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帝时代的“天命”转移话题始终没有成为事实，而到了汉成帝时代，这一问题有了进一步升级的趋势。汉成帝在正统史书的评价中非常糟糕，他与赵飞燕姐妹的那些艳史成为两千余年来中国人的谈资。事实上，汉成帝也算是一个非常倒霉的皇帝，他在位25年，大汉朝天下灾异频现，王朝面临全面系统性危机。
何谓“灾异”呢？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二端第十五》中说：
故书日蚀，星陨，有蜮，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雹，陨霜不杀草，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有鹳鹆来巢，《春秋》异之，以此见悖乱之征，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虽甚末，亦一端。
董仲舒
按照董仲舒的这种理论解释，灾异指的就是自然灾害和一些不正常的自然现象，但这些现象并非纯粹的自然性质，而是上天对人事的示警，是一种天谴论。东汉的的《白虎通义·灾变》中更是将董仲舒的理论进一步具体化：“天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白虎通义》的这种理论将灾变的责任者具体化到人君，也就说天象示警，意味着皇帝施政有问题，需要反思，需要整顿了。
汉成帝即位第一年，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正月乙丑，皇考庙灾”。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夏，大水，三辅霖雨三十余日，郡国十九雨，山谷水出，凡杀四千余人，坏官寺民舍八万三千余所。冬十二月戊申朔，日有蚀之。夜，地震未央宫殿中。”
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四月，楚国雨雹，大如斧，蜚鸟死。”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二月丙戌，犍为柏江山崩，捐江山崩，皆壅江水，江水逆流坏城，杀十三人，地震积二十一日，百二十四动。”
汉成帝
上述这些自然灾害现象在任何时代都算正常的，当时还有一些诸如日食、彗星、流星之类的天象，也被视为灾异。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今日看起来匪夷所思的异像也见诸于史书。依据《汉书·五行志》和《汉书·天文志》一类的史料记载，还出现了很多非正常的灵异事件。譬如，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九月，长安城南有鼠衔黄蒿、柏叶，上民家柏及榆树上为巢，桐柏尤多。巢中无子，皆有干鼠矢数十。”这是一次鼠妖事件，后面还有一次诡异的狗化为人的怪事。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长安男子石良、刘音相与同居，有如人状在其室中，击之，为狗，走出。去后，有数人被甲持兵弩至良家，良等格击，或死或伤，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
既然天象示警，人间就一定会有反应。“天命”再度引起热议，一些阴阳家和方士化儒生不断地鼓吹汉运将终、末世危机，汉朝的三七之厄、百六阳九己经到来，必须改德改命，获得再次受命的合法性资格。据《汉书·李寻传》记载：“ 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作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
《汉书》
甘忠可因此还伪造出所谓的《赤九谶》，鼓吹“再受命”理论，其中有“帝刘之九，会命岱宗”，“赤汉德兴，九世会昌，巡岱皆当”，“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等言语。甘忠可的核心主张是通过用封禅、改历等办法来拯救汉家衰敝，并且期望通过新制来重致太平。
如何去理解这个“再受命”理论呢？要理解这个概念，首先要理解一下在“五德终始”理论体系中汉朝的地位。“五德终始”又称"五德转移"，是中国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所主张的历史观念。“五德”是指五行木、火、土、金、水所代表的五种德性或性能，“终始”指“五德”这五种性能周而复始的循环运转。邹衍以此作为历史变迁、王朝更替的根据，每一个王朝背后都有一种五行的德运，以代表其合法性。
邹衍
汉朝的德运，其实有点复杂。很多人都知道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的故事，在那个神学叙事中，刘邦是赤帝之子，应该是火德的代表。但是，汉武帝泰山封禅，又确定了汉朝土德的地位。班固在《汉书·郊祀志》中说：
汉兴之初，庶事草创，唯一叔孙生略定朝廷之仪。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数世犹未章焉。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张仓据水德，公孙臣、贾谊更以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为盛，太初改制，而兒宽、司马迁等犹从臣、谊之言，服色数度，遂顺黄德。彼以五德之传，从所不胜，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
刘邦
西汉建立之初，刘邦命叔孙通制礼作乐，然而尚来不及确立汉朝的正朔之德，只能沿用秦朝的服色、制度，到了汉文帝时期出现了土德和水德的正统之争，张苍认为周为火德，秦历时太短，仅为润德，汉代周而兴，依据五行相胜理论，应为水德。公孙臣、贾谊依据秦为水德，故得出汉灭秦故为土德，然而汉文帝也莫衷一是。到了汉武帝太初改制，兒宽、司马迁赞同贾谊、公孙臣的观点，认为汉朝应为土德，服色尚黄，这才得以改正朔、易服色。
甘忠可的“再受命”理论其实就是要改变武帝时代确定的“土德”正统地位，主张汉家火德，重新确立汉朝的合法性。甘忠可所造谶语之中，有一个非常有趣而又关键的数字“九”，什么“九世会昌”、“赤九会昌”之类的话，意思是“九世”之后，汉朝又能迎来太平盛世。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数字是专门为汉成帝量身定制的，因为按照西汉朝廷对汉家宗庙世次的排序，成帝恰为“九世”。
汉武帝
《汉书·谷永传》载，谷永于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上书成帝曰：“陛下承八世之功业，当阳数之标季。涉三七之节纪，遭《无妄》之卦运，直百六之灾厄。三难异科，杂焉同会。”在这里谷永说成帝“承八世之功业，当阳数之标季”，是指成帝乃确凿无疑的“九世”。臣子章奏，性质不同于私家著述，故这反映的应该是西汉朝廷所认可的宗庙排序。
甘忠可的这一套东西虽然说是要汉廷完成“再受命”，但并不是要取消汉朝的合法性，相反是有针对性地拍成帝的马屁，期待成帝承担这个“再受命”的历史责任，重建汉朝的统治合法性，通过封禅、改历等办法，改承火德，从而达到致太平的目的。但是，甘忠可的这套理论并没有得到成帝朝廷的认可，反而将他自己送上黄泉路，“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周上惑众，下狱治服，末断病死”。
甘忠可虽死，但是他生前收了几个徒弟，“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郭昌”皆为甘忠可门徒，“再受命”与西汉王朝的政治纠缠依然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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