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上海文壇，曾經有過四大才女，她們分別是關露、張愛玲、潘柳黛、蘇青。
關露的小說我沒有讀過，詩倒是讀過幾首，寫得極好，所以打算有空的時候也去讀讀她的小說。我現在只想大致聊聊她與另外三個才女的關係。
潘柳黛後來在香港寫的那篇《記張愛玲》，涉及到很多人，這其中也包括關露。她說張愛玲的脾氣像關露，但“比關露更矜持，更孤芳自賞”。這顯然說明，關露跟張愛玲一樣，跟人也是有些距離的，但我對潘柳黛把關露與她們的距離，也單純當成脾氣，不大同意。
潘柳黛直到晚年，在澳洲跟人偶然話當年，這才知道昔日的“漢奸”關露，原來是紅色臥底，登時愣住，紅了眼圈，可見此事觸動了她內心的柔軟，形成了極大的震撼。不知她那時還會不會堅持她那關於“老處女”脾氣的意見。
那些年擔負重大使命，在敵偽中獵取情報，神經崩得像跟弦的關露，主持《女聲》，不過是一種身份掩護，跟她們來往，不過是一種工作需要。詩人的心是敏感的，關露本還是一個比較內向的人，料想那時的她，一再被人罵為漢奸，一再遭受同志、朋友白眼，一律不能辯解，忍受不了時，寫信想要回來，又得不到批准，內心裡一定也壓抑得很。忍辱負重，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詞語，更何況她還是這樣一位女子。
關露對只是寫作的潘柳黛或許還沒有什麼，但對經常跟陳公博、周佛海來往的蘇青，和跟胡蘭成打得火熱的張愛玲，卻未必能真正親近起來。她一個弱女子，是在以一個大寫中國人的身份，深入魔窟，用特殊的方式跟敵人搏命，總不至於當蘇青、張愛玲跟她一樣是臥底。
當然，我對於這種關係的解讀，可能會有點想當然，但無論如何，她們到底不是一樣的人，一樣的愛憎，一樣的作為。總之不是敵人，也很難成為真正的朋友。
關露的遭遇，太過沉重，不忍細說，實際上日本人投降之後，就連潘柳黛、張愛玲、蘇青，都曾遭遇過不同程度的清算。這當然只能是聲討式的，你總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是戰士，把灰色地帶的某些活法都判定為有罪，要是那樣，那淪陷區的人就可能基本都是罪人。只不該，讓一個真正的女傑，也蒙受不白之冤，死去時沒有鮮花，只有一瓶安眠藥作伴。
關露是愛國者，戰士，紅色特工，張愛玲是民族虛無主義者，蘇青是世俗之人，潘柳黛大概介於三者之間，更接近於蘇青，這是我的看法，我對後者的把握並不是很大。
關露的才氣與功底，據潘柳黛說，她們幾個誰都比不上，只可惜關露自抗戰後，就基本沒有時間和機會，拿出更多的作品了。十幾年的牢獄，無休止的審查，讓她身心交瘁。
張愛玲只憑早期的作品，就奠定了她的文學地位，她的才情、直覺與視角，使她打破禁忌，超越了時代，只可惜後來就有點江郎才盡。蘇青所憑的是平實與大膽，潘柳黛所憑的是幽默與尖利，她們方向一致，都只在世俗生活、女性生活中打轉，很接地氣，也頗具某種洞察力，這一點我的把握大些。
論性格，關露內心火熱，外表矜持、內向，有點詩人的傲氣，張愛玲乾脆是高冷、怪癖的統一，蘇青則熱情、世俗、商業氣，或許還有些小天真，能夠將某種天真與世故合二為一，潘柳黛則心直口快，開朗幽默，有時候還有些特殊的尖刻。這些都是她們的文字、軼事透露出的，未必全面，但用以解讀潘柳黛與張愛玲的那段公案，看起來倒是合情合理。
（關露）
關露與其他三個才女若即若離，不但因為性格，也因為她有大事，有特殊秘密，她在她們當中算是客串。張愛玲、潘柳黛、蘇青三個，一度曾走得很近，她們的中心，自然是為人熱情，容易原諒別人，也容易被人原諒的蘇青。蘇青商業頭腦很好，那時候還自己辦了一個雜誌，張愛玲、潘柳黛等人，都是她的供稿人。
蘇青最推崇的是張愛玲，張愛玲那時也總說蘇青好，這對張愛玲是極難得的一件事。潘柳黛也總說蘇青好，但她對張愛玲卻就沒有那麼客氣了。於是一個高冷的女人，和一個心直口快的女人，有一天就終於弄得反目，只在座談會等公開場合，才裝作什麼事都沒有而已。
事情的起因，是胡蘭成的一篇文章，表面上看，潘柳黛是肇事者，張愛玲很無辜。
這個故事很多人知道，但也不妨詳述，因為它的確很有意思。
張愛玲出名之後，胡蘭成把她當成了新獵物，這位汪偽政府宣傳部次長，一面為追求張愛玲，一面為宣傳需要——那時的汪偽政府和日本人，為了粉飾太平，銷蝕仇恨，消磨中國人的抗日意志，也曾把風花雪月的文藝，當做武器——有一天就寫了一篇《論張愛玲》，把張愛玲大大吹捧了一番。
張愛玲是魯迅之後第一人，這話胡蘭成早就說過，這一次他不但說張愛玲的文章“橫看成嶺側成峰”，還一再要拿張愛玲的“貴族血液”說事，所以就招致了很多人的反感。
民國人對大清朝一向意見很大，如果他們看到現在的某些翻案如此過分，很可能會對某些人再次舉起炸彈。
那時候抗戰是頭等大事，沉默的上海人內心並不沉默。
那時候的文藝戰線雖低潮，但卻動不動在拿著古代的忠奸來影射、激勵與批判。
胡蘭成是大漢奸，李鴻章在那時是絕對無疑的大漢奸，而且文章之事，與“貴族血液”何干？所以胡蘭成和張愛玲在當時，就犯了大忌。
但是當時那種情況下，大多數人一般只敢腹誹，誰也沒想到，倒是張愛玲的好友潘柳黛忍耐不住，會勇敢地跳出來，理論一番。
潘柳黛後來自稱，自己當時只是想“幽他一默”，還有些“斷章取義”，但我覺得那只是一個說法而已，她一定是真心找事。
不然，她不會老提張愛玲自己也喜歡這樣標榜、炒作，很多人都不以為然，大家只是念她“年幼無知”，才還沒怎麼樣。她那篇《論胡蘭成論張愛玲》，更不會那麼狠。
大家在乎的是“貴族血液”，對“橫看成嶺側成峰”倒意見不大，但是潘柳黛卻不行，非要問人家一句什麼時候“橫看”，什麼時候“側著”，她似乎對胡蘭成和張愛玲的結果早有預見。而她對於“貴族血液”的調侃，那簡直就“刻薄至極”。
“胡蘭成說張愛玲有貴族血液——因為她父親討的老婆是李鴻章的外孫女，她是李鴻章的外重孫女——其實這點關係就好像太平洋裡淹死一隻雞，上海人吃黃浦江的自來水，便自說自話說是‘喝雞湯’的距離一樣。八竿子打不著的一點親戚關係。如果以之證明身世，根本沒有道理，但如果以之當生意眼，便不妨標榜一番。”
然後，潘柳黛還說：“而且以上海人腦筋之靈，行見不久將來，‘貴族’二字必可不脛而走，連餐館裡都不免會有‘貴族豆腐’、‘貴族排骨麵’之類……正是：請看論人者，人亦論其人。”
潘柳黛這篇文章反響很大，料想若出現在網絡時代，一定能引發大量轉發、評論、點贊，成為一篇大爆文。偏偏這後面，著名報人、詞人陳蝶衣也來湊趣，他居然在大中華咖啡館真的推出了一個“貴族排骨麵”，那海報上不但明確說明，這就是潘柳黛筆下的那種，還連潘柳黛那句“請看論人者，人亦論其人”也寫到了上面，這一下，潘柳黛算是把胡蘭成、張愛玲徹底得罪透了。
胡蘭成、張愛玲從此就開始疏遠潘柳黛，那時候潘柳黛在報社，也經常會接到威脅、謾罵電話。有一次一個最有趣也最無趣的人問她，你是不是潘金蓮的潘？潘柳黛當即惡狠狠地回了一句，你是不是姓王，王八蛋的王？她晚年回憶起此事，還哈哈大笑，對自己的機智和膽略非常滿意。
潘柳黛當時的表現，自然會被一些人讚揚，被一些人視為“刻薄”，被一些人當做對張愛玲的嫉妒。後者一部分是出於有意，大多數則是因為並不瞭解她是怎樣一個人，張愛玲當時都有些什麼表現。
（潘柳黛）
潘柳黛後來在香港也混得風生水起，她是著名的專欄作家，多家報刊的撰稿人，曾採訪過無數當紅明星，也與他（她）們的關係都很好。她還曾在著名的邵逸夫公司擔任過編劇，電影《不了情》和主題歌《忘不了》，家喻戶曉。她是因為不想過太緊張的生活，才離開電影公司的。
潘柳黛小說、散文、雜文、編劇、作詩、填詞都來得，在香港的名氣，就跟在上海差不多，這一點張愛玲只能甘拜下風。但是她對採訪，卻從來都是拒絕，一點也不想成為公眾人物。她說她最怕在大街上被人認出來，指指點點。
後來的張愛玲也淡薄名利，很低調的樣子，但那或許不只是成熟、看透，還有無奈。至少她到香港的時候，在踏入美國初期，還像她的伯樂夏志清說的那樣，一直渴望出名。
她更曾為了尋找出路，一度丟下老病的美國丈夫，重回香港、臺灣，輾轉了一段時間，但仍舊沒能重拾昔日的輝煌。賴雅那段時間，是獨自拖著行李，跑去妹妹家寄居的，沮喪萬分，他就是那期間中風，也沒能把張愛玲招回來。她據說連飛回的旅費都不夠。
張愛玲當然是有大才氣的，但不是潘柳黛那種，所以香港和美國，就都不是她的用武之地。一度潦倒不堪的她，那時真像是一種遺蹟，這很令人傷感。
但是張愛玲是很少求人的，除非真正的知己，她也很少原諒，即便再潦倒不堪。
張愛玲後來到香港，有人曾跟她談起潘柳黛，但她卻回了一句，誰是潘柳黛？我不認識。十年過去了，她依舊記恨在心。
有人也曾告訴潘柳黛，張愛玲來了，潘柳黛明知道如果不是雙方都有意去探視的話，見面的機會很少，但她仍舊沒打算去。她覺得張愛玲脾氣太古怪。
她們兩個就因此成了陌路人。
再四年之後，在香港的潘柳黛，曾寫過一篇《記張愛玲》，來專門講述此事，和她們的關係，更把張愛玲又調侃了一番，這算是她們真正的結尾。從文章看，潘柳黛是知道張愛玲不認識她的，一個人的不能釋懷，會變成兩個人的不能釋懷，兩個人的不能釋懷，會形成一座冰山，這是常有的事。
老實說，弄蛇者潘柳黛的有些敘述曾經把我笑噴。
（潘柳黛曾經有一篇散文小說，是寫她第一任丈夫的，轟動一時。她把丈夫比喻成一條熱帶蛇，自稱被蛇咬了一口，就開始變得脆弱，即便別人都說有毒，她也要成為一個第一流的舞蛇者。這篇文章熱議之下，立刻讓她前夫成了“熱帶蛇”，讓她在漫畫家筆下成了“弄蛇者”。潘柳黛的文章往往想法、觀點別緻、醒目，非常有趣，她做專欄作家期間，香港人很愛寫信給她。）
比如她說張愛玲的外國做派。
如果張愛玲跟你約好的見面時間是三點，你兩點三刻到了，那她就會打開門來，板著臉說一句，張愛玲小姐現在不會客，讓你在外面暫時冷上一會兒。
而你如果遲到了，她就會開門告訴你，張愛玲小姐已經出去了。
可她那時候只在上海教會學校上過學，只在香港待過一段時間。
（張愛玲）
張愛玲據說還特別喜歡奇裝異服，一會兒中，一會兒西，一會兒像18世紀的少婦，一會兒像“我們的祖母或太祖母”。問她，她說，我既不是美人，又沒有什麼特點，不用這些來招搖，怎麼引得起別人的注意？
看張愛玲的文字，她遠沒有這麼淺薄，但我仍舊相信她除了特殊的審美，別緻的情調之外，這也是真的。
因為張愛玲照樣有過年輕、幼稚、浮華、招搖、嫉妒。
曾“發誓”八歲就要梳愛司頭，十歲就要穿高跟鞋的她，只因為弟弟比她長得漂亮，文章中就從不放過挖苦、諷刺他的機會。
她也的確曾高喊過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快樂就不那麼痛快。
她更曾為了炒作自己，做過許多事情，就比如“貴族血液”。
《光化》雜誌1944年曾經披露，張愛玲有一次給《萬象》老闆平襟亞寫過一封信，她在那裡面說道：“如果有益於我的書的銷路的話，我可以把曾孟樸的《孽海花》裡有我的祖父與祖母的歷史，告訴讀者們，讓讀者和一般寫小報的人代我義務宣傳——我的家庭是帶點‘××’氣氛的……”
這惹得平襟亞好一頓挖苦：“她只要書能多銷，她只要賺錢，什麼祖父祖母的歷史‘香’‘臭’，任人宣揚都不計較。那我人為什麼要做她的義務宣傳員呢？任說——‘觸貴族筆’、‘流貴族血’，在她總認為有‘相當效果’的一回事。”
實際上胡蘭成那篇《論張愛玲》發表之後，平襟亞也曾做過諷刺，說“貴族血液”這種東西跟“平民血液”到底有什麼區別，“怕連德日歐美不論什麼派的‘達克透’，一時都分辨不出來吧？”胡先生“和她相處”之下，“竟然列論及此，那真不愧文壇先進……”而他對張愛玲的這段挖苦，則發生在稿費糾紛之後。
據他說，張愛玲“市儈氣”太重，找他多次“所談論的無非‘生意眼’，怎樣可以把握風行一時，怎樣可以多抽版稅”，她還曾在連載時突然要求增加稿費，沒達到要求隨意就減少字數，“這一期我只寫五千字了，你要便要；不要拉倒”。終至於最後一個字沒有，連一千元預付款都沒退。
這件事曾引起軒然大波，有人支持平襟亞，有人支持張愛玲，張愛玲本人更曾幾次辯解，表示要“查個水落石出”。但是等平襟亞列出賬目明細、來往信件、稿費回單等證據，讓張愛玲來查時，張愛玲卻又不來了，只在報上說些很籠統的話。那大概就像今日的“嚴正聲明，保留起訴權力”，到最後不了了之之類。
張愛玲本人恰恰曾毫不避諱地說她很愛錢，還說她姑姑因此曾笑她俗氣，她後來對於平襟亞登在報上的明細，好像也的確並無有力的反駁，所以這事基本就可以坐實。
作家談稿費並不丟人，但談好後半路上漲價停筆撤稿，卻不見得地道。潘柳黛後來在澳洲曾經說，我們那時跟現在一樣，其實也需要媒體炒作，但類似這樣的炒作，到底不大作家。所以平襟亞的這種做法是對的：“最近關於某女作家的稿費一事，我極不願意再提，原因為了：一、區區小數，窮不了我，也富不了她。二、不甘替她做義務宣傳，適中她的圈套。”也可見潘柳黛當年對她的諷刺，其實很真實，並不見得是一種“刻薄”。
張愛玲成名之初，傅雷先生對她特別讚賞，但也曾提出忠告，這其中有一句：“一位旅華數十年的外僑和我閒談時說起：‘奇蹟在中國不算稀奇，可是都沒有好收場。’但願這句話永遠不要扯到張愛玲女士身上。”
傅雷先生是深怕張愛玲陷於“技巧”的，覺得“愛護她，就是愛護自己”，但是當時的張愛玲卻並不領情。她作為一個後起之秀，年輕人，竟毫不客氣地反駁：“理論並非高高坐在頭上，手執鞭子的御者……”
張愛玲到底算有好收場還是沒有呢？這事只怕她自己也說不清楚。她這樣一個人，自然不能以生活幸福與否做為評判標準，但或許，她原本是能夠有更持久的創作力，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的吧？
人無完人，年輕有時候本身就是一種罪過，成熟代表的通常不是可以挽回，而是丟失。
文 | 九鴉
圖 |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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