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在遊戲和歷史類作品中有許多關於斯巴達的人造神話。其中最懸乎的內容，是斯巴達立法者來庫古推行的殘酷優生政策。讓長老們監查新生嬰兒的體質，若發現有殘疾或者畸形跡象，就把嬰兒扔下名叫阿波忒泰的斷崖，任由他們自生自滅。
這則傳言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其可信度卻非常存疑。比他更早的作家，就根本沒有提及斯巴達有制度化的棄嬰政策。作為斯巴達國王的密友，著名作家色諾芬在當地還有固定農莊。但從他今天依然存世的大量作品中，我們完全找不到類似記載。在更早的年代，善於收集奇聞異事的希羅多德居然也沒有收集到這個傳統。後來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自然特沒有類似說法。反倒是羅馬帝國時代的普魯塔克，才終於有了這個光榮傳統。
大量訪問者都沒有提及斯巴達有棄嬰國策
顯然，普魯塔克是用羅馬時代的記載，去刻舟求劍的逆推過去的情況。因為公元前7-6世紀的斯巴達，和到羅馬和平時代的斯巴達自治城市有著本質不同。
到了羅馬帝國確立的前後，斯巴達已經歷了多次鉅變。奴隸制度和土地所有權的改組，已經讓很多城邦時代的遺風失傳或變味。特別在地區軍事衝突基本平息後，舊的軍事傳統就成了失去本心的儀式。比如參與阿果戈訓練的青年，每年都要在神廟前對希洛奴隸宣戰，接受祭祀鞭笞。其本意是為了提醒斯巴達人居安思危，後來就徹底淪為吸引有錢旅行者的特色觀光項目。過去的希洛人也早已脫離斯巴達束縛，被普通奴隸取代。因此，羅馬時代的很多習慣，不可能出現在之前的時代。
羅馬時代的斯巴達 成為沒有軍事壓力的旅遊城市
此外，古希臘人進行改革或做出重大決策，也需要引經據典和託名偉人，為自己贏得更多的輿論支持。後世的雅典人會將阿提卡地區部落的統一運動，追溯到著名的神話英雄提修斯身上。與之類似，後世的斯巴達人會將歷代累積的改革成果，歸功於遠古英雄或者神話祖先。赫拉克里斯和來庫古等人，就成為吸收大量功業的箭垛式人物。這一做法很也容易導致後人的認知偏差，將歷時累積的傳統壓縮到同一時空。
如果有大量殘疾嬰兒會被拋棄，那麼先天跛足的斯巴達國王阿格西勞斯就不可能在歷史上留名。此人不是先王的嫡長子，自然也不是王位的第一繼承人。但他卻以頑強的意志克服了先天缺陷，並通過了十分嚴格的阿果戈訓練。等到成年之後，再由萊山德的一手操作，將同父異母的兄弟列奧提西達斯取代。這個事情足以證明，天生殘疾並不是導致嬰兒被拋棄的主要原因。
身體有缺陷的斯巴達人 也能通過訓練獲得翻身
最後，考古發現也足以證偽普魯塔克的說法。雅典醫藥學會的人類學家，在對特革亞山區的考古中，發現了一處公元前6-5世紀的斯巴達投屍坑。其使用的時代，正是來庫古改革後的斯巴達興盛時期。他們在這裡發現了大量的18-35歲的青壯年男子遺骨，卻沒有明顯的棄嬰現象。倒更有可能是第二次美塞尼亞戰爭中，被斯巴達人處死的美塞尼亞俘虜和己方陣營裡的懦夫、叛國者。這也與希羅多德等人的記載相吻合。
當然，普魯塔克筆下的殘酷傳統，倒也不是沒有現實依據。因為棄嬰習俗曾廣泛存在於中東、南歐的各個古典文明。以至於被遺棄的王子找回母邦奪權，成為經久不衰的文學題材，還孕育出讓佛洛依德整日魂牽夢繞的俄狄浦斯王悲劇。對於貧窮人家或者大家族而言，非婚生子、私生子在沒有長大之前，都不算是完全意義上的人。家長也有權利決定撫養長大或加以拋棄。因此，一旦家裡貧困、孩子有畸形或父母不想要過多的孩子，就會將孩童遺棄在郊外和市集等地方。如果不能任由好心人收養，就交給奴隸販子收走。一旦沒有人照料，等待他們的就是死亡。
最大規模的古希臘棄嬰遺蹟 發現於雅典境內
1930年的雅典考古工作中，就在一口廢井內發現了450具嬰兒遺骸。他們很可能就是棄嬰，被城市管理者們統一收走。然後和作為祭品的狗埋在一起深埋地下。所以，普魯塔克的書寫存在現實依據，但是斯巴達從來就沒有將棄嬰作為政策來執行。
真正的斯巴達優生優育政策，是對於青壯年女性的軍事訓練。除了跳高和跑步，還有簡單的武器訓練也在考察之列。目的是造就堅強的母親和體格強健的後代。斯巴達的勇士們不會想到，自己會在幾百年後將被普魯塔克發明傳統。
斯巴達的優生政策 主要是強化女性體魄
普魯塔克更不會預料，自己的失誤會影響幾千年後的納粹分子。希特勒等人不僅對他的記載將錯就錯，還將斯巴達所屬的多利亞人視為早期南下的日耳曼先民。他們對於亞該亞人和雅典的勝利，是日耳曼傳統對於東方文化腐蝕的勝利。至於斯巴達壓迫-美塞尼亞人的國家奴隸制，簡直就是納粹壓迫其他劣等民族的樣板。
相應的，斯巴達的優生政策和淘汰病人做法，也為納粹的人口繁育計劃提供了古代版本。這種歷史在流傳過程中被曲解的事情，也在人類的發展史中非常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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