析。因此我們想要弄清楚他們為什麼不同，就必須首先要了解當時的社會環境背景和社會需求。

1. 桑弘羊時代的社會環境及其社會需求

桑弘羊的均輸實施時期主要是在漢武帝執政的中晚期，作為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漢武帝一生都在開疆拓土，而且當時的大的社會背景也是積極的拓土開邊，人民爭相踴躍參軍，在戰場上求取功名。可是漢武帝的連年的對外用兵，造成了巨大的國家支出。這就是當時的社會大環境。漢武帝連年發動的對匈奴戰爭，耗費巨大，使得文景兩代人四十多年的財富累積幾乎消耗殆盡。截止到公元前120年，西漢帝國的國庫就已經被連年的對匈奴戰爭這個巨大的“燒錢”窟窿給挖空了。

同時熟悉歷史的我們知道，第二年，漢武帝就發動了對於匈奴歷史上的最大規模的遠征，十萬騎兵主力，補給線長達三千里。這麼大的財政消耗使得漢武帝不得不想辦法聚斂財富來支持他的偉大野心。但是常年戰爭民間賦稅已經相當嚴重，再增加賦稅恐怕會激起民變，與此同時黃河地區發生了大水患，四百萬農民流離失所。這就使得桑弘羊不得不考慮在不增加民眾負擔的情況下來增加國庫收入去支持戰爭。這就是桑弘羊時代實施均輸的社會需求。

2. 王安石時代的社會環境和社會需求

王安石的北宋時代所面臨的社會環境和社會需求和桑弘羊時期完全不同。作為華夏曆史上戰鬥力最為薄弱的中央政權，北宋政府並沒有開疆拓土的強烈的社會風氣。尤其是對於西夏和北方遼國的連年戰爭的失敗也使得北宋不需要考慮這個問題。

自從1004年宋遼澶淵之盟簽訂之後，北宋維持了將近半個多世紀的和平，整個社會處於一個安定平穩的狀態。加之唐末戰亂五代十國兵亂的影響，此時的北宋皇室想的只是如何維護自己的地位，保證自己的趙家天下連綿不絕的傳遞下去。為此，北宋政府建立了一套臃腫的官僚體制，各級官僚之間互相制約，這極大地增加了社會負擔。同時因為失去了燕雲十六州，同時定都開封導致京師無險可守，使得北宋政府不得不維持龐大的軍力。這就是當時的社會環境。

在經歷了百年多的發展之後，到了王安石時代，由於落後的體制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已經十分的突出，北宋官員數目增加了一倍，而軍隊更是增加了三倍有餘，達到了驚人了123餘萬，為先前歷朝歷代之最，這給國家造成了極大的社會負擔，因而使得“養兵之費，十得七八”關鍵是這麼龐大的軍力卻並沒有為北宋朝廷解決外患問題。

整個北宋朝廷的有識之士包括王安石在內都在呼籲減少國家不必要的財政支出，從而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加之汴梁人口的急劇增多，對於京師的供糧問題也成為了在重中之重。先前的完全依靠實物稅的徵糧方式實在是損耗巨大，不合時宜。

桑弘羊和王安石時代的均輸法分別的代表了那兩個時代的所處社會環境的極高的經濟智慧，雖然二者的均輸法多有不同，但是卻都是適應他們所處時代的大環境的產物，都達成了當時的社會需求。需求絕對業務，前人的智慧，對於我們現在面臨的經濟難題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參考文獻：

1.《鹽鐵論》

2.《資治通鑑》

3.《漢書》

4.《宋史》

5.《臨川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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