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戀》是著名軍旅作家白樺1979年9月發表在《十月》第3期上的電影劇本，據此攝製的電影改名為《太陽和人》，在1980年底完成。1981年初，《太陽和人》在內部放映後，許多老幹部寫信給中央，批評它醜化共產黨，醜化社會主義祖國，反對公開放映。接著，圍繞著《苦戀》引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對《苦戀》的批評，也成為當時思想領域的一個焦點事件。
鄧小平對《苦戀》提出尖銳批評
“文革”結束後，隨著撥亂反正，社會上出現了一股錯誤思潮，其要害是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針對這股思潮，鄧小平1979年3月旗幟鮮明地提出“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要求同懷疑和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即“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作堅決鬥爭。為了說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鄧小平還特地指出：“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我們儘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
鄧小平看過《太陽和人》後，十分生氣，提出尖銳批評。1981年3月27日上午，鄧小平明確指出：“對電影文學劇本《苦戀》要批判，這是有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當然，批判的時候要擺事實，講道理，防止片面性。”
◆《苦戀》劇本。
由於白樺是武漢軍區的作家，《解放軍報》率先發表批評《苦戀》的文章。1981年4月30日，鄧小平在閱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關於批判〈苦戀〉的部分情況彙報(一)》後，批示印發給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5月12日鄧小平在閱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關於批判〈苦戀〉的部分情況彙報（二）》後，又批示印發給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
1981年7月17日，鄧小平在同王任重、朱穆之、周揚、曾濤、胡績偉談話時，就當前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特別是文藝問題發表意見，指出：當前思想戰線上，存在著渙散軟弱的狀態，對錯誤傾向不敢批評，而一批評有人就說是打棍子。現在我們開展批評很不容易，自我批評更不容易。我們今後不搞反右派運動，但是對於各種錯誤傾向決不能不進行嚴肅的批評。不僅文藝界，其他方面也有類似的問題。有些人思想路線不對頭，同黨唱反調，作風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賞他們，熱心發表他們的文章，這是不正確的。談話還列舉了思想戰線特別是文藝戰線存在的問題，特別嚴肅批評了《苦戀》等作品的錯誤。他說：“《太陽和人》，就是根據劇本《苦戀》拍攝的電影，我看了一下。無論作者的動機如何，看過以後，只能使人得出這樣的印象：共產黨不好，社會主義制度不好。這樣醜化社會主義制度，作者的黨性到哪裡去了呢？有人說這部電影藝術水平比較高，但是正因為這樣，它的毒害也就會更大。”“試想一下，《太陽和人》要是公開放映，那會產生什麼影響？有人說不愛社會主義不等於不愛國。難道祖國是抽象的嗎？不愛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愛什麼呢？港澳、臺灣、海外的愛國同胞，不能要求他們都擁護社會主義，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對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否則怎麼叫愛祖國呢？至於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下的每一個公民、每一個青年，我們的要求當然要更高一些。對我們黨員中的作家、藝術家、思想理論工作者，那就首先要求他們必須遵守黨的紀律，而現在的許多問題正出在我們黨內。黨如果對黨員不執行紀律，還怎麼能領導群眾呢？”
◆電影《太陽和人》海報。
鄧小平同時也指出：對待當前出現的問題，要接受過去的教訓，不能搞運動。對於這些犯錯誤的人，每個人錯誤的性質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認識，如何處理，都要有所區別，恰如其分。批評的方法要講究，分寸要適當，不要搞圍攻、搞運動。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評和自我批評一定不行。批評的武器一定不能丟。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沒有共產黨的領導，肯定會天下大亂，四分五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對黨的領導，而沒有黨的領導也就不會有社會主義制度。
1981年12月5日，《中國青年報》刊發了關於我國著名泥沙運動及河床演變專家、中科院學部委員、清華大學教授錢寧的文章《歷盡滄桑獲得的一個真理——錢寧教授和同學們的一次談話》。錢寧根據自己的經歷，認為留學美國8年徹底擊破了他的幻想，是新中國給他帶來新的曙光，《苦戀》不代表他們的聲音，講述了“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我們走向光明，走向勝利”的道理。
1981年12月10日，鄧小平將錢正英的來信和轉送的刊載錢寧文章的《中國青年報》，批送胡耀邦、胡喬木：“這種現身說法的談話，對教育青年很有用。”
胡耀邦嚴厲批評《苦戀》
胡耀邦從1978年12月到1980年3月擔任中宣部部長。雖然只有15個月時間，但他特別重視抓好文藝創作。他多次強調要貫徹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方針。“至於黨員，則必須堅決執行，因為共產黨員要照黨中央的決定辦。”
1980年2月12日，胡耀邦在中國作協、中國劇協召開的劇本座談會上講話，重點談到五個和文藝創作密切相關的問題：關於黨，一定要正確對待，不管有多少缺點和錯誤，總還是偉大的；關於社會主義制度，有一條我們比誰都優越：剷除了剝削制度；關於人民，千萬不要忘記佔中國人口90%的工農大眾；關於軍隊，他們是最可愛最可靠的人；關於毛澤東同志，中國共產黨裡沒有哪一個人的貢獻超過他……他還特地告誡作家們不要“離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離開黨的正確方針政策的指導，消極地誇大陰暗面，使人對現實生活失去信心”。後來他還指出：“有些作品政治情緒不健康，主要地是忽視和否定中國人民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成就，而把我們工作中的失誤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都看成是社會主義制度不好。”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於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了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選舉了胡耀邦為中共中央主席。在會上，習仲勳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1981年8月3日至8日，由中宣部主持，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全國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傳達鄧小平的講話。會議第一天，胡耀邦發表講話。
他首先指出：“我們黨對思想戰線的領導處於軟弱的狀態，必須改變這種狀態。”在談到《苦戀》時，他說：“這次批評白樺同志，也有不少人對他表示支持，還在給他寫信。要分析分析，是些什麼人寫信？要學學魯迅。一個託派在一九三六年給魯迅寫信，說你如何如何好、英明。魯迅一看，是這樣的人來捧我，就回了一封信，罵了他一通。如果一個反革命分子寫信捧我，我洋洋得意，那豈不是把自己同敵人等同起來了？敵人向我鼓掌，我還自鳴得意，我把自己擺到哪裡去了？向受了正確批評的人表示同情，確有糊塗人，確有情緒不對頭的人，也確有極少數反革命。給白樺同志寫信的人決不都是壞人，其中有很多是認識不清的人，但是必須提醒白樺同志要痛下決心，認識和改正自己的嚴重錯誤，既不要計較批評文章是否十全十美，感覺自己受了‘委屈’，更不要因為收到不少支持的信而感覺安慰，認為這才是‘春天的厚愛’（指白樺發表在《新觀察》上的一篇文章——引者注）。決不能這樣想！真正的春天的厚愛正是一時使自己感覺痛苦的嚴厲批評，而不是因為受了批評而得來的‘同情’。我們大家都要注意這個問題，否則我們會上當。擔任領導工作的同志要清醒地認識這種現象。犯了錯誤受到批評的同志，為什麼有一些人支持？他們的用意是什麼？我們都要清醒。”
◆1985年12月29日，胡耀邦在中國作家代表大會上與白樺握手，鼓勵他放下思想包袱，創出新作。
胡耀邦強調，“要把對電影劇本《苦戀》的批評做好。為什麼呢？因為對於《苦戀》的批評，《解放軍報》和其他一些報刊四月間就已經進行了。《解放軍報》的批評，小平同志已經作了正確的評價。但是全國文聯、作協、影協這些直接有關的組織至今還沒有開始。這就是思想戰線的領導渙散軟弱的一個重要標誌，是當前思想界的一個有代表性的現實問題。這個問題關係很大，敵視我們的人都在看著我們怎麼辦，必須迅速認真解決。小平同志談話中最後還說：‘關於對《苦戀》的批評，《解放軍報》現在可以不必再批了，《文藝報》要寫出質量高的好文章，對《苦戀》進行批評。你們寫好了，在《文藝報》上發表，並且由《人民日報》轉載。’堅決執行這個決定，是文藝戰線和整個思想戰線的迫切任務。最重要的，我們要把為什麼再要補一課，從思想上講清楚。我們為什麼對批評《苦戀》問題還要補一課呢？這是因為，第一，《苦戀》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類似《苦戀》或者超過《苦戀》的要脫離社會主義的軌道、脫離黨的領導、搞自由化的錯誤言論和作品，還有一些。對這種錯誤傾向，必須進行嚴肅的批評而不能任其氾濫。第二，國內外有些人大肆歪曲批評《苦戀》的真相，散佈了大量的煽動性的、挑撥性的言論。我們現在好好收一個場，也是好好開一個場，否則以後我們批評就阻力重重。我剛才說了，我們審判一個出賣情報的反革命分子，國內外就發出了挑撥性的東西。這一次批評《苦戀》，剛剛一登文章，香港有的不懷好意的報紙就引用辛棄疾的詞：‘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作為大標題。我們四月才開始批評的嘛，恰恰是春天，他們的意思是說我們的國家還能經受幾番風雨，剛剛搞了百花齊放，說春天來到了，可這個春天又歸去了。然後就散佈了大量的東西，一直延續到六七月份。散佈了這麼多挑撥性的東西，我們不把它澄清一下，那麼我們的思想工作怎麼個做法子？我們如果不在這個問題上講清楚，我們今後怎麼搞批評和自我批評呢？首先就是軟弱無能，我們也鍛鍊不出來。所以，必須補這麼一課。本來這個問題好解決，但當時我沒有注意到，我也有一份責任。如果當時我們建議文聯開個會，請一些作家藝術家來，對《苦戀》作個公正的評價就好了。現在看起來，當時沒有走群眾路線，如果走走群眾路線就好了。現在我想還得這樣做。然後按小平同志的主張，由《文藝報》寫文章，文章只能寫好，不能寫壞，請我們的文藝評論家最大限度地發揮聰明才智。全國解放前夕，毛澤東同志寫文章評艾奇遜的《白皮書》，五篇文章只用了個把月。我們現在搞了半年了，連一個批評稿子都寫不出，哪裡有這麼難啊？這篇批評文章搞好了，對全國人民是個教育，對反革命的氣焰是個打擊，對糊塗人是個幫助，對白樺同志本人也是個幫助。白樺同志接到很多信，他認為他有群眾，這就涉及我剛才講的那個道理：為什麼不分析一下？現在，除了《文藝報》寫文章，其他老作家、中年作家、青年作家，當然也可以見義勇為，但是為了避免造成圍攻，還是適可而止的好。要批評的問題多得很嘛，不要集中在一個人、一部作品上面。對白樺同志，還是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不要一棍子打死，白樺同志還是寫了好作品的嘛。但是《苦戀》就是對人民不利，對社會主義不利，應該批評嘛！”
胡喬木的講話作為中央文件下發
胡喬木在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書記處書記，除了一如既往地負責起草中央重要文件、特別是鄧小平的講話稿外，還負責宣傳工作。在十一屆六中全會前，即1981年6月以前，由於忙於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對《苦戀》引發的爭論雖有過問，但顧及不多。鄧小平7月17日談話傳達後，胡喬木和中央書記處認為意義重大，決定召開會議傳達貫徹。胡喬木就召開會議致信鄧小平請示。鄧小平批示同意。這就是1981年8月3日至8日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的全國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
會議最後一天，胡喬木發表講話。這個講話是胡喬木和胡耀邦、習仲勳商量過的。胡喬木的這次講話的重點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在講話中對鄧小平的七月談話和胡耀邦在座談會上第一天講話作了闡述和發揮。他指出很多同志和很多組織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方面鬥爭不力，存在著渙散軟弱的狀態，必須糾正。
對於《苦戀》，胡喬木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他指出：“我們對電影劇本《苦戀》和根據這個劇本攝製的《太陽和人》進行批評，就是因為它們歪曲地反映了我國社會現實生活的歷史發展，實際上否定了社會主義的中國，否定了黨的領導，而宣揚了資本主義世界的‘自由’。無論是在《苦戀》還是在《太陽和人》中，作者和編導都採用對比的手法，極力向人們宣傳這樣一種觀點：似乎‘四人幫’就是中國共產黨，十年內亂就是社會主義；似乎在社會主義中國的人民並沒有得到解放和幸福，而只有愚昧和迷信；似乎黨和人民並沒有對‘四人幫’進行鬥爭和取得歷史性的勝利，因而在中國看不見一點兒光明，一點兒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只是慘遭迫害和屈辱；似乎光明、自由只存在於美國，存在於資本主義世界，那裡的知識分子自由生活的命運才是令人羨慕的。這種觀點，正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一種重要典型表現。”
◆1981年10月4日，胡喬木講話《當前思想戰線的若干問題》，以中共中央文件下發中央黨政機關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
1981年9月10日，胡喬木對講話稿作了修改，正式送中央審閱。胡耀邦9月12日批：“即轉仲勳、任重同志。小平同志處，我們三人看後再送。”習仲勳9月17日批：“這個講話雖然長了點，但講了很多問題，特別以歷史決議為綱，聯繫小平同志多次講話，闡述得很透徹。我認為是很重要的講話，發下去，會澄清很多糊塗觀念。”王任重9月21日批：“同意快發。”9月27日，胡喬木將最後定稿的講話稿送鄧小平審閱。
10月4日，胡喬木講話《當前思想戰線的若干問題》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81）39號］下發中央黨政機關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通知要求“認真學習小平同志的談話和耀邦同志的談話，學習胡喬木同志的談話。”
鄧小平：“反對精神汙染的觀點，我至今沒有放棄”
根據鄧小平指示和全國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的精神，《文藝報》1981年第19期發表了唐因、唐達成的文章：《論的錯誤傾向》。唐因和唐達成作為《文藝報》的負責人，都看過《太陽和人》，當時只是感到“藝術上漏洞很多，許多情節設計站不住”，並沒有關注其政治傾向。在學習鄧小平的指示後，他們兩位合作撰寫批評文章。這篇文章在徵求了中宣部領導，中國作家協會的領導，還有老作家韋君宜、秦兆陽、葛洛等人的意見後，反覆修改了七八遍才發表。唐達成後來回憶：“這篇文章應當說是在小平同志的提議下，耀邦同志的關心下，光年同志（即張光年，作協負責人，《黃河大合唱》詞作者）和文藝界一些老同志的指導和參與下寫成的，實際上已經不單純是我們兩個署名人的文章了。”
11月25日，《苦戀》作者白樺寫了致《解放軍報》《文藝報》編輯部《關於的通信》，談了他對《苦戀》的批評由牴觸到心悅誠服的思想轉變和對於批評的由衷感激之情。
12月27日，胡耀邦在會見全國故事片創作會議代表時，批評了那種“忽視以至否定中國人民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成就”以至於“歸結為整個黨和國家不好，整個革命隊伍不好，整個社會主義制度不好”的“政治情緒不健康”。他還說：“為什麼要批評白樺同志？就是因為他那個《苦戀》在政治思想上是不健康的，對人民思想是有害的。經過批評，他認識了錯誤，作了自我批評，這就很好。白樺同志還是黨員，還是作家，還要繼續寫作。白樺同志過去寫過一些好作品。我們希望白樺同志還能寫出更多的好作品來。”
◆1983年10月12日，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著重講整黨不能走過場和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汙染。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
對《苦戀》的批評，使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受到抑制。 1983年10月12日，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著重講整黨不能走過場和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汙染。針對理論界、文藝界存在的相當嚴重的混亂，特別是存在精神汙染的現象，強調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汙染。指出：精神汙染的實質是散佈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腐朽沒落的思想，散佈對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和對於共產黨領導的不信任情緒。搞精神汙染的人只是少數，問題是對這少數人的錯誤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評和必要的制止措施。精神汙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禍國誤民。有些同志至今對黨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仍然抱懷疑態度。文藝界的一些人熱心於寫陰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編亂造、歪曲革命的歷史和現實的東西。“一切向錢看”的歪風，在文藝界也傳播開來了。因此，必須大力加強黨對思想戰線的領導，對於造成思想混亂和精神汙染的各種嚴重問題，必須採取堅決嚴肅認真的態度，一抓到底。馬克思主義者應當站出來講話。解決思想戰線混亂問題的主要方法，仍然是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在強調開展積極的思想鬥爭的時候，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錯誤。過去那種簡單片面、粗暴過火的所謂批判，以及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處理方法，決不能重複。最後強調：加強黨對思想戰線的領導，克服軟弱渙散的狀態，已經成為全黨的一個迫切的任務。在工作重點轉到經濟建設以後，全黨要研究如何適應新的條件，加強黨的思想工作，防止埋頭經濟工作、忽視思想工作的傾向。
1984年2月28日，鄧小平在和薄一波的談話時說：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是長期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侵蝕也將會是長期的，因此反對思想上的精神汙染也將是長期的。3月14日，鄧小平在同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時在談到清除精神汙染問題時指出：過去一段時間，精神汙染搞得很厲害。我說過，那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二中全會後，整一下精神汙染，很有必要，把那股搞精神汙染的風剎住了。起碼現在沒有發現有什麼人再搞二中全會以前那一套了。同精神汙染的鬥爭，是長期鬥爭，要做長期的工作。
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在同中央幾位負責同志談學生鬧事問題時再次說：“反對精神汙染的觀點，我至今沒有放棄，我同意將我當時在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全文收入我的論文集。”
2016年6月，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出版發行。該書是習近平2010年7月提出編寫的，並在編寫工作啟動後親自審定編寫工作方案，作出長篇重要批示，給予重要指導。本書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室務委員會具體領導下，歷時六年編寫完成。該書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開展》一節中寫道：“在1983年10月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明確指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汙染。”“為加強精神文明建設，1986年9月，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作出《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1987年3月，鄧小平又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僅要講十年到二十年，還要‘加上五十年’。”（見該書第737～7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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