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元帝時代的“天命”轉移話題始終沒有成為事實，而到了漢成帝時代，這一問題有了進一步升級的趨勢。漢成帝在正統史書的評價中非常糟糕，他與趙飛燕姐妹的那些豔史成為兩千餘年來中國人的談資。事實上，漢成帝也算是一個非常倒黴的皇帝，他在位25年，大漢朝天下災異頻現，王朝面臨全面系統性危機。
何謂“災異”呢？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二端第十五》中說：
故書日蝕，星隕，有蜮，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雹，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鸛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雖甚末，亦一端。
董仲舒
按照董仲舒的這種理論解釋，災異指的就是自然災害和一些不正常的自然現象，但這些現象並非純粹的自然性質，而是上天對人事的示警，是一種天譴論。東漢的的《白虎通義·災變》中更是將董仲舒的理論進一步具體化：“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白虎通義》的這種理論將災變的責任者具體化到人君，也就說天象示警，意味著皇帝施政有問題，需要反思，需要整頓了。
漢成帝即位第一年，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正月乙丑，皇考廟災”。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夏，大水，三輔霖雨三十餘日，郡國十九雨，山谷水出，凡殺四千餘人，壞官寺民舍八萬三千餘所。冬十二月戊申朔，日有蝕之。夜，地震未央宮殿中。”
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四月，楚國雨雹，大如斧，蜚鳥死。”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二月丙戌，犍為柏江山崩，捐江山崩，皆壅江水，江水逆流壞城，殺十三人，地震積二十一日，百二十四動。”
漢成帝
上述這些自然災害現象在任何時代都算正常的，當時還有一些諸如日食、彗星、流星之類的天象，也被視為災異。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今日看起來匪夷所思的異像也見諸於史書。依據《漢書·五行志》和《漢書·天文志》一類的史料記載，還出現了很多非正常的靈異事件。譬如，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蒿、柏葉，上民家柏及榆樹上為巢，桐柏尤多。巢中無子，皆有幹鼠矢數十。”這是一次鼠妖事件，後面還有一次詭異的狗化為人的怪事。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為狗，走出。去後，有數人被甲持兵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
既然天象示警，人間就一定會有反應。“天命”再度引起熱議，一些陰陽家和方士化儒生不斷地鼓吹漢運將終、末世危機，漢朝的三七之厄、百六陽九己經到來，必須改德改命，獲得再次受命的合法性資格。據《漢書·李尋傳》記載：“ 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作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
《漢書》
甘忠可因此還偽造出所謂的《赤九讖》，鼓吹“再受命”理論，其中有“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等言語。甘忠可的核心主張是通過用封禪、改歷等辦法來拯救漢家衰敝，並且期望通過新制來重致太平。
如何去理解這個“再受命”理論呢？要理解這個概念，首先要理解一下在“五德終始”理論體系中漢朝的地位。“五德終始”又稱"五德轉移"，是中國戰國時期的陰陽家鄒衍所主張的歷史觀念。“五德”是指五行木、火、土、金、水所代表的五種德性或性能，“終始”指“五德”這五種性能週而復始的循環運轉。鄒衍以此作為歷史變遷、王朝更替的根據，每一個王朝背後都有一種五行的德運，以代表其合法性。
鄒衍
漢朝的德運，其實有點複雜。很多人都知道漢高祖劉邦斬白蛇起義的故事，在那個神學敘事中，劉邦是赤帝之子，應該是火德的代表。但是，漢武帝泰山封禪，又確定了漢朝土德的地位。班固在《漢書·郊祀志》中說：
漢興之初，庶事草創，唯一叔孫生略定朝廷之儀。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至於孝文，始以夏郊，而張倉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為盛，太初改制，而兒寬、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服色數度，遂順黃德。彼以五德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
劉邦
西漢建立之初，劉邦命叔孫通制禮作樂，然而尚來不及確立漢朝的正朔之德，只能沿用秦朝的服色、制度，到了漢文帝時期出現了土德和水德的正統之爭，張蒼認為周為火德，秦歷時太短，僅為潤德，漢代周而興，依據五行相勝理論，應為水德。公孫臣、賈誼依據秦為水德，故得出漢滅秦故為土德，然而漢文帝也莫衷一是。到了漢武帝太初改制，兒寬、司馬遷贊同賈誼、公孫臣的觀點，認為漢朝應為土德，服色尚黃，這才得以改正朔、易服色。
甘忠可的“再受命”理論其實就是要改變武帝時代確定的“土德”正統地位，主張漢家火德，重新確立漢朝的合法性。甘忠可所造讖語之中，有一個非常有趣而又關鍵的數字“九”，什麼“九世會昌”、“赤九會昌”之類的話，意思是“九世”之後，漢朝又能迎來太平盛世。這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個數字是專門為漢成帝量身定製的，因為按照西漢朝廷對漢家宗廟世次的排序，成帝恰為“九世”。
漢武帝
《漢書·谷永傳》載，谷永於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上書成帝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厄。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在這裡谷永說成帝“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是指成帝乃確鑿無疑的“九世”。臣子章奏，性質不同於私家著述，故這反映的應該是西漢朝廷所認可的宗廟排序。
甘忠可的這一套東西雖然說是要漢廷完成“再受命”，但並不是要取消漢朝的合法性，相反是有針對性地拍成帝的馬屁，期待成帝承擔這個“再受命”的歷史責任，重建漢朝的統治合法性，通過封禪、改歷等辦法，改承火德，從而達到致太平的目的。但是，甘忠可的這套理論並沒有得到成帝朝廷的認可，反而將他自己送上黃泉路，“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週上惑眾，下獄治服，末斷病死”。
甘忠可雖死，但是他生前收了幾個徒弟，“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東郡郭昌”皆為甘忠可門徒，“再受命”與西漢王朝的政治糾纏依然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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