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北京西便門的一家西餐廳。一位70多歲的老人迎面走來，樸素的裝扮、淡然的微笑和優雅的步伐，讓人看不出她已屆古稀之年。
她就是周恩來的侄女、沈鈞儒的長孫媳婦周秉德。
從伯伯的點滴談起，從豐澤園到西花廳，中南海時的年少往事，讓一個少年秉德的形象清晰呈現。
豐澤園的回憶：我在毛主席家吃飯
1949年，12歲的周秉德進了北京。
“我是1937年出生在哈爾濱的，隨著東三省的淪陷，父親周同宇（恩壽）帶領全家搬到了天津。1949年6月份的時候，隨父親來到了北京。”
初入中南海，小秉德詫異於一個個的院門、一排排的古柏。在這個皇帝的御花園，她懷著忐忑的心情要見當大官的“七伯”。
她的目的地是豐澤園。在這個園子裡，東邊的北院住著毛澤東，周恩來就住在東邊的南院。
“讓我仔細看看你長的像誰？嗯，我看又像爸爸又像媽媽！你叫什麼名字？”周恩來親熱地把小秉德拉到了身邊。
“大爺，我叫周秉德。”
“就叫我伯伯吧。你七媽去上海了。毛澤東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擾他，好嗎？”
60年後，當週秉德回憶起與伯伯的第一次見面，恍如昨日。
周秉德在中南海最早認識的小朋友是毛澤東和賀子珍生的女兒嬌嬌（李敏）。“當時我們都是十二、三歲的小姑娘，一起玩、學自行車、跳舞、在湖邊一起轉、一起捉小魚小蝦。”
沒想到，這些“小魚小蝦”被孩子們當做“貢品”送給毛主席，毛主席讓廚師做湯，加幾個菜，孩子們就和毛主席一塊吃起午餐了。
“毛主席最愛吃苦瓜，告訴我們說吃了苦瓜才能吃苦，不吃苦瓜不能吃苦，不吃辣椒就幹不成革命。在毛主席家吃了好幾次飯，幾乎每次都有一盤紅燒肉或者苦瓜。”
周秉德回憶說，“毛主席是一個有魄力、有豪氣的偉人。小學畢業時，我自制了畢業留念的紀念冊，讓老師和同學們寫下留言和姓名作紀念。大家不是把名字寫的很小，就是翻過幾頁之後再寫上。我把紀念冊拿過來請毛伯伯簽字，他在第一頁就給我寫了‘好好學習 毛澤東’七個大字。”
“1949年底，伯伯的家搬到西花廳，雖仍在中南海，但距豐澤園遠了，我就很少去看望嬌嬌他們了。”
從此，周秉德在這個中國最神秘的紅牆大院開始了長達15年的生活。
不搞特殊化：周門各房盡平民
周恩來雖然整日非常忙碌，但是對親人從來都是非常嚴格的。
1949年，45歲的周同宇去華北大學培訓，然後分配到鋼鐵工業局（冶金部的前身）。“當時伯伯找到單位領導說，對他弟弟工作安排上，要職位儘量低、待遇儘量少”。
由於是總理的親自要求，鋼鐵工業局的領導自然是嚴格執行，安排了一個倉庫科員的職位。“當時住房都是根據職位的高低來進行分配的，因為我父親的職位低，我們家的房子自然也就非常小”。
當時周同宇一家住在東城區的一個小衚衕裡，2間平房， 20多平米，6個兒女擁擠不堪。“記得當時，屋子小，西曬不通風，弟弟滿頭滿身長了痱子，又癢又痛哭個不停。伯伯就把秉鈞、秉宜也接到他那去住”。
“住在伯伯家，我們也是三個孩子擠一間屋子。我們讀的是幹部子弟班，因為我們家長都是供給制，沒有錢交學費，國家把幹部子弟組織到了一起，一起讀書、吃住。”一到週末，周秉德就回到伯伯家，只有寒暑假才能有比較多的機會和伯伯、七媽交流。
“伯伯曾說過：巴金寫了長篇小說《家》，等我退休後，我要寫一篇小說《房》。”
這是因為，“伯伯覺得我們這一大家走著各種各樣的路，他曾經想進行相關的記敘，寫寫周家這些人的生活，但是由於工作太忙，這件事情最終還是作罷”。
周家確實是個大家族。雖然周恩來只有兩個親弟弟，在大家族裡，周恩來的大排行是老七。
周家各“房”今何在？
“現在我們和紹興以及各地遠房的親戚還有一些來往，目前這些親戚的生活狀態都和普通老百姓一樣。”
周秉德能說出一連串的周家平民。
周恩來的二弟周恩溥，1945年就去世了。“他只有一個兒子，1950年到北京的時候，已二十出頭，伯伯就說家裡的人都應該到艱苦的地方去工作，把我的這位堂兄派到了河南焦作工作。”
從此，周恩來二弟一家在焦作紮根。
“我的堂兄去世後，現只有他的夫人和三個孩子。這三個孩子，一人是普通工人，一個沒有正式工作，只有他們大哥在擔任城管大隊的隊長。”
文革期間：伯伯說他自己少活十年
作為百廢待興的中國的總理，周恩來的繁忙和勞累是可以想象的。他的眼裡無“宿政”，當天的工作連夜也要辦完。
然而，再苦再累累不過“文革”十年。周秉德清楚地記得，1967年5月21日去西花廳看伯伯和七媽，進門後大吃一驚：原先寬大的會議桌上、躺椅上、地面上，都被厚厚的文件、報紙堆得滿滿的。於是就有了如下一段對話：
“七媽，伯伯辦公室怎麼成了文件庫一樣。”
“本來國務院各部委處理的文件，由於各部委受到衝擊無法正常工作，都報到西花廳了。現在他睡覺的時間越來越少，常常我早晨起床了，他屋裡的燈還亮著。”
“伯伯曾經說過文革的十年讓他少活了十年，真的是心力交瘁，對他身體的打擊和摧殘都是非常嚴重的。”周秉德說。
林彪出逃墜機的事情發生之後，“伯伯三天三夜沒有睡覺，在人民大會堂處理相關的事務，最後把林彪搭乘的飛機墜亡照片都拿過來，知道了他的下落，伯伯才能夠放鬆一點點。全國各地和林彪相關人員的監護和控制都順利地進行了”。
周秉德回憶：“當時伯伯因為這件事情曾經大哭了一場，我認為伯伯嚎啕大哭並不是從個人感情上、也不是對林彪的惋惜，而是出了這樣的事情我們黨怎麼向國家交代、怎樣向全國人民交代，會產生什麼樣的國際影響……這些都是伯伯不能不考慮的事情。”
動亂中親自簽字批捕弟弟
“七媽對我說過：她和我伯伯有三個乾女兒，而她們的命運都是非常苦的。一個是葉挺將軍的女兒葉揚眉，很小的年紀就和父母一起因為飛機出現意外而去世了；另外一個是他在南開時同學諶小岑的女兒，在延安因為窯洞坍塌而被砸死。”周秉德說。
有幸活到解放後的，那就是孫維世。
在周秉德眼裡，周恩來的養女孫維世是個身材苗條、臉蛋漂亮的大姐姐。
“維世姐姐是孫炳文烈士的女兒。孫炳文過去和朱德一起都是軍閥時期的軍人，他們在二十年代初很堅決的要加入共產黨，跑到歐洲，去找伯伯。伯伯和他們談了一夜，然後毫不猶豫的介紹他們加入了共產黨”。
回國之後，孫炳文先生做了黃埔軍校的部門主任，主管後勤。“‘四·一二’事件時，國民黨特務抓住孫炳文，在上海龍華廣場實施了腰斬酷刑，當時孫維世才五歲多 ”。孫炳文的夫人任銳帶著兩個孩子流浪，“後來任銳帶著孩子到武漢找八路軍，被伯伯認出來了，當時維世姐姐只有十五六歲。最後這兩個孩子都被接納下來了，伯伯、伯母兩個人都挺喜歡這個小姑娘，就認了維世做乾女兒，一塊兒到了延安”。
1939年，周總理因為手臂受傷要去蘇聯治療，孫維世得到毛主席的批准後也一起去了，她留在蘇聯學了六年多戲劇，新中國成立前就回國了。
“‘文革’過程中，我父親以及伯伯養女孫維世姐姐的批捕指令都是伯伯親自批下來的，最後維世姐姐去世的消息是我七媽告訴我的 ”。
1967年9月，孫維世之兄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孫泱被江青、陳伯達認定為“壞人、日本特務、蘇修特務和國民黨特務”。幾天後，孫泱慘死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地下室裡。
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孫維世的丈夫金山投進了監獄。借搜查金山“罪證”之名，對孫維世進行抄家，抄走孫維世大量信件照片。於是，孫維世被江青加上了“蘇修特務”的罪名，於1968年3月1日被投入獄中。
1968年10月14日，孫維世被活活打死，死後身上什麼都沒穿，只有一副手銬依舊鎖著雙手！家人在她死後發現她頭上被釘進了一個大長釘子。
身為一國總理的周恩來要求屍檢，卻被以“屍體早已燒掉”為由拒絕。孫維世與總理一家持續十幾年的特殊感情，在災難來臨之際也沒能成為她最後的庇護。若干年後，每每提起孫維世，鄧穎超說：“孫維世的脾氣太直太暴了！不然她也不會死得那麼慘！”
“我和維世姐姐的關係非常好，知道這個消息後我非常的難過。我的思想當時是非常單純的，我覺得伯伯在黨內的威望很高，沒有人會去難為他，哪知道當時就有人想要把我的伯伯打倒呢！”
因捲入“劉少奇專案”，周同宇被捕入獄，7年後才得以重見天日。
“我父親是在1968年2月份被抓的，當時‘世界知識出版社’的幾個紅衛兵說我的父親和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等五人有個‘反革命聚餐會’。其實就是這幾人常聚在一起吃吃飯。最初謝富治批示的是拘留，我的伯伯後來更改為拘捕”。
當時香港的報紙就有些議論，“說我伯伯無情，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把自己的弟弟都抓起來了。但現在看來當時抓起我父親，是在一定程度上對他進行保護，因為要是落到紅衛兵的手裡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當時對我們來說還很擔心，伯父要求我們要相信組織相信黨。直到1982年，才有了為我父親徹底平反的結論”。
與伯伯最後的通話
1972年，周恩來因為膀胱癌住院。直到1974年5月31日，周秉德才知道。
周恩來病重是不允許探望的。按規定，除了鄧穎超去探望不用批准外，“別人去看必須由中央政治局或者文革小組來批，後來只給他打了電話”。
1975年5月20日，周秉德撥通了電話。
“是秉德嗎？”
“是我，伯伯您好！”
“你工作單位定了嗎?孩子們好不好?跟你們住嗎？你爸爸媽媽都好嗎？”
一連串的問題，出自一個重病老人的口中，我們看到了總理對這個世界有著太多的牽掛。
根據《周恩來年譜》的記載，1975年這一年，重病中的周恩來和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華國鋒等領導人以及王海容、唐聞生、羅青長等各部門負責人談話127人次。
“伯伯去世後，我跟七媽說我要他最破舊的衣服做紀念，七媽把他非常破舊的睡衣拿來，我一看睡衣上面補了幾十個補丁，有手絹、毛巾、紗布，補了又補。我看了以後非常內疚。他對別人太寬厚了。從家庭來講是這樣的，對國家大事更是這樣。”
周秉德眼裡的伯伯和七媽：恩愛夫妻的浪漫鏡頭
他們二人的關係是非常好的，我沒有看到過他們兩人紅過臉。1969年，伯伯去越南參加胡志明的葬禮，當時越南有戰事，七媽擔心伯伯的安全。回來的時候進了國境線之後，七媽才放心。伯伯回到家中客廳，七媽說：“老頭子，你可平安回來了，我在電視裡看到你在越南抱了那麼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抱抱我、親親我。”我的伯伯當著很多人抱過來就親了七媽，這樣的自然、親密、溫馨，讓在場的很多人吃驚不已。可見他們那種多年不變的愛情是多麼的可貴和讓人羨慕。
周秉德自述：我們只是平凡的普通人
我原來是跟著我的老伴一起生活，期間很多時候是奔波在各個不同的地方，在西安和貴州前前後後有九年的生活。他退休之後我們就住在軍隊的退休宿舍裡面，我老伴1998年病情加重，我也正是那一年離開的工作崗位。可是我結束工作照顧他並沒有帶來什麼好轉，不到一年，他就因為醫治無效離開了。
我現在自己有一個公交卡，到很多地方就坐公交車、地鐵。只有去釣魚臺、人民大會堂這些地方參加活動我才會從單位叫一輛車來。當然我平時也會自己去買買菜、去超市買點東西，我就是普通老百姓嘛。
注：本文史料參考《我的伯伯周恩來》（周秉德著）、《周恩來自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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