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明樹數據，2019年3月，全口徑PPP項目成交金額為1558億元，創下最低值；其中已落地項目成交金額為1005億，同樣是PPP模式開展以來的最低記錄值。
網紅企業東方園林的債務危機將PPP模式企業的資金問題帶入了大眾視野，在高歌猛進數年之後，如今的PPP企業正陷入資金鍊繃緊的泥潭中不堪重負，成為債務違約榜單上的“常客”，利潤和現金流情況惡化，甚至涉嫌財務造假。
政策層面來看，PPP企業陷入資金鍊困境的直接原因在於各個渠道的融資同時有所收緊，這背後又是，監管部門對於地方政府隱性債務控制趨嚴，更進一層的背後原因則是，在前期的操作中，地方政府通過包括PPP在內的各種渠道過度舉債，產生了較大的隱性債務風險，而PPP模式推出的初衷，就是考慮到政府部門槓桿率過高，試圖通過這一模式撬動社會資本開展基礎設施建設，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則反其道而行之，逐漸演化成政府部門的融資工具。
企業層面來看，“PPP就像是一場競賽，上半場拼項目，下半場拼融資。”一位PPP企業融資部門人士近日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PPP企業的急轉直下，政策持續收緊、金融去槓桿、經濟形勢下行等均是外部因素，究其根本，企業自身的戰略規劃不合理，管理能力無法支撐擴張步伐，融資能力不能匹配業務節奏。
陷入困境中的PPP企業，去年以來開始通過種種途徑解困，最典型的手段即是引入國資，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按規模排名前十的民營PPP企業中絕大部分都已宣告引入國資。
化解困境的另一大手段是縮減項目。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近日與PPP行業資深人士深度交流了解到，除個別企業以外，目前行業基本都在收縮，具體途徑包括，解約和壓縮項目投資金額，此外還有部分央企在相關政策約束下，宣告關閉PPP部門。
整體性收縮
這與兩年前相比，全然是另一番景象。
在經歷了2016—2017年的瘋狂發展後，今天查看PPP企業陸續公佈的年報，不難發現，其中的一大共同點均是放緩節奏、壓縮規模。
比如，東方園林稱“2018年下半年，公司根據政策導向和資金情況，主動降低了PPP項目的拿單節奏”，棕櫚股份表示“受宏觀環境影響，公司對 PPP 業務的承接持審慎原則”，龍元建設稱“提升了項目收益率要求和風險評審標準”等等。
“據我所知，現在做PPP的企業，除了比如中南建設這種極個別的，其他的全部在收縮，包括我們自己。”一家規模排名靠前的PPP企業人士近日對記者如此表示。據他講述，現在去各地方出差談判，聽到的幾乎都是企業要求解約項目的消息，或者要求減少項目建設內容，將項目投資金額降低。
根據PPP諮詢機構明樹數據，2019年3月，全口徑項目成交金額為1558億元，創下最低值；其中已落地項目成交金額為1005億，同樣是PPP模式開展以來的最低記錄值。
據記者近日與多位業內人士交流，“放緩節奏”是這些企業今年的一致策略，具體做法上就是提高獲取項目的門檻，“我們最初幾乎沒什麼門檻，只要求地方財政總支出達到20億即可，現在內部定的策略是，只做百強縣、省會城市、地級市以及沿海發達地區的項目。”上述人士透露。
央企同樣在收縮。2019年2月份，上市公司葛洲壩公告稱，為理順在建項目管理體制，加強在建項目管理，董事會同意撤銷公司PPP事業部。據業內分析，央企的類似行為主要是受到192號文監管要求央企控制負債率的規定所約束，而PPP模式對社會資本方而言，資產負債壓力非常大。
資金飢渴
似乎所有的問題都歸結為“缺錢”。
查看年報，各大PPP公司對戰略收縮的表述均是“提高項目收益要求”、“加強風控標準”等，原因解釋則都是“受宏觀環境影響”、“受PPP監管政策收緊影響”等。
但事實上，體現到企業經營層面，無一例外均是資金吃緊。去年，東方園林發債遇冷以及欠薪事件一度鬧得沸沸揚揚，該公司實控人在民企座談會上呼籲資金支持使得公司一舉變身網紅企業的同時，也將這類民企的資金飢渴症推向了高潮。
在去年金融去槓桿的環境下，金融市場出現大面積債券違約，彼時PPP企業就頻繁現身於違約榜單，包括盛運環保、凱迪生態、神霧節能等；今年以來這一趨勢還在持續，今年到目前為止新增的10家違約企業中，就包括東方園林、天翔環境等。
信貸市場亦是如此。據記者瞭解，PPP企業貸款逾期的情形也並不罕見。
記者查看這些企業公開披露的財務報表發現，僅從報表上看，這些企業的資產負債率相比2017年均已有明顯提高。以規模500億以上、PPP項目規模居前列的民企上市公司來看，其中7家資產負債率全部上升，最高的中南建設從91%上升到92%；華夏幸福從81%上升到87%，其餘也都在60%以上。
而仔細分析即可知，實際情況比公開報表所呈現的更加嚴重。比如記者就發現，東方園林財務報表裡對PPP項目公司全部進行了出表處理。“這並不合理，這種項目公司，母公司的控制權都在50%以上，原則上不應該出表。”一位財務人士對記者表示。
東方園林2018年年報顯示，PPP公司股權投資款79.9億，PPP運營項目在建工程7億，均計入“其他非流動性資產”科目。上述行業人士對記者分析，不管項目融資進展如何，這種操作都大大隱匿了企業實際負債狀況和流動資金壓力，而如此操作的也並非東方園林一家企業。
國資“馳援”
資金壓力帶來巨大的紓困需求，也因此，去年以來，國資頻繁以白衣騎士的身份現身PPP企業。
據記者梳理，上文所提的8家規模靠前的民企PPP企業中，已有5家明確公告引入國資作為戰略股東，華夏幸福則引入平安作為二股東。其中，東方園林引入北京朝陽區國資旗下基金、碧水源引入川投集團、鐵漢生態引入深圳國資委、蒙草生態引入當地國資內蒙古金融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啟迪桑德引入雄安集團。
業內人士對記者透露，目前環境下，民企PPP都有意願引入國資，其餘的企業也有此想法，只是具體的策略不同。從國資的角度來看，也有此意願，但是由於民企大多是被動出於尋求支援的出發點，很難有對等談判機會。
民企PPP普遍引入國資馳援的邏輯顯而易見，即急需走出資金困境，在國內目前固有的融資環境下，引入國資或許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了。
但是果真有效麼？上述PPP企業人士對此並不樂觀，“可以設想一下引入國資後，企業最快出現的變化，首先肯定是新股東開始控制管理成本，各種費用會下降、冗餘人員會裁撤；其次，已經在開展的項目和業務是既成事實，這無法扭轉；最可能產生的效果就是在流動性貸款方面或許有些作用，但是長期的項目貸，銀行看的還是項目本身的情況，不會有太大作用，而PPP企業要的就是這種長期貸款。”
癥結何在
PPP企業尤其是民企PPP企業集體陷入今天的境地，有宏觀背景和行業因素，尤其是中央政府收緊對地方政府舉債行為的控制，業內多將其視作此輪PPP企業集體陷入困境最重要的原因。
是否被視作地方政府隱性債務是目前該問題中的一大焦點，密集發佈的相關文件對PPP融資步步收緊，最近的是3月8日財政部出臺的《關於推進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規範發展的實施意見》（10號文），被視作PPP最強監管文件。
此種背景下，金融機構早已加強了對PPP項目放款標準。記者近日就從業內瞭解到，某大行對PPP項目所在地的財政支出要求從40億提高至50億；某股份制銀行甚至暫停了部分省級PPP項目貸款。
另一個重要因素，過去的融資環境下，PPP有相當大一部分資金穿透後來自銀行理財以及其他資管資金，但資管新規要求資管產品期限匹配，最直接的衝擊即反映在這些長期項目的繼續融資上。記者近期就瞭解到，包括銀行在內的不少資管機構在新規之後相繼暫停了對此前談好的PPP項目的繼續放款，並且在著手考慮如何處置這些長期限非標資產。
從這個角度而言，PPP企業集體遭遇困境確實很大程度上是宏觀環境和政策變動所致。但繼續往下追問即可發現，還有更深層次的問題。
在上述PPP企業人士看來，企業自身的問題更為根本。他對前兩年PPP企業在市場上瘋狂擴張、完全不做測算地搶項目的情景記憶深刻，這些項目如今都成為企業不能承受之重。企業也不考慮自身實際經營管理和持續融資的能力，只是按照競賽的原則搶項目、拼規模。
一個可說明企業超出自身能力過度擴張的普遍現象是，查看部分PPP項目融資結構就會發現，大量企業均是通過提前介入與政府共同成立基金、小股大債、短債長用不斷續期滾動等形式解決項目資金問題。拆解部分項目融資案例其融資結構均呈現出這種特點，並且大量利用表外融資、信託貸款等方式。
一個業內公認且值得反思的現象是，PPP模式推出的初衷是，要在政府債務已然高企、不再增加政府債務負擔的情形下進行基礎設施建設，通過PPP模式撬動社會資本，但在實際操作中，PPP模式則變身為政府融資工具。
一位沿海地區股份制銀行人士對記者說，其基本沒有開展過PPP項目，當地這類業務極少，早在PPP模式出現之初，作為政信業務經理，他也曾去與當地政府溝通此類業務，對方並無此意向，且表示這類業務政府均是要兜底回購，能通過正常渠道獲得貸款並無此必要，越是財力弱、債務壓力大的地方政府越積極，“現在這些企業出問題，跟PPP模式無關，跟地方財力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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