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亮屏
文武雙全高大英武的孔子一生將大量精力和時間用於周遊列國勸政化道，維護國家大一統局面，無奈最終勸政失敗後留下述而不作的《倫語》與《易經》釋文《繫辭》遺憾辭世。儘管後世統治者出於政治需要給孔子給予了崇高學聖地位，但孔子生前對自己一生勸政的結局結果如何總結評估評價警示後世，成為千古疑案之謎，給後世全面正確認識儒學對塑造知識分子人格精神與社會擔當責任的重大影響帶來很大困擾，使儒學的核心終極價值評估始終處在政治主導下的政策籬笆中難破困境。
2017年馬王堆漢墓孔子臨終遺言《子壽終錄》168片春秋竹簡全文的出土，終於解決了這一千年難題。巧合的是，江西海昏候漢墓也同時出土《子壽終錄》遺言，不論這兩部遺言真假，對客觀分析兩千多年前先進中國人已出現的先進思想動態具有極其重要的思想史價值，也對廓清中國政治哲學史、政治思想史、政治經濟學、政治管理學、政治文化學、政治社會學、政治教育學、政治倫理學、政治法律學的正本溯源具有里程碑式的顛覆意義。
遺言首先指出：吾身食素衣麻車陋，至盡路洞悉天授之慾而徒棄乃大不智。這說明孔子對物質生活的否定態度在彌留之際發生了根本性顛覆性變化，充分肯定了物質生產與消費的社會正當性與必需性，對社會物質文明建設的根本認識具有政治經濟學上的理論指導意義。
遺言緊接指出：汝之所學，乃固王位，束蒼生，或為君王繡袍之言。無奈王者耳目，賞妙樂如聞雜雀鳴，擲司寇之銜於仲尼，竊以為大辱。這說明孔子已充分認識到單純的遊說無異於坐而論道浪費學力，反而使約束君王之道的勸政行為成為固王位束蒼生的繡袍之言，說教行動容易走向反面徒勞無功自損傷神自取其辱，因此告誡後世後生此空談遊說行為不值去做。
遺言指出：無位則無為，徒損智也。王不成，候為次，再次商賈，授業覓食終溫飽耳，不及大盜者爽。這說明孔子已認識到政治上要想有所作為，必須謀取相應的政位，王、侯、商賈、教授四個社會職業體現了一個人能否充分發揮潛力的空間餘地，可見社會權力地位的大小仍然是影響一個人發揮自身潛在價值與能力大小的決定因素，孔子最終主張知識分子要積極走向權力中心併發揮作用，才能有效服務人民與社會。
遺言指出：踐行者盛，空敘者萎。施一法於國，勝百思於竹。這說明孔子主張積極投身社會實踐行動的決定性意義，是現代知識分子知行合一實踐理念的思想先驅。並指出知識分子在一個國家積極施行變法圖強，要比著作等身帶來的社會意義要強百倍，這說明戰國商鞅變法、李悝變法、吳起變法的思想皆受到了孔子遺言的啟智影響，說明孔子遺言在戰國時期並非處於國家核心機密，孔子遺言成為國家機密並在社會上失傳，應當在西漢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專制政策出臺之後。孔子對積極投身社會實踐與變革的重要性的強調證實了孔子學以致用的教育核心目的是十分清晰的，離開解決社會問題的國家與社會教育行為顯然毫無意義空萎社會精力與國家財力。
遺言指出：擁兵者人之主也，生靈萬物足下蛆;獻謀者君之奴也，錦衣玉食仰人息。鋒舌焉與利劍比乎?愚哉!曠古鮮見書生為王者，皆因不識干戈，空耗於文章。寥寥行者，或棲武者帳下，或臥奸雄側室。如此，焉令天下乎?王座立於枯骨，君觴溢流紫液，新朝舊君異乎?凡王者，祈萬代永續，枉然矣!物之可掠，強人必效之;位之可奪，豪傑必謀之。遂週而復始，得之，失之，復得之，復失之，如市井奇貨易主耳。這段遺言，詳實反映了孔子總結自己一生遊歷列國的所遭所遇所見所聞所學所思，科學分析了政治學與軍事學之間相互依賴相互依存的轉換關係，虞夏商周以來“家天下”的私有化政權性質必然帶給國家與社會無窮的人為災難後果，因為所有政治與軍事目標只有一個，即讓社會財富唯我私有，因此誰都可能陷入殺伐爭奪惡性循環反覆無窮的社會矛盾鬥爭中，書生們認識不到奴隸制與封建制社會存在的這一“家天下”私有化的政權本質，也使自身命運被動無奈捲入歷史週期率的怪圈成為定律。
遺言指出：概言之，行而優則王，神也；學而優則仕，奴也；算而優則商，豪也；痴書不疑者，愚夫也。智者起事皆言為民，故從者眾。待業就，諾遁矣。易其巧舌令從者擁主，而民以為然。故定乾坤者必善借民勢。民愚國則穩，民慧國則亂。這段話是孔子全面總結實踐與學習、政治與社會、智商與態度的有機辯證與互轉關係的重要論述，是孔子一生為學勸政經驗與社會實踐檢驗的高度總結，深刻揭示了為學與從政、經商與治學這一社會文明蘊涵的終極核心社會價值，是孔子對中國上古社會世界觀、社會觀、人生觀、歷史觀的客觀總結，在中國古代社會對正確引導一個人追求人生價值具有標杆意義。其中“故定乾坤者必善借民勢”一語從本質上揭示了一個合法政權來源的初步途徑，與後世“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兵民乃勝利之本”等軍政辯證關係的論述如出一徹，具有政治軍事學上的科學價值與意義。至於“民愚國穩民慧國亂”的總結，揭示了在一定社會條件下，社會的愚智與國家的穩亂具有潛在的社會矛盾轉換規律關係，是社會物質條件在量變條件成熟時需要發生質變的必然演變規律，至今在二千年後的現實社會現象中仍能找到這一社會根源，具有政治管理學意義上的社會矛盾辯證分析方法論價值，對創新和完善現代社會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遺言指出：武王人皆譽之，紂王人皆謗之，實無異也。俱視土、眾為私。私者唯懼失也。凡為君者多無度，隨心所欲，迎其好者，侍君如待孺子。明此理，旋君王如於股掌，挾同僚若持羽毛，騰達不日。逆而行之，君，虎也，僚，虎之爪也，汝猝死而不知其由。遇昏聵者，則有隙，斷可取而代之。在中國古代社會，有兩個世界史上顯得格外奇特奇怪的現象，一個就是奴隸與封建社會早已終結於秦漢時期，取而代之的是郡縣社會再次延宕兩千年，但封建思想卻沒有消亡，反而隨著郡縣社會的一統天下而愈加強化最後在明清登峰造極成為民族內傷的持久災難，另一個便是商周春秋以來持續一千三百年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現象在秦漢“焚書坑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專制政策下，思想被箝制，學術被禁固，知識被摧殘，甚至出現門禁門閥與文字獄等殘酷文化高壓與摧毀現象，但是民間科學與學術思想卻始終在暗流湧動中隨千年歲月伏波千里奔騰不息，《世說新語》、《夢溪筆談》、《日知錄》、《焚書》與《續焚書》、《聊齋志異》、《紅樓夢》與《脂硯齋評石頭記》等思想史上的光華見識將中國文化的天空託舉得風光萬里舉世瞠目眼花瞭亂。可見，水行千里浪走天涯，一個時代與社會的思想禁固肉體消滅政策是終究難以永久湊效的。在“家天下”政治思想學的核心主導下，中國古代社會的變革與發展始終沒有跳出惡性循環的週期率怪圈，根源就在於西周周公旦攝政期間提出的“天下為公”的“公天下”思想理念在還政於武王之後沒有延續後世銷聲匿跡了，直到近代辛亥革命孫中山先生重新提出但也曇花一現淹沒於封建私有化思想的衝擊波中。孔子的這段遺言清晰說明了春秋時期孔子已認識到政權性質的私有化本質是生髮社會矛盾的總根源，否則孔子不會一針見血地指出，君王民眾“俱視土、眾為私。私者唯俱失也。”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無產階級一旦打碎舊世界的鎖鏈，必將獲得整個新的世界。這個鎖鏈便是自奴隸社會以來統治者戴在人民頭上的“家天下”私有化思想與觀念，人人爭而奪之人人終而毀之，惡搞千年週而復始萬民壘骨亙世壘土，孔子最後也只得警告：遇昏聵者，則有隙，斷可取而代之。歷史故有層出不窮的政變與政亂，民亂與匪患，孔子之言，無私則無懼，無懼則無失，克己復禮復歸於公，這才是孔子儒學的原本初心終義。
遺言指出：治天下者知百姓須瘦之。抑民之慾，民謝王。民欲旺，則王施恩不果也。投食餓夫得仁者譽，輕物媚予候門其奴亦嗤之，仁非釣餌乎?塞民之利途而由王予之，民永頌君王仁。民政關係，永遠是政治關係穩定與否的核心基礎，其中民政經濟關係又是決定社會矛盾運行轉變的核心因素，施與取，肥與瘦之間，反映著私有制下君民社會資源與財富分配的槓桿規律，也是私有制條件下社會治理體系與能力強弱依賴的根本調控手段，孔子洞悉君民之間財富流轉過程帶來的社會矛盾與變化，將私有觀念置於君民政治管理的考量之中，亦將人性之慾的多變性與無底性放在君民關係的博弈中，深刻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中，私有制將人類經濟關係牢牢捆綁到社會關係中並使其成為自身的堅硬枷鎖，沒有先進的公有制政治制度取代這一社會頑疾，社會矛盾的怪圈始終難逃週期率桎梏，這是孔子在私有制社會無奈總結出的君民肥瘦關係從根本上影響社會評價的經濟原因與動機，在中國古代政治經濟學上具有普遍社會意義。
遺言指出：御民者，縛其魂為上，囚其身為不得已，毀其體則下之。授男子以權羈女子，君勞半也。授父以權轄子，君勞半之半也。吾所言忠者，義者，孝者，實乃不違上者也。一個社會的公序良俗，在於長幼有別，男女有序，上下有位。在春秋時代，孔子已通過周遊列國發現這一影響社會秩序的普遍問題，總結出了處理君臣、父子、夫婦關係的管理原則，是中國古代政治管理學理論淵源的鼻祖，也是中國古代社會秩序系統化管理思想的開端，更是漫長中國封建社會、郡縣社會維持三綱五常關係的基本原則，不幸的是後世將這一社會倫理關係擴張強化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的絕對政治與社會關係，甚至滲透到勞動與人格領域，演變成為無條件的極端人身依附關係，成為私有制社會中出現的另一種嚴酷枷鎖，每個社會成員都被戴上了絕對化無條件無理性無底線的私有觀念與人身依附的雙重鎖鏈，成為社會發展的嚴重製度障礙，這顯然是孔子當初始料不及的嚴重社會後果，儘管其在政治倫理學與社會倫理學上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這一理論一旦與社會的私有化制度全面結合，則會走上極端反動的社會對立面，造就封建社會、郡縣社會層出不窮的掘墓人。現代社會要嚴肅充分認真謹慎地吸取這一深刻歷史教訓，在方法論與辯證法基礎上科學客觀地全面分析運用它。
遺言指出：禮者，鉗民魂，體之枷也。鎖之在君，啟之亦在君。古來未聞君束於禮，卻見制禮者多被枷之，況於布衣乎?禮雖無形，乃銳器也，勝驍勇萬千。禮儀制度是生活習俗習慣的抽象化行為規範，是國家法律制度的來源與基礎，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郡縣社會圍繞“家天下”的私有制度，使禮儀制度與法律制度出現競合同位趨勢，發展到唐會要與唐律，二者同樣混合上升為最高國家意志與規範制度，成為保障唐代貞觀之治與開元盛世有序運轉的國家與社會禮法制度條件，創造了中國郡縣社會的黃金時期與頂峰。隨著後世私有化制度的登峰造極，社會矛盾疊加激化，禮儀制度廢棄不用形同虛設，法律制度亦全面走向崩潰，僅成為統治者鉗制處置社會管理對象的極端政治手段，使其失去了調控平衡社會經濟關係與矛盾的槓桿作用，使法治的最高形態人治制度失去了社會基準，也使人治的最低形態法治制度喪失了社會穩定功能，致使國家與社會亂象叢生，禮法憊怠，終致天下分裂。孔子之言，以枷鎖之喻，銳器之鋒，簡明道出了禮法並重的封建與郡縣社會目標雖在鉗民，根源卻在私有，為誰辛苦為誰忙，永遠是禮法制度服務對象的社會選擇與本質指向，孔子之言可謂逾越千年鑿透時空，現代社會不正是追求天人合一禮法共濟世界和諧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遺言最後指出：樂者，君之頌章也。樂清則民思君如甘露，樂濁則漁於惑眾者。隘民異音，犯上者則無為。不智君王，只知戟可屠眾，未識言能潰堤，其國皆亡之。故鼓舌者，必戳之。與論導向，歷來是政治上施政立威樹象的先聲，禮儀音樂則承擔了這一政治功能。不善於掌控社會與論的統治者，必將陷於黃沙覆頂的社會危機中走向滅亡。孔子通過周遊列國，洞察這一社會矛盾演繹規律，從中國古代政治社會學的高度警告執政者，不論上下其位，社會輿論與情的主導權同政權的主動性必須同步同位有機結合，否則逐聲疑源難識清濁，無異匹夫持戟屠眾而陷國家於深井，亡國之日亦不期而至，此猶如警鐘常鳴喪音常響。但後世統治者儘管抬升孔子為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或暨文武聖神皇帝，最終卻難逃王朝厄運週期，何故?他們忘了，孔子畢其一生追求的理想卻是“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公天下社會制度。但以“公天下”為終極核心價值目標的公有制社會直到近代西方社會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問世，人類社會才終於走出了漫漫長夜的門檻，迎來了自身覺醒的自由命運時代，在這個意義上講，《子壽終錄》在二千年前的人類歷史漫夜門檻上，向未來探望的聲音，不正是科學社會主義制度的曙光必然在東方中國社會出現的必然歷史選擇與社會條件?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為人類社會在東方世界徹底打碎了舊世界的鎖鏈，卻擁有了整個新世界，孔子遺言反映的顛覆性儒學核心終極公天下價值觀正是今天中國之復興的希望之路。
2017.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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