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炎黃子孫”，幾乎所有中國人（包括旅居海外的）都知道，那是自己作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的代名詞。

那麼，“中華民族”，又指什麼呢？

好像，這問題沒意義。可能，見到這問題，大把人會潑糞過來，把能想到的表達鄙夷和不齒的辭藻，都毫不吝惜地賞給筆者，以彰其情懷、正義、有知，還有聰明。

而其實，可能、很可能，相當多有情懷、有正義並且“有知”的聰明人，還真未必清楚，“中華民族”作為專用詞彙，跟“炎黃子孫”相彷彿，都是在晚清以來的近現代，才“成熟”且“叫響”起來的。

（一）岌岌可危下的民族情結重組

“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這是十九世紀後半葉“海外華人”組建“興中會”的綱領辭最前8個字。興中會，後來演變成同盟會；同盟會，可以認為是國民黨的基礎前身。

在興中會的時代，“中華”這個概念，由旅居海外的“大清子民”及其後裔提出，帶著傾覆滿族統治、迴歸漢民族文化與政治本源的意圖。這裡面所包含的民族間芥蒂，在今天，早已不存在，且不宜在今天細數，所以跳過。

能說說的是，當時處於滿清王朝統治下的“中華大地”，飽受西方列強侵辱，滿清統治集團歷經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終是積重難返、無力迴天。於是，幾乎所有對這個國傢俱有責任心、對其主體民族即漢民族的處境和前途憂慮的人，都在思考、追尋拯救之法。

這時，出現了一個嚴肅且無法迴避的考問——拯救誰？拯救什麼？

廢話嗎不是，當然是“救國救民”啦！

對！沒錯——救國救民。但，“國”為何？“民”又是什麼範圍？

是大清國及其子民麼？肯定不是大清國；其子民，也似乎排斥了海外華人，還摻和進了些許龍旗下的“非我族類”。那……那是——中華、中國；和，中華民族、炎黃子孫！

中華或說中國、中華民族和炎黃子孫，一組古老但恰合時宜的答案，就這樣，以幾乎前所未有的正式和光耀，登上了近現代民族獨立自由奮爭的大舞臺。

自此，從來作為“大漢”、“大唐”、“大宋”、“大明”甚至“大清”的“別名”的“中華”，躍升成了這個國家的最概括、最崇高的名字。中華民族、炎黃子孫、中華兒女，也就成了這個高度廣義的國家概念之下所有相關人的總稱。

“大清”退後，甚至被感性地忽略。

甚至“大明”及再早的大這個大那個，也都成為了無法“返回”的“過去”。

而現時，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交疊時候瘡痍滿目的現時，拯救與自救，需要、須要，基於傳統、古老歸屬信念的民族情結的重組，以形成足可以重新振作的凝聚力！

這份凝聚力中，最具溫情和“溯源”意味的詞彙，便是“炎黃子孫”。

（二）炎黃子孫的本意及其信仰化

字面上講，炎黃子孫，指的是炎帝（神農氏）部落和黃帝（軒轅氏）部落的後裔。

生髮於今陝西關中和中原地區的炎帝、黃帝部落，在傳統概念中，被認為是“華夏”族群的祖先；而“華夏”族群，則被認為是“中國”的基本生髮源。

這種認識，傳承到大約公元前十一世紀中葉，由“敬天崇祖”的周王朝，以“禮制”和“宗法”，施予了血緣式（父系）的、普遍的放大與固化，從而構成後世綿延數千年的“敬祖”情結。

對被稱為“炎黃子孫”的我們來講，祖先、列祖列宗，是最主要的崇拜對象，其地位至少跟“諸神”平齊，甚至更高。

亦即：我們把“都是一個老祖先”的概念，從簡單的生理內涵，升級到了社會性的理念。

在這樣的理念下，我們一代代往前捯，終究會“靠上”炎帝或黃帝；至少，我們認為是會能“靠上”的。而這種“靠上”，之於我們在這片土地上的“合理存在”及“合理延續”，有著身份驗證式的重要性。因而，我們比世界上絕大多數其他民族，特別是“敬神”的那些，都更注重“認祖歸宗”。

認祖歸宗的情結，在需要凝聚、重新凝聚、放大地重新凝聚的時刻、時代，就近乎自然而然地昇華成為信仰級的抽象概念。

由是，可以說，今天我們說的“炎黃子孫”，在含義上，是高度抽象化了之後的認祖歸宗情結的體現，跟這個詞彙原本的字面本義，已經是有很大差別了。

（三）歷史上的民族融合與遷徙

在被我們稱“中華大地”的這片廣袤土地上，古往今來，不斷髮生著民族融合和族群遷徙——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們相互通婚，基於生產生活和資源交流（貿易）需要的人口流動，至今仍在進行，並且因為資訊、交通的日益發達，效率更高、範圍更廣。傳統宗族式的血緣牽涉，在幾乎從不停頓的融合和遷徙中，早已歷經萬千變化；血緣的交融、離析，也已經到了只能通過DNA檢測才能抓到一些重合度的程度；說誰是“正宗”的“炎黃子孫”，很是矯情，也大抵很難有確然的答案。

但如果細心點兒非矯情一把，也不是一點兒影子找不到。

近的不說，就從“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那時候前溯，一直到炎黃緊後的遙遠“華夏”時代，由遠及近，在這片土地上，至少發生過四次大規模、較密集的民族融合。

第一次發生在公元前十二世紀到九世紀的“商末周初”。

由於追求包括生產資料和人口在內的各類資源的平衡、改朝換代、新政權謀求穩固和諧等多方面因由，在這個時期，傳統的“華夏”民族，吸納、兼容了諸多當時被稱“戎狄”、“化外”的部族，構成更大更新更富於生機活力的部族集群。

可以說，在這個持續了三百年左右的事件中，古老的“炎黃子孫”概念，就已經被從血緣上打破了。期間，甚至稍早，有些原本“正宗”的部族，因各種原因，反而遷徙去了很遠的地方，因而遊離到了新的融合的民族集群之外——三星堆文化的締造者、今中南西南山區一些留有相關中原古老傳說的少數民族的祖先，就很可能是他們中的一部分。果真如是，是不是可以說，他們，從血緣上講，反倒比生活在中原的人們，更會“靠上”炎黃老祖先呢？

第二次大融合，發生在魏晉後期的“五胡亂華”時代至唐初的數百年間。

這個是在中學歷史教材上有說的。融合的“主體”，可以認為就是前一次融合過後逐漸形成的“漢民族”；而被融合者，則主要是北方和西北方的遊牧民族。

這些被融合的民族，血緣上講，大多跟古老的“華夏”部族沒啥關係；但在這次大融合中，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幾乎完全在思維和生產生活方式上，被“同化”於了漢民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曾經十分強大、建立過很輝煌國家的鮮卑族。別說今天，就是在“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那陣，甚至更早，都已經完全追溯不到他們的“獨立存在”了。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民族大融合，很大程度重疊了中心國家（即“中國”）核心的農耕產業由“粟作”向“稻作”的華麗轉身。傳統的“漢民族”中一些群體、群落，隨著這個華麗轉身和一些其他原因，向南遷徙，形成今天江南、東南的人口主力。這次融合過後，可以說，江南、東南地方的人，相比中原和北方人，更是“漢民族”的“正宗”。

第三次民族融合，相比前兩次，比較“一邊倒”地發生在宋末、元朝到明初的時期。

蒙古帝國的崛起，打破了之前的民族分佈格局，隨著南宋的滅亡和緊後的元朝推行的人口等級制度，大批宋朝遺民，流落到東南沿海地區，很大程度保留了宋及以前“漢民族”的文化、習俗，還有血統，構成今閩南潮汕地區的人口主力。從這個意義上講，可以大抵認為，今天閩南潮汕地區的人，相比其北方其他地方的人，可能更保留了兩宋主體民族的血統。

第四次民族融合，就比較近了，主要發生在清朝中早期。

作為“異族”，滿清統治者，極大接受了元帝國的教訓，在經歷了最初階段短暫的對立過後，很快就主動融合於漢民族；在國家穩定、政治和諧方面，可以說呈現了積極效應；及至清朝中期，尤其在北方，滿漢一家，已成常態。

在這個階段，由於滿清統治者在初期的一些做法的“後遺症”、文化傳播與交流、物資與生產的分佈等多重原因，長江以南，相比長江以北，融合程度較低，更多保留了明朝以來的漢民族特製。不過，到了這時節，血統可能已經不在主要了，更多的保留，是在意識形態方面。這也大概就是為什麼，最初發起對抗甚至試圖傾覆滿清統治的力量，多發源於南方。

（四）當代中華大家庭和“炎黃子孫”的廣義外延

歷經前述四次民族融合，可以說，“炎黃子孫”的概念，在生理的血緣方面的含義，已基本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融狀態了。除了世代生活繁衍在中南、西南一些與世隔絕的大山裡、保有跟“中原”相關的古老傳說的極少數部族（少數民族的支脈，已不能稱為“民族”）外，真正血緣意義上的“炎黃子孫”，實在很難找到更“正宗”的了。

這情形，要是放在很多其他地區、其他族群，很可能，原本的古老先祖，會隨著血緣的“分散”和文化的演變，而被遺忘。

而我們，中華民族，及其世代守護、建設、熱愛、依戀的中華大地，卻因為穩定的農耕經濟模式，因為比“敬神”更具體、更親切、可以具象化到“愛父母”的“敬祖”信仰，因為儒家內核的道德式的寬諒與包容，因為世代相傳不曾斷絕的生活藝術和保家衛國的抗爭精神，而從很古老的秦漢時代，就顯示出世界上任何同期民族都不曾有的強大“向心引力”；而使得曾經的敵人成為朋友，曾經的朋友成為親人，以至於凝聚成這個星球上最龐大的、具有近乎共同靈魂歸屬感的偉大民族。

不管操何種方言，不管生活習俗有著怎樣的差異，不管是在“長江頭”還是在“長江尾”，甚至不管是在異國他鄉還是色目捲髮，只要是“同文同種”，只要知道祖先埋葬在這片土地上，人們都會津津樂道著你我他共同的名字——炎黃子孫！都會由衷自豪地讚歎——巍巍大中華，好大一個家！

【作者簡介】劉宏宇，常用筆名毛穎、荊泓。實力派小說家、資深編劇、北京作協會員，“夏衍杯優秀電影劇本”獲獎者。著有《管得著嗎你》《紅月亮》《武王伐紂》《深水爆破》等多部長篇小說。主筆、主創多部影視劇本，其中《九死一生》（30集諜戰劇）、《危機迷霧》（38集諜戰劇）已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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