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聞哲
縱觀簡明近40年、著作豐厚的創作實踐，三個高歌猛進的“井噴”期或曰高潮期，格外的光彩奪目！其標誌性的碩果分別是：詩集《高貴》（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詩集《樸素》（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詩集《手工》（花山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
《手工》幾乎囊括了簡明的全部新作，尤其是在詩集中佔有舉足輕重地位的《草原跋》《北方有陶》《大澱》《白馬寺閒筆》《書面語》《武烈河》等系列長詩，該系列全部由“精神之手”製造（簡明語），既是“高貴”意義上的手工，更是“樸素”意義上的手工，如同一塔雙足，深深植根在高貴與樸素之中，高高聳立在高貴與樸素之上。
在所有的華語詩人中，關注高貴與樸素的當代性內涵，也許並不唯一，但這種內涵的探討不是被其他更具體的主題掩蓋，就是過於狹隘或者片面。真正使其作為一個重要的精神話題，將其置於桌面進行“人工拆解”和“手工組裝”，並且使其在離開桌面後付諸實踐的有膽有識有操守之士絕少，甚至可以說，在本文所要分析探討的“簡明經驗”之前，還沒有產生。所謂“簡明經驗”，即詩人簡明的文本精華及時代意義，三言可概之：精神“高貴”，品質“樸素”，全程“手工”，這不僅是簡明詩歌創作中最重要的任務，而且也可以說是詩人之人生的核心追求，這種追求塑造了簡明的詩格，也毫無疑問地鍛造了簡明的人格。
<strong>一、草原跋：戰士英雄主義的精神再造與指南
如果說，簡明的短詩，作為在“高貴與樸素”導航下的詩歌飛翔，還僅僅是一種局部經典：抽象的“精神潔癖”和“語言潔癖”； 還僅僅是對精神智性與語言神性內在一體的點滴精妙，還僅僅是對詩歌文本的當代屬性、個體的原始表現慾望和詩性創造能力的細節維護，還僅僅是對生命本真形式下的社會道德的條線性頌揚——正是由於這種頌揚本身是社會性的，因此，關於生命哲學的命題依然是潛流在社會話語深處，潛流在文化表徵背後，而不十分明晰、浮凸。但在簡明新近創作的長詩《草原跋》《北方有陶》《大澱》等作品中，就可以說，它們既囊括了簡明文本氣質和個性精神的方方面面，又使得“高貴與樸素”的造型從抽象局部轉向了極其精純的具象全景：包括文化符號對應時代主題的具象，包括精神化的地理和歷史的具象，包括人格化的文化元素和修養的具象，包括生命再構中的堅忍不拔與正義嚮往的具象，這些具象被詩人簡明從單純的社會概念中解放出來，既賦予其內外兼修的精神圖騰，又賦予其社會人文的生命能量，最後匯成英雄主義的家園與格局。在《草原跋》中，草原的形象兼具英雄主義和現實主義，既包含了詩人曾為軍人的以一貫之的戰鬥哲學，也蘊含了豐富的草原歷史、草原精神、草原文化與詩人自身的人格、修為、學識、智慧和經驗的獨特聯姻，既成功地塑造了草原這一具有鮮明的地域、地理個性以及與中原文明血融於水的文化形象，又再現了簡明個體精神中一貫堅持的詩格與審美要旨：高貴與樸素。無疑，單純的祭身式的奉獻，單純的軍人式的剛毅豪邁、百折不撓，單純的詩意的清澈、俊美、激越與高闊，單純的思想的宏偉、博大、深邃、資慧與啟迪，都不足以單獨成為簡明詞典中的“高貴”註釋，都不足以單獨抵達簡明所秉持的高貴原則。而樸素，從純外觀意義上來說，它與高貴恰恰是一對反義詞，但在內部價值尺度中，樸素無疑正是高貴的基礎，這種“樸素”將使“高貴”避免趨於一種過度高蹈的姿態，一種過度的“離群索居”式的清冷，避免高貴墮入膚淺的自我標榜和狹隘的道德主觀。簡明的“樸素”使“高貴”有了更可靠、堅實的憑據，更客觀、自信的實質，更經得起疑亂的檢驗，且令其譜系有了宏觀完整的形式和內容。
《草原跋》作為草原這部囊括自然史和社會史的“史詩”之跋，簡明首先進行了“淺表”規避——規避風景式的抒情，規避牧歌式的抒情，規避神話式的抒情，以及規避母性的、父性的、遊牧民族的抒情——詩人一開篇就徑直以一種完全屬於“草”自身的精神物語，高度凝練、具象豐富地呈現了草原真正的主人肖像：高舉糧食和水，靈魂所向披靡/高舉天空，向上升騰的光/最小的體積，託舉最大的志向/在寧靜中奔跑，在倒伏時眺望/風捲殘雲，超越風/滴水穿石，超越水/強食弱肉，超越猛獸/蛇吞象，手遮天，超越小/草的前方只有草，一棵一棵列陣/一隊一隊出發。弱者的強大是/與天敵相依為命，不棄不離//。
簡明成功地超越了修辭本身所帶有的普通人性之主觀，而使得“草”有了自身的主體話語權——在其中，抒情者成為主角，而不是僭越“草原”主權話語的代言者，在主人公在場的情狀下，草原有了最貼近於自身真實的雕像，幾乎沒有任何裝飾、任何天馬行空般的臆想，而僅僅是草原——最為本真的形象和精神，最為誠懇、可信的自我表達——這種表達，區別於草原作為養育者的母性情懷，區別於草原子民對草原的感恩戴德，區別於草原精靈“狼”的野性霸權，也區別於草原民族那種單純、悠遠的民謠式歌吟。在簡明這裡，擬人、哲理、暗示和象徵不再反觀社會自身的圖景，而是切實地回到了草原本身：所有的思想都誕生在途中/讓土、土壤、土地，緊握草根/跟隨草的步伐，響應草的召喚/體弱的子孫留在半路，強悍的子孫/日夜兼程。沒有一棵草/是低頭生長的，厄運截留那些離群/掉隊的人。高舉遠征的武器/像黑雲高舉雷電，草的野心多大/草原必將多大！高舉旗，號角/先人指路//。
——在這樣恢宏勢雄的語言架構裡，抒情者實際上又是一位最重要的“聽眾”，在傾聽一位站在草原本位上的領袖，講述它關懷治理下的草原，“聽眾”的表情充滿了崇敬，並且時刻應和著、重複著領袖的肺腑之言，在這樣的語態中，抒情者與草原達成一致。對於讀者來說，沒有任何強制性的人為情感，凌駕於草原之上，沒有任何超越了“草原”本位的敘述和抒情，他們同為“聽眾”，同為“領袖”的跟隨者，同為草原體系中的一分子。所以，毋庸諱言，在《草原跋》中，一種鼓動式的領袖演講乃是這首長詩最“溢於言表”的特徵，它富有渲染性的格調不僅僅是鏗鏘激昂，不容置疑，還有機辯的高潮迭起和恰到妙處的陰陽頓挫，素樸中的奢華和低微中的高貴——這是具有歷史迴響的草原，也是一棵草與另一棵草在經歷了千難萬險、終成燎原之勢後的齊聲共鳴，它們在日益壯大之後，才有了這樣氣度雍容而不失神聖高偉的姿勢。正是在這樣的自豪與自尊中，草原源源不斷地為我們帶來一種神思飛揚的詩歌精神、高蹈獨立的美學氣度和斬釘截鐵的文化自信：我寫過錫林郭勒，當代名篇/我路過桑科、臥龍圖、康巴諾爾/路過那拉提、託乎拉蘇/路過呼倫貝爾、科爾沁、若爾蓋/草原不會記住路過它的人/一千年前，或者一千年後/我無法丈量的是/神秘的編年和草的邊界/行者無疆//。
——簡明詩歌文本，對於新形式和舊觀念的古今趨避在任何時候都有嚴謹的把握，而這種把握正是一流的當代詩人、嚴正的詩學立場和人格立場。因此，與其說簡明有一種古典的英雄氣質，毋寧說，簡明試圖在一種純歌頌體的英雄主義和當代態度中，在戰爭時期的英雄與和平時期的英雄之間，找到一種合乎當代審美和精神維度的“英雄尺度”。而這一尺度，首先是以詩性的在場與當代性的在場為前提條件的，包括英雄主義及至一切理想模式的在場。在這種意義上，簡明戰士式的英雄主義又囊括了簡明的詩歌美學和人生境界的哲學追求：草的前方只有草，一棵一棵列陣/一隊一隊出發//生也遼闊，死也遼闊/羊的出生地叫：子宮/草的出生地叫：大地/大小一蹉跎，生死兩茫茫/烈馬只有兩種死亡：一種戰死/一種跑死//。
戰士英雄主義的潛臺詞里正是高貴與樸素——英雄說一不二，英雄從不優柔寡斷，英雄從不掩飾慾望但索取有度，英雄以戰鬥為榮！
<strong>二、北方有陶：文化英雄主義的精神重塑與陶冶
陶文化乃中華文明之精髓。在《北方有陶》中，簡明把“陶”的成形流程，引申為天地形成、人類創世之過程，陶中有天地之象，天地中又有陶之象，兩者彼此交融，從小器皿中構勒出了一副包含人類文明史、文化史之大氣象，更兼以人物風流，愛恨情仇、英雄美人等圖軸，它們既是陶中風華，又是陶中天下，貴中說樸，樸中言貴，連綿迭蕩逐成千古之陶，其軒峻、端莊、儼美，成就北方之人文精魄與地理氣概——經天緯地，既是詩格之壯美，又是器物之華彩，英雄之氣呼之欲出：大水沒中原。舉目至遠，瞭望東西南北/追日的夸父離土昇天，治水的大禹/立地成佛，刀耕火種的先民/傳種接代，崇文尚徳的燕趙人/延年奉天//。
開篇以寥寥數筆即廓盡中原地理與文明之源起，既揭示了陶文化宏遠的歷史背景，又在人類開天闢地、地理造山運動的“造象”中，兆示了“陶藝”最根本的技術源頭和啟蒙方式，在接近於神諭式的構圖格局中，簡明的文風語格頗有楚辭源頭——巫歌的神遊和唱禱之形氣，又在軒峻、莊嚴、剛健中賦予規矩之形，而又展以闊大遼遠之景，易經中的乾坤，人文中的偉力，都圍繞著陶的內部文化精髓，旖旎而出如高山流水，又在不失慷慨中猶傳古箏之鏗鏘，覆在文化自信的內外契合呼應中暗示了渾圓之象：方寸端正，守則莊嚴/長城逶迤挺險要/成就了名揚天下的/攻防大戰略//如火純青//。
詩人以陶內酒歌，陶外“河圖”，自然鏈接邊塞風雲，長城之攻防，使陶文化不獨與文明之熙和圓潤之光、歌舞平升之象結緣，而更與家國之偉業、戰士之英烈、汗馬之功勳諸事連袂，深潛、掘進，使靜物之陶，風雲暗湧，沉鬱可歌，悲壯可泣。陶不僅僅是斗室飾美之品，不僅僅是飲食之器，也不僅僅是詩書載體，正如詩人所云：渾然天成不初於開光靈感/匠心獨運不止於情懷四野/此乃方圓與自我的關聯/此乃自我與天地的響應/此乃春夏秋冬的交暉/此乃朝代帝王的輪迴/此乃文武刀筆、意象虛實/此乃人間萬物的修心養性//此乃脫胎換骨之術/陶有大小，泥胎里居住著真性情/器有厚薄，面壁上走動著大山水//。
——陶內陶外囊括了天地歷史，人類自我改造和塑形之歷程，囊括了鬥爭與寬恕、簡樸與富麗之象，“陶”之真理在簡明筆下可謂淋漓盡致，精微鉅細，融和圓譬，高美沉著。在《北方有陶》中，五言絕句比比皆是，七言聯對信手拈來——一種“古法”與“今法”融匯貫通的極致表達，一曲平仄格律與自由奔放的即興發揮，一部文化英雄主義的豪門盛宴，可謂精神通達，沛然昌明；可謂宏遠盛大，典雅雋永；更顯奇思妙想之匠心、珠聯壁合之工藝：“天光照混沌，慧心開四方”；“水動陶耳響，天傾正北方”；“九月牛羊肥，日斜見狼煙”；“十月雪斷刀，西極天馬歌”；“窯上枯木稀，窯下墳頭稠”；“旄旌執黑劫數六，五德終始陰陽家”；“遠交近攻白起坑，近憂遠慮阿房宮”；“陶內醉意格律緩，陶外軍情馬鞭急”；“黑陶白玉清水頭，四言五步斷手足”等等。
密集的物質意象和歷史意象，在簡明的長詩中，總是以一種如數家珍的文化態勢傾囊而出，這種文化的自信與自美，不可扼止，俯仰之間，皆是意氣風發，自然不同於二流詩人的雕蟲小技和詞藻堆砌，它無比強大地使文化的流利富華，更直觀地呈現於讀者面前，又使得文化的英雄主義更富有底氣，使得詩性詩意更平添了史料性和知識性，同時也在這樣的聚焦中，使得詩人所關注的對象更具象化，細節化——正如古希臘的雕像，其精準、高超的藝術水準正是通過具體到人體的髮絲和血管來充分表現的。簡明的長詩也通過這種最細微處的“毛髮、血管”來立體地呈現文化自身的美學和詩學。當然，文化的英雄主義，首先不是歷史序列上的文化呈現和歷史事實上的文化頌揚，而是在英雄主義的介入下，在詩學審美的參與下，所構建的文化新範疇和英雄主義新秩序；文化的英雄主義不是狹隘的民族沙文主義，而是重新發現傳統文化精髓，而是對當下的平庸主義進行的嚴肅匡正與糾偏，而是重新熔鑄的民族精神，而是再次喚醒民族自豪感的文化演說與行動——以文化的英雄主義重審社會和自然的辯證史，重新尋回歷史中最堪繼承的文化精神、人性宗旨，以及人類文明中最堪發揚的競爭意志，正是為了民族自身或人類全體的發韌發展，繼續在一種健美而不失莊重的形體及精神導向中前行，而不至於徹底機械化、委瑣化，人偶化，因此，簡明的長詩，從《草原跋》到《北方有陶》系列，才可視為世界文化交流全面開放時代，文化的多元化、複雜化所產生的文化焦慮和文化迷失下，所推動的一次個體文化的英雄主義運動，乃至一種集體的文化自覺尚未浮現時的預兆和提示。文化英雄主義終將站在以文化為主體、維護文化本體尊嚴的立場上，恢復並宣示人類精神活動本在的高貴與樸素。
<strong>三、大澱：兩種英雄主義相互發力中的格局與情懷
英雄，乃有大情懷者；無疑更是有大格局者。匡扶天地正義，心懷美好光明，縱橫捭闔，勇於進取。簡明的《大澱》，舉國事版圖、歷史勾沉；借地理風水、深謀遠慮；諸景奔湧而成“大澱”之“英雄格局”：燕南陲、趙北際/天行健，地行寬/寬生大澱闊水/水低於土而統治土//上土養生：不動而威/中土懷柔：以十米以下的最低海拔/吐納四面八方/下土藏寶：金銀銅鐵鋁，石油天燃氣/折射七彩光芒//。
長詩《大澱》與《草原跋》在抒寫方式上殊途同歸，前者以小澱之謙水而成大澱之雄，後者以一草之偉志而成大原之闊。在簡明的視野中，一種“以少聚多”的簡樸哲學裡，不僅內含著一位英雄的詩人對具體的歷史、社會和自然細節中的光輝詩意的非凡破譯能力和堅定意志，也蘊含著一位詩人的英雄豪氣萬丈地拓展版圖，乃至最終構建一個偉大家國的詩歌象徵。簡明的英雄主義包含在任何歷史意象和自然意象中，包含在整個人類創造和改造世界的豐功偉績中，也包含在自然萬物的成長和演變中，故簡明的英雄主義是集體的英雄史的抽象，又是詩人關於英雄的最具體、豐富、宏偉與精純的註釋。顯然，正因為其筆下的“英雄”更是一個集體的偉大品性的載體，英雄才具備了更無可置疑的高貴與樸素，更無可反駁的主觀內容與客觀形式。他不是尼采筆下的覺醒者查拉圖斯特拉，作為一個智慧超群的超人和試圖喚醒民眾的哲人的“英雄存在”，簡明更樂於親力親為地從本土歷史的原材料中提取英雄的形象，以“本土英雄”的獨具性而佔領世界的制高點。正如在《草原跋》中，詩人對草原歷史中最華美篇章的聚焦——如詞牌中的英雄史，詩人以一種欣悅誠服、無比虔誠的姿態舉起草原的旗幟，如同凱旋的士兵——高舉詞牌：《飛雪落群山》/《清平樂》、《琵琶仙》/《木蘭花慢》《送征衣》/《沙塞子》《滿江紅》/《高山流水》《風入松》/《漢宮春》《過秦樓》/《梁州令》《甘州遍》/《散天花》《少年遊》/《明月逐人來》……//。這些詞牌和曲目中本身薈萃了草原最為婉轉動人的風情史和藝術史，最為慷慨悲壯的鬥爭史，按照“簡明”文本的宗旨，在這裡只點其名，便恰如其分地舉證了草原星辰的璀璨與風流，與長詩整體的“簡明”節奏融合一致，又與簡明心目中內在的詩書氣質和外在的戰鬥精神：“儒雅而不失雄健，沉潛而更兼灑脫”的英雄主義史觀達成呼應。在《大澱》中，同樣，沛然的歷史人文與密集而簡明的地理圖式，互相呼應勾織，匯成了氣象壯闊的“大澱河山”，最終，“大澱”的構圖經緯自然而然地著落於大情懷和大格局之中：大澱無形，大地溫暖身如鏡/大澱無浪，大風浩蕩心安定/大澱不流，體內自有潮起潮落/大澱不朽，體外別具春夏秋冬/大澱不偏，頭上北斗指南/大澱不移，腳下定海神針//。
無疑，簡明試圖建構的是一個宏偉完整的現代手工下的“高貴與樸素”譜系，這種恰當地治理開放的主旋律與民間自由意態之間的美學糾紛的方式，對商業社會審美形態與社會主義社會倫理之間詩人應當所在位置的洞察，對詩性的非教條主義和保守主義的診斷和實踐，從詩學自身出發來詮釋道德與鬥爭的尺度，以及始終在一種虔誠的哲思方式裡解剖世界與自我之間的關係，並因此不可避免地在一個統領個體自身體系的俯瞰角度中向讀者揭示一種全面的真實、透明的理性與情懷，正如哲學必然向人們揭示真理的來源，必然呈示為一種邏輯的清晰與毫無隱晦——這種詩學的態度與個性，不僅在豪放、剛健之外另有一種清俊與沉潛的詩意，更帶來開闊、高遠的大格局與大意境，這種堪為俊朗、開明的風度，又幾乎與詩人的歷史身份——一名堪稱優秀軍人的格局高度一致，可以說，正是軍旅風範與詩人氣度，結合深廣的哲思與史思，造就了當代詩歌文本中不可多得的典範——“簡明”文本。“簡明”——顧名思義，即簡要明確，在具體的個例中，我們將把它理解為——富有綱領性、原則性的處事作風，詩風上的簡素敏捷（只有初學者對花而不實的樣式著迷），詩意上的宏細兼明，區別於散文性的隨意散漫，區別于思想、觀念前後矛盾的話本體，區別於僅僅體現為個體精神系統之局部的文本，換言之，“簡明”文本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都與詩人自身的格局和精神狀態一致——這種不變的姿態中又包含著自我修養與詩歌創作的持續性探索的過程，它最終成為一種個體文明中的簡明傳統，而其關鍵詞正是：高貴與樸素，以及凌駕於兩者之上的“手工”——它既是詩人簡明矢志追求的理想人格之概括，也是其詩作核心精神及詩學目標之概括：大澱惠己，出世入靜入定/此處無聲勝有聲//有遠見者，必有大略/有大略者，必有大行/有大行者，必有大德/有大德者，必有大賢/有大賢者，必有大仁/有大仁者，必有大智/有大智者，必有大義/有大義者，必有大勤/有大勤者，必有大成/有大成者，必有社稷之心//大澱澤民，入世普渡眾生/此舉潤物細無聲//有大真者，必有大善/有大善者，必有大美/有大美者，必有大夢/有大夢者，必有人民情懷//。
——簡明把一切令人敬畏的事物都賦予了對手的屬性，它們是鷹、雷霆、閃電、獅子，甚至以狡猾享有盛名的狐狸，更是自由的戰士，更是完美主義者……在讚美這樣的對手的同時，無疑也盛讚了詩人自身。正如諸葛孔明與周瑜雖為對手卻彼此頗有惺惺相惜之意，當拿坡侖的鐵蹄橫掃歐洲大陸時，黑格爾這位德國思想界的大咖依然向這位馬背上的將軍投去了崇敬的一瞥，因為他復原了歐洲人的先祖開天闢地，創下驚天偉業的英雄形象，在逐漸被文明馴化的凡俗的人類面前重現了史詩般的神話。無疑，“英雄惜英雄”也是為人類所普遍認同的美德和佳話，只是在具體的鬥爭中，人與人之間卻不免互相詆譭，而並不普遍地具備上述所舉人物那樣的膽識和氣度。而簡明的不同之處卻在於，把一種鬥爭哲學毫無顧忌地放到一個並非真實戰場的現代和平環境中，鬥爭的傳統已然劃上休止符，從而社會普遍已然處於一種忌談鬥爭的趨勢中，在商業社會已然用一般的包含法律和道德意旨的“公平競爭”話語取代“鬥爭話語”的情形下，簡明的這種內含武俠精神的“鬥爭哲學”無疑是這個社會最坦蕩、最透明、最無畏的一種英雄主義的迴歸。
《草原跋》《北方有陶》《大澱》《白馬寺閒筆》等長詩，表明簡明對於是非曲直，對所崇敬與厭惡的的事物有一種鮮明的態度——毫不隱晦，單刀直入，一劍封喉：他歌頌小草堅韌不拔，九死一生而終成“大原”的壯麗遼闊；他讚歎陶品的內外兼修、表裡如一與完美；致敬小澱匯成大澱，澤被四方的宏偉格局與美德；回顧“農四師”艱苦創業、樂觀向上，積極進取的奮鬥精神。在所有的正面歌頌中，簡明都強調了另一面存在的鬥爭現實，因此簡明不是一位單純的抒寫歌頌體的詩人，他重視批判，直面現實，又在哲學的理性中維護著詩意的正義、並在不斷的權衡中避免了好惡的主觀。這是李白式的浪漫主義的典範文本，這種浪漫主義包含在簡明對詩歌語言藝術的不懈探索中，包含在他作為一名當代傑出詩人的英雄主義情結和率真、豪放又不無詩書氣質的個性與精神中，包含在他樂觀、積極、決斷而不失虔誠、智性的人格之自我塑造中，也包含在他文本中嚴謹的體制內風度和嚴肅的體制外探索及道法嚴格、自由張揚兼備的光彩奪目的成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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