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是鄧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為隨後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充分準備。鄧小平的這個講話實際上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2004年出版的《鄧小平年譜（1975-1997）》（以下簡稱《年譜》），是一部記載鄧小平在這一時期經歷、思想和業績的編年體著作。這部年譜，以大量文獻檔案資料為依據，翔實準確地記述了鄧小平自1975年至1997年的22年中的主要活動。因此，從《年譜》中，可以看到鄧小平這個講話稿形成的基本過程。簡言之，就是胡喬木自始至終協助鄧小平起草了這個講話稿。其間有個重要插曲，就是這個講話稿的主要內容有過一次轉變。
《年譜》記載鄧小平如何轉變講話稿的主要內容
《年譜》第一次提到鄧小平準備這個講話稿是“1978年10月底，約胡喬木到家中談準備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稿的起草問題。”
鄧小平於1978年11月5日開始訪問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並於11月14日晚回到北京。中央工作會議已於11月10日召開。會議議題：一是討論農業問題，二是商定後兩年國民經濟計劃，三是討論李先念的一個講話。華國鋒在會上宣佈，在討論這些議題之前，根據中央政治局決定，先討論一下1979年起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華國鋒特別說明，工作重點的轉移，是關係全局的問題，是這次會議的中心思想。
《年譜》記載：“1978年11月16日上午，約胡喬木談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稿的修改問題。十九日完成的修改稿，主要闡述了工作重點轉移的意義和怎樣實現轉移問題，其中提出要解放思想，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改革不適應生產力需要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
中央工作會議從11月11日分組討論開始，就有人提出為四五事件平反等重大問題。12日陳雲在東北組發言，提出解決六個重大歷史遺留問題，受到與會同志熱烈響應。此後，各組發言的重點集中到平反冤假錯案問題，特別是為四五事件平反的問題上。有的同志指出，最好能在工作重點轉移之前，中央把這些問題講清楚。同時，對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中暴露的意見分歧也進行了熱烈討論。在大家的強烈要求下，政治局常委討論了大家的意見。11月25日，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在會上宣佈了為四五事件公開徹底平反，為重大錯案“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平反等九個問題的決定，其中九個問題之一的“實踐證明，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錯誤的”這條內容，是12月14日會議印發華國鋒這次講話的定稿本增加的。因此，以華國鋒的11月25日講話為標誌，突破了會議原定的議題，“把原本準備討論經濟工作的會議，開成了一次為全面撥亂反正和開創新局面準備的會議。”（《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第1060頁）
《年譜》記載：“1978年12月2日上午，約見胡耀邦、胡喬木、于光遠，談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稿問題。根據中央工作會議上出現的新問題，提出講話稿的主要內容要轉到反映真理標準問題、發揚民主問題、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問題和經濟管理體制問題上。此前，親筆擬出講話提綱：‘一、解放思想，開動機器。理論的重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爭論的必要。實事求是，理論和實際相結合，一切從實際出發。全黨全民動腦筋。二、發揚民主，加強法制。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特別是近一時期。民主選舉，民主管理(監督)。政治與經濟的統一，目前一時期主要反對空頭政治。權力下放。千方百計。自主權與國家計劃的矛盾，主要從價值法則、供求關係（產品質量）來調節。三、向後看為的是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決遺留問題要快，要乾淨利落，時間不宜長。一部分照正常生活處理。不可能都滿意。要告訴黨內外，遲了不利。安定團結十分重要，要大局為重。犯錯誤的，給機會。總結經驗，改了就好。四、克服官僚主義、人浮於事。一批企業做出示範。多了人怎麼辦，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擴大管理人員的權力。黨委要善於領導，機構要很小。幹什麼?學會管理，選用人才，簡化手續，改革制度(規章)。五、允許一部分先好起來。這是一個大政策。幹得好的要有物質鼓勵。國內市場很重要。六、加強責任制，搞幾定。從引進項目開始，請點專家。七、新的問題。人員考核的標準。多出人員的安置(開闢新的行業)。’”
◆1977年8月，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左三為鄧小平，左一為胡喬木。
“1978年12月5日上午，約見胡喬木、于光遠、林澗青，談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稿問題，再次就講話稿的主題、內容、文字和結構發表意見。在談話中說：要解放思想，開動機器，一切向前看，否則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應該允許出氣，出氣是對沒有民主的懲罰。有了正常的民主，大字報也就少了。建立健全民主與法制，實行經濟民主，用經濟的辦法管經濟，責任到人，做到有職有責有權。沒有民主培養不出人才。”
“1978年12月9日上午，約見胡喬木、于光遠、林澗青，談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稿的修改問題。認為稿子基本上可以了，但還需要加加工，並講了具體修改意見。十一日上午，約見胡耀邦、于光遠、林澗青，繼續談他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講話稿的修改問題。之後，將修改稿送華國鋒閱。”
“1978年12月13日下午，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講話。”“這篇講話實際上是隨後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這個講話已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
胡喬木對鄧小平思想觀點的理解和發揮
1977年7月17日，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鄧小平第三次復出。1977年8月3日鄧小平同胡喬木、鄧力群、于光遠談話，商議為他起草在黨的十一大的講話稿、撰寫一篇關於三個世界的文章等問題。同年11月上旬，中央決定胡喬木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鄧力群為副院長、黨組副書記。同時，胡喬木還擔任國務院研究室（1978年6月前名稱是“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此機構是1975年6月鄧小平要胡喬木負責組建的）主任，鄧力群、于光遠為副主任。胡喬木提議于光遠也到社科院擔任副院長，中央表示同意。此後，鄧小平多次同他們三位談過話，有時是聽取工作彙報或者做工作指示，有時是談關於文章和講話稿的起草問題。
1978年10月底，鄧小平約胡喬木到家裡談關於起草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稿的問題。鄧小平談了他的思路並要胡喬木按他的思路起草，待他出訪回來後再詳談。胡喬木隨即按以往為鄧小平起草講話稿程序，先向起草組人員談稿子佈局和每部分大意。初稿出來後交鄧力群改一道，然後再自己進行修改。這篇稿子於11月8日完成後送到鄧小平處。鄧小平出訪歸來看過後，於16日把胡喬木找到家裡，詳細談了修改意見。胡喬木按鄧小平意見進行修改，三天後將新修改的稿子送給了鄧小平。
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胡喬木作為社科院的代表出席。而國務院政研室，由於鄧力群正在國外訪問，于光遠作為代表出席。胡耀邦以中央組織部部長身份出席，參與了會議的籌備，並是西北組（共分六個組）四個召集人之一。
華國鋒11月25日代表政治局宣佈了重要決定後，會議形勢發生急劇變化。鄧小平敏銳地察覺到，原來準備的講稿已經不能適合新的形勢了，決定重新起草。12月2日，鄧小平約見胡耀邦、胡喬木和于光遠，談起草新的講話稿問題。此前鄧小平已經寫好了三頁“講話提綱”。除“對會議評價”之外，列了“七個問題”。談話以後，胡喬木要于光遠和國務院政研室的林澗青先組織人根據鄧小平寫的提綱和談話內容著手起草。初稿完成後，胡喬木未作很多修改，只是在讀稿的時候作了十幾處文字性的校改。
鄧小平對這個初稿不很滿意。12月5日，鄧小平找胡喬木談話，講他對講話稿的意見。胡喬木帶上組織起草這一稿的于光遠和林澗青一起前往。這次談話是12月2日談話的繼續，鄧小平又有了不少新的想法。胡喬木作了記錄。參加起草的人員連夜重寫，並把寫成的稿子立即印出來。隨後，寫作班子又寫出兩稿並印出。第二稿於12月7日送到胡喬木手中。胡喬木作了不少重要的修改補充。這些修改補充，有些是鄧小平12月2日和5日兩次談話中講了而在稿子中被忽略或者遺漏的，也有些是稿子中對鄧小平講的觀點表述得不夠充分和完滿的，還有一些是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後反覆強調、反覆闡述的思想、觀點，當然也有胡喬木對鄧小平的思想、觀點的理解和發揮。
鄧小平對這個稿子比較滿意。12月9日，鄧小平在約見胡喬木、于光遠、林澗青時，認為稿子基本上可以了，但還需要加加工，並講了具體修改意見。起草組又進行了一些修改。鄧小平於12月11日再次找有關同志去談話。由於胡喬木此時正召集起草農業問題文件的會議，無法分身，由胡耀邦帶于光遠、林澗青前往。事後，胡喬木把參加起草的人找到一起，主持研究對講話稿的修改。當天，鄧小平講話稿基本完成。在講話稿標題“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稿）”下面，署上了“鄧小平”的名字。
12月13日午飯後，胡喬木對講話稿進行最後的修改潤色，直到下午兩點才完成。鄧小平在下午四點正式發表了這一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講話。
12月16日，中央工作會議秘書組印發了鄧小平的《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此文稿與“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稿”對讀，可以看出最後修改的一些內容。其中最重要的一處改動是：在“今天，我主要講一個問題，就是解放思想，開動機器，團結一致向前看”這句點題的話中間，加上了鄧小平一再特別突出強調的“實事求是”四個字。加上這四個字後，就形成了表述完整的、後來稱之為鄧小平理論的一個著名論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另外，這一稿在對各級領導幹部要求方面、經濟管理體制方面，都增加了一些內容。至於刪掉的內容，有一句在前面幾次稿子都有的，談到黨內官僚主義時說的“因此比舊式的封建官僚主義還厲害”，在定稿時刪掉了。其他方面的修改還有多處。
從這個過程，既可以清楚地看到鄧小平在歷史轉折關頭的思路是怎樣發展變化的，同時也可以看到，胡喬木是如何遵循鄧小平的思想，隨著鄧小平的思路，協助鄧小平寫好這篇主題報告的。
關於胡耀邦和于光遠參加起草講話稿的問題
在前面引用《年譜》的有關記述中，可以看到，參加起草的主要人員中，有名有姓的，除了胡喬木以外，還有胡耀邦、于光遠和林澗青。
關於胡耀邦參加起草的經歷，2005年11月出版的《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有記載。這本書是胡耀邦的女兒滿妹（李恆）歷經八年，“把所有的史料都反覆核實清楚”才完成的一部作品。這本書被譽為國內第一部最為完整的胡耀邦傳記。“為讀者提供了大量鮮為人知或知之籠統的歷史細節和重要史實，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是一部以文學之筆撰就的具有學術價值的領袖傳記，多次獲得國家級大獎。”因此，這本書中的內容，也在諸多紀念胡耀邦的文章和著述中被引用。該書在談到胡耀邦參加起草鄧小平主題報告時，是這樣表述的：
“父親根據這一情況（指11月25日華國鋒講話以後——引者注），對他原來為葉劍英所起草的，準備在12月13日全會閉幕式上的講話稿，作了進一步修改。”
“胡喬木負責為鄧小平起草在閉幕式上的講話，完成的修改稿主要闡述工作重點轉移的意義和怎樣實現轉移的問題。鄧小平看過後把我父親找去，說：‘這個稿子的思路不行，你給我找人重寫。’並親自擬定了講話提綱。”
“父親立即安排于光遠等和胡喬木共同起草講稿，並一起於12月2日和9日兩次到鄧小平家中聽取他對講話稿的主要內容和修改的意見，然後按照他擬定的講話提綱思路，組織起草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見該書第233頁）
這段滿妹提供的史實中，至少有兩點是《年譜》中沒有的：一是鄧小平要胡耀邦找人重寫講話稿；二是12月9日鄧小平約見的人中，並沒有胡耀邦。另外，“這個稿子的思路不行，你給我找人重寫”這句話出自何處也沒有說明。
不過，這段滿妹提供的史實，認為胡耀邦“安排于光遠等和胡喬木共同起草講稿”。
◆1978年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發表講話。
于光遠在其回憶錄《1978：我所經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中寫道：“不讓後人知道歷史真相，就不能深刻地吸取歷史的經驗和教訓，這是一種對歷史對後人極不負責的態度。我自始至終參加了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作為這次歷史轉折的見證人，我覺得應該把自己親身經歷的事情和自己當時以及現在的想法寫下來，就此有了《1978：我所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
這部1998年初版，2007年再版的回憶錄，在社會上影響不小，以至於許多媒體的文章，或者書籍，都引用該書的內容作為依據。200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韓洪洪著的《胡耀邦在歷史轉折關頭》，在談到鄧小平這個主題講話的起草過程時，引用的主要內容就是于光遠的回憶，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該書有些內容既有別於于光遠的回憶，也有別於滿妹提供的史實。比如，該書稱，由於中央工作會議形勢的變化，鄧小平“原來準備講的問題有些已經基本解決，另外，會議也提出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需要回答，所以胡喬木起草的那份稿子已不適用”。這顯然不同於滿妹轉述鄧小平說的“這個稿子的思路不行”。而“12月13日，胡喬木對講稿作了文字潤色，形成了最後的講話稿”，則說明胡喬木參加了起草工作，這與于光遠的回憶是不同的。
于光遠是這樣回憶的：“……那個稿子是鄧小平要我組織力量起草的，他對自己想怎麼講、講些什麼向我交代得很清楚。草稿寫出來之後鄧小平親自定稿時，我也在場，也可以說參加了定稿的事情。”“會議議程過了一多半的時候，胡耀邦找我談為鄧小平起草在閉幕會上講話稿的事情。12月2日，鄧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裡談起草講話稿的問題。鄧小平自己寫了一個講話稿的提綱，一共有七個問題……。”“小平有如此詳細的提綱，又做了如此具體的談話，我們這些起草的人就好辦了。從鄧小平那裡回來，胡耀邦和我找了我們國務院研究室的林澗青等人趕緊起草稿子，大約兩三天就起草好了。”“初稿起草好以後送鄧小平審閱。在修改稿子的過程中，鄧小平又找我們談過幾次話，逐字逐句地提出修改意見。”“記不清是哪一天了，當鄧小平聽執筆的同志對改定的稿子通讀一遍之後，說‘行了，就這樣拿出去吧’，我們的起草工作就完成了。”“另外，我想講的，一是在鄧小平家裡佈置起草講話稿和改稿、定稿時，胡耀邦和我倆人一直在場，而且除了執筆者之外，再沒有別人在場，他也講過些意見。二是我只做了這麼一件事，即是遵照鄧小平和胡耀邦的意思，找到了執筆起草的人，向他們做了傳達，商量了一下文章的框架，限定時間和拿出來交卷。我沒有提出值得講一講的意見，我也沒有動筆起草稿子。”
于光遠的回憶，應該說有這麼幾個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他說“因為那個稿子是鄧小平要我組織力量起草的，他對自己想怎麼講、講些什麼向我交代得很清楚。”因此，他從頭到尾沒有提到胡喬木，儘管胡喬木當時還是他的頂頭上司。這既與《年譜》的記載不同，也與滿妹提供的史實不同。這樣，他的說法也就成了典型的“一家之言”。第二，除了12月2日那次鄧小平的約見外，其它的鄧小平的約見談話一概沒有具體日期。他說他有幾份鄧小平與他們談話的記錄，看來這些記錄也都是沒有日期的。更有意思的是，于光遠所回憶的鄧小平的談話內容，又與《年譜》的內容一致。但與《年譜》最大的不同是參加談話的人中，沒有了胡喬木。第三，“那個稿子是鄧小平要我組織力量起草的”，但“我沒有提出值得講一講的意見，我也沒有動筆起草稿子”。那麼可以說，在這個講話稿的歷史檔案中，不會留下於光遠的痕跡。
值得一提的還有收集在《1978：我所經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書中的韓鋼寫的《一份鄧小平珍貴手稿的發現》一文。該文稱：“最初請另外的同志起草一個稿子，小平看了不滿意。他就自己親擬了這份提綱，召集胡耀邦、于光遠來談起草講話稿的問題。”“當時，胡耀邦是中央組織部長，于光遠是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之一，都是中央工作會議上十分活躍的人物。小平同志將提綱交給他們，指示他們重新起草稿子。”
這篇文章是發表在1997年第4期《百年潮》雜誌上的，1998年于光遠出版了《1978：我所經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2007年再版）。由於這些都是在2004年《年譜》出版以前發表的作品，與《年譜》的記述大相徑庭也情有可原。但是，在《年譜》出版後，于光遠和韓鋼，還有胡耀邦的女兒滿妹，仍然堅持認為胡喬木的最早起草的稿子是因為“思路不對”而被鄧小平棄用，顯然是不符合《年譜》的記述的。事實很清楚，胡喬木最早起草的稿子也是根據鄧小平的思路來的。倒是韓洪洪的《胡耀邦在歷史轉折關頭》，在這個問題上靠近了《年譜》的記述，是值得稱道的。
2015年12月出版的《胡耀邦（1915-1989）》第二卷（張黎群等主編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出版），在這個問題的敘述上，既沒有采用於光遠的“那個稿子是鄧小平要我組織力量起草的”，也沒有采用滿妹的“這個稿子的思路不行，你給我找人重寫”。該書的參考書目中列有《年譜》。但遺憾的是，他們並沒有完整地接受《年譜》的記載。該書是這樣敘述起草講話稿的：
“鄧小平早在11月初就準備講話稿。但由於會議內外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已經起草好的講話稿顯得不適用了。12月2日上午，鄧小平約見胡耀邦、胡喬木、于光遠，談講話稿問題。鄧小平將自己草擬的3頁講話提綱約500字拿出來，將所列的7個部分和需要闡明的觀點談了一下，胡耀邦等都表示贊同。從鄧小平家裡出來，即由國務院研究室林澗青等人具體執筆起草，商定了文章的框架。兩三天後初稿送鄧小平審閱。為了修改這篇講話稿，胡耀邦等人，5日、7日、9日、11日幾次到鄧小平家裡共同研究討論，不斷深化對各個問題的論述。11日鄧小平讓執筆者對改定的稿子通讀了一篇之後拍板定稿，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宣讀。”（第573頁）
◆1985年9月，鄧小平和胡喬木在中共中央十二屆四中全會上。
從這裡可以看出，該書與《年譜》一致的地方是：關於最早的稿件，是因形勢變化而“不適用”的；關於鄧小平自擬的提綱，是約見包括胡喬木在內的三位同志時拿出來的。而不一致的地方是，胡耀邦只參加了12月2日和11日的談話，並未參加12月5日和9日的談話。參加5日和9日談話的是胡喬木、于光遠和林澗青三人，即“胡喬木等人”，並不是“胡耀邦等人”。
因此，要真實還原鄧小平這個主題報告的起草經過，迴歸歷史事實本身，首先應該重視諸如《年譜》這樣的權威著作。如果要進一步深入瞭解細節，除了要參照當事人的回憶外，更重要的還是要查閱當時的歷史文件予以印證。2015年1月當代中國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喬木傳》，是在查閱了大量歷史檔案，包括有關文件的初稿、修改稿，定稿和最後印發稿等等的基礎上，再與有關人員的回憶等資料相互印證，才正式行文成書的。所以，這部著作中關於鄧小平主題講話的起草過程，就與《年譜》是一致的了。從這部《胡喬木傳》中，讀者還可以看到，胡喬木在協助鄧小平起草這個主題報告後，緊接著又主持起草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在三中全會上，胡喬木與習仲勳等人被增補為中央委員，胡喬木還擔任了中央副秘書長，負責理論宣傳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此後，鄧小平又請胡喬木為他起草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和《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等一系列重要講話稿。中央還讓胡喬木負責起草了葉劍英在慶祝建國三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即第二個歷史決議）和黨的十二大報告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據《年譜》記載，在這些文件、講話稿的起草過程中，再也沒有出現過於光遠的名字，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和林澗青的名字則經常出現。例如，《年譜》記載：“1979年9月12日就修改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週年大會上講話的九月十日稿一事，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1980年4月1日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歷史決議起草問題。”“1985年9月18日上午，出席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開幕式，並同胡耀邦、趙紫陽、李先念、陳雲主持會議。下午，在住地同胡喬木、鄧力群、林澗青談在這次會議上講話稿的修改問題。”這些史實可以說明，胡喬木對鄧小平理論的理解相當深刻，並且在為將鄧小平的思路轉換成正式文本的過程中，作出了獨特的貢獻。（文/胡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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