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吧!一起向胡喬木“取經”學習寫文章

胡喬木的文章為什麼能夠引起這樣的反響?重讀他對寫好文章的論述,對於當前領導幹部自己動手寫文章仍有借鑑意義。

來吧!一起向胡喬木“取經”學習寫文章


寫文章要樹立科學的態度。在胡喬木看來,寫文章是為了使群眾瞭解和支持我們的工作,為了動員群眾,是個政治問題。“我們寫的文章關係到國計民生,關係到讓黨早下決心,作出判斷,作出決定,發動群眾,使群眾懂得各方面的利害,按照黨的要求積極去做。”所以,寫文章必須要有科學的態度。科學態度是優良文風的基礎。有了科學態度,我們才談得到優良的文風。八股就是與科學態度相背離的文章,講來講去,“每一句話都是沒有什麼意思的,都是一些概念的重複。什麼道理也講不出來,什麼問題也不解決”。文章形式千篇一律,內容空洞無物,害人不淺。所以,胡喬木主張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優良文風,對待所要論述的問題,無論是表達自己的思想或者批判別人的觀點,都是採取非常嚴謹的科學態度,總是經過嚴密的分析、嚴格的推理來闡述自己的思想。寫文章首先要講辯證法,同時還要講形式邏輯,兩樣東西並用。

應當打破一切固定的模式。他形象地將寫文章比作蓋房子,“一個建築要有材料,有結構,整個建築還有設計。寫文章和蓋房子一樣,要看如何佈局、設計,是否經濟、合理、實用”。在延安整風運動之前,當時報紙存在這樣一種傾向,只談上層人物的活動,或者登載僅供消遣的社會新聞,但是很少涉及廣大群眾的生活。報館每天收到不少的稿件,多是千篇一律刻板生硬的稿子,寫什麼都有一套固定的格式。實際上是“自己在地上畫了圈子,讓它限制了自己,跳不出它的圈外”。比如,“寫除草一定是從下雨開始。寫三三制一定是黨員退出,黨外人士補遺。寫學習,一定是情緒高漲,但

有缺點”。這樣,生動有趣的材料就被固定的格式束縛住了,寫文章變成了公式化,沒有了新鮮活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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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來,文章要寫得生動,文氣就要有起伏,有變化,有正面又有反面,有抽象又有具體,有陳述語氣又有疑問語氣。他說:“文思不活潑的人,應該到有懸崖的海邊去看看,那洶湧澎湃的波浪,給人一種生命流動的感覺。我們的文章裡,應有波濤,有懸崖,有奔騰,有衝動,有激情。”當然,他也認為別人的好文章,必須讀,必須學習研究它的結構,但任何好文章的結構都不能硬拿來自己用,寫文章不能公式化。文章的結構,應根據每次是說什麼話,對誰說話而有所不同。正如裁縫師量體裁衣一樣,“最好的裁縫師,不是用衣的樣式硬套在人的身上,而是根據人的身材,決定衣的樣式”。

文章的內容要充實。胡喬木認為,無論什麼樣的文章最要緊的莫過於內容。要充實文章的內容,把文字寫好,就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寫什麼材料,二是用什麼語言來寫。而要解決好這兩個問題,一篇好的文章要應做到“新”“實”“小”“清”,即材料新、語言實、題目小、對象清。

材料新,就是文章內容要有新東西。在他看來,寫文章就如同給朋友寫信一樣,非有什麼話告訴別人不可。“每次有每次不同的問題,每次有每次不同的意思,不同的語調”。因此,寫文章就不能照抄別人的意思或詞句,如果把別人說過的話拿來再重複一遍,就好比是鸚鵡學話,令人生厭。因此,我們要善於運用調查研究的方法,從豐富的群眾生活中去發掘材料。他把群眾生活比作廣闊的海洋。他曾告誡記者:“只要依靠群眾的海洋,稿源是不會枯竭的”,“光會寫文章是不頂事的,光有一套新聞常識也不夠,一定要熟悉群眾的生活和群眾的心,熟悉各項工作的方針政策和工作的具體過程,這樣才有指望產生出合乎人民需要的第一流記者”。

語言實,就是要寫得具體細緻。他認為,有些文章之所以讓人讀起來摸不著頭腦,往往是因為喜用抽象的名詞來說明事情,這些話過於籠統和空洞,就好像霧中看人,若見若不見。而用具體的事情來說,就好像看見人的面貌,聽見人的聲音,使人覺得真切實在。比如,“只說某人在學習中有了進步,就不如說他以前做工作是怎樣,現在做工作是怎樣,以前看問題是如何,現在看問題是如何”。當然,寫文章也不能老闆著面孔說些枯燥的話,要寫出一點趣味來。文章裡要有適當的幽默。他把這種幽默比作是一種風,“這個‘風’不是冬天的寒風,也不是夏天的熱風,而是小電扇扇來的風。這種風可以把人吹得清醒過來,使人感到舒服”。因此,我們對所寫的事情就不能停留在表面的、輪廓的、漫畫般的觀察,必須有仔細的研究和周密的考察。

題目小,就是把題目範圍定得小些。他非常講究文章標題的重要性,認為製作標題如同畫龍點睛。“如果用‘畫龍’比作寫文章,用‘點睛’比作制標題,是非常恰當的。龍身畫得好,龍眼點得好,這條龍就活了起來。否則,龍身畫得再好,而龍眼點得沒有神,就是一條死龍。”所以,他不贊成寫文章定大題目,認為“題目大了,側面也就多了,內容也就複雜了。假如自己對於問題沒有真知灼見,自然就要拿別人的舊話來湊數。這樣不就成了萬金油八卦丹之類百病皆醫而又一無所醫的東西嗎?這樣又怎能使文字寫得不枯燥、不呆板、不奄奄無生氣呢?”相反,如果題目範圍定得小一些,就容易把問題說明得深刻精到。

對象清,就是動筆之前首先要弄清楚說話的對象是誰。我們寫文章是為了給人看的,給什麼人看,要使人看下去,應該捉摸一下,要因人、因事、因地制宜。也就是,上什麼山,唱什麼歌。他主張,寫作的時候,就像自己面對著讀者說話,就要弄清楚聽話的人“他們的生活如何,需要的是什麼,想著什麼事情,喜歡什麼,討厭什麼,然後我們才能用他們的語言,去打動他的心絃”。只有這樣,我們說出的話才會親切有味,而不是隔靴搔癢、枯燥無味。他說,文章寫得長,寫得短,寫得詳細,寫得簡單,要加解釋,不要加解釋,都要看人家瞭解的程度,什麼文字要多加工,什麼文字可以少加工,要看對象。如人代會上的報告一般少用難懂的話,否則人家提出來還得解釋。

寫好文章需要長期鍛鍊培養。胡喬木是人們公認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他之所以能獲得這樣大的成就,除了天賦的條件,更多的還是靠勤奮和實踐。他勤於讀書,善於思考,堅持聯繫實際鑽研理論。他讀書之多、知識面之廣是少見的。正如朱鎔基同志所說的,“你跟他說話,就使你感到,你所知道的東西他都知道,而他知道的東西,你看不到邊”。

胡喬木一生沒有放下過他手中的筆,他為中央和中央領導同志起草了大量的文件、報告、講話、指示,寫過大量的理論文章、新聞評論。1958年,胡喬木和夫人穀雨到毛澤東那裡去,毛澤東向穀雨談起胡喬木寫文章的事,坐在沙發上,把手平放在前,離地面約有兩三尺高,比劃著說:“喬木寫的東西,大概有這麼多!”在外人看來,像胡喬木這樣的大手筆,文章還不是一氣呵成嗎?其實,據穀雨回憶,胡喬木的文章也是一次次修改才能寫成,有時直到送去排印時還在修改,幾乎沒有最後“定稿”的時候。正如胡喬木所說:“我的文章都是改出來的。”


當然,優良文風不能僅僅從寫作過程本身來解決。胡喬木認為,一篇寫得好的文章、作品是作者對他所要寫的東西作了長時期深入觀察的結果。

有的文章是需要很快寫出來的,而且可以寫得好,但那並不是作者在一個晚上就把寫作的本領都準備好了,而是長時期鍛鍊培養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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