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紂王囚禁周文王姬昌，《史記·周本紀》中塑造了心胸狹隘的紂王，和仁義賢達的文王形象。

崇侯虎譖西伯於殷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羑里。

按照《史記》記載，文王可謂一代賢王，紂王成了反面典型，紂王囚禁文王的原因，就在於文王“太賢德”，威脅了紂王的統治。那麼，真相是不是如此呢？

陝西出土了一批周朝甲骨文，上面文字改寫歷史，揭開了商周關係之謎，紂王囚禁文王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遠非《史記》記載的這樣。

1976年，在陝西關中西部，岐山、扶風兩縣之間，考古專家挖掘了“周原遺址”，除了各種青銅器、陶器等之外，還出土了一批甲骨文（絕大多數是沒有文字的甲骨）。

所謂周原，就是周文化的發祥地和滅商之前周人的聚居地，因此通過對周原遺址的考古，可以獲取第一手史料，因此這一遺址的價值很高。

在周原遺址的甲骨文中，有兩段記載觸目驚心，讓人看到了一個野心勃勃、咄咄逼人的周文王。至於歷史上殘暴不仁的紂王，對周文王可謂仁義至盡！

卜甲1號記述：周文王向商紂王先祖盟誓，要走商湯正道

所謂“商湯正道”，這代表周文王的兩個思想，即：一是周武王在理論宣傳上，沒有完全背棄商的立國思想；二是周文王準備效仿商湯推翻夏朝一般，推翻殷商。

眾所周知，史料中說的武王伐紂，是周文王死後的周武王時期，紂王荒淫無道天怒人怨到了極點，於是武王替天行道，而文王一直是商朝的忠心臣子。

然而，周朝甲骨文卻清楚的說明，在周文王時期，就已經公然了“叛亂”，準備效仿商湯滅夏一般滅商。可見，周原遺址的甲骨文改寫了歷史，揭露了周文王的野心和商周緊張的“國際關係”。

需要說明的是，周國臣服於商，卻並非商朝的諸侯國，而是獨立的“方國”。

《古本竹書記年》記載，“帝乙處殷。二年（公元前1100年）, 周人伐商”。

帝乙繼位不久，周國發動東進戰爭，但由於商周實力懸殊，最終周人打了敗仗，周文王的東進戰略受挫。結合文獻等資料來看，周文王做了兩件事：一是臣服於商朝，即所謂“文王事紂”，二是文王改變戰略，轉向西北與江漢流域擴張。

在陝西歧山鳳雛村11號灰坑出土的甲骨文上，記錄了這麼一段話，證實了“文王事紂”確實存在。

衣王（殷王）田，至於帛，王（周文王）隹田

殷王打獵到了帛地，周文王陪同，顯然“文王事紂”的確存在。但文王臣服商朝的同時，卻又野心勃勃，積極在江漢、江淮發展勢力，以至“天下三分其有二”。總之，在文王的五十年中，附近的勢力更慘，許多國家給他滅的滅了，降的降了，國家實力大增。

通過史料和周原遺址的記載，不難看到這樣局勢：周文王早就反叛殷商，不過由於實力不足打了敗仗，不得不再度表面臣服於商朝，但周文王儘管不直接攻打殷商或其同盟軍，卻先消除西北的後方危機，再攻打漢江、江淮等地，從外圍戰略包圍殷商，給予商朝巨大壓力。

在這種情況之下，紂王感受到了巨大壓力，所以才會囚禁周文王。至於《史記》等史書記載的“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周文王太賢，所以紂王才囚禁周文王，純屬無稽之談。

周文王“積善累德”的背後，其實是或武力征服或安撫征服，所以才有“諸侯皆向之”。面對地盤不斷丟失，紂王感受到巨大壓力，由此囚禁周文王。

既然如此，面對亂臣賊子，紂王為何不殺周文王呢？

到了紂王時期，周國實力日益增強，而殷商國力卻在下降，尤其東夷地區叛亂不斷，牽扯了殷商大量兵力，所以殺了周文王，就代表兩者不死不休，這對紂王統治非常不利。

於是，紂王囚而不殺周文王，甚至還將親妹妹嫁給周文王繼續建立姻親關係，對周國軍事壓力錶現出了巨大的忍耐力。姬昌晚年稱王（儒家非常注重這一點，姬昌晚年稱王，如同謀反，這是大罪，所以歐陽修認為史書記錯了，認為姬昌沒有稱王，由此為姬昌正名），與紂王平起平坐時，比如“衣王田，至於帛，王隹田”，紂王都一一忍耐了下來。

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批楚簡中，有一篇《容成氏》的失傳古文中，提到“文王服九邦”（紂王將文王釋放之後），文王征服的九邦，多數是商朝鐵桿同盟，到了這一步時，紂王都還在忍耐。當然，也可能周國用計矇蔽了紂王，所以紂王沒有太多反應。

總而言之，紂王囚禁周文王姬昌，背後有著深層次的國家利益博弈，而非史書記載描述的那般。至於不殺周文王，也不是周文王太賢、太仁，搞的紂王都不好意思殺，而是周國強大實力保住了周文王性命。

顯然，紂王是一個亡國之君，但肯定沒有史書描述的那麼差；周文王是一個偉大政治家，但肯定沒有史書描述的那麼好，勃勃野心透過周原遺址甲骨文一目瞭然，之所以美名傳千古，只不過再度印證“歷史是勝利者的宣言”這一句話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