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鄧小平。
1．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京西賓館舉行。
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169人，候補中央委員112人。準備在全會上增選為中央委員的宋任窮、黃克誠、黃火青、胡喬木、韓光、周惠、王任重、習仲勳、陳再道等9位同志列席了全會。
全體與會人員，除中央主席、副主席外，按地區分為6個組：華北組、東北組、華東組、中南組、西南組、西北組。
12月18日晚上，全會開幕，華國鋒主持並講話。華國鋒通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中央工作會議的情況之後，宣佈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要任務：
討論通過中央政治局關於從明年一月起，把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同時審議、通過農業問題的兩個文件，和一九七九、一九八○兩年經濟計劃的安排；討論人事問題和選舉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2．會議頭兩天的討論
各小組在會議前兩天的討論中，一致同意中央確定的這次會議的議程、開法和時間安排以及會議的指導思想，堅決擁護中央堅強的決心，從明年1月份起，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性決策，並表示一定要集中精力抓緊時間學好會議的九個文件，討論好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等重大問題。
20日上午，華北組有同志發言說：從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來說，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只有生產力的大發展，無產階級專政才能鞏固。還必須改革上層建築與生產關係同生產力不相適應的某些制度。經濟制度的改革，主要是經濟管理體制和管理方法的改革。體制就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方法就是用經濟管理的辦法來管理經濟。政治方面，主要是政權機構改革。一是黨、政要分開，改變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狀況。根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不是黨專政。黨是起領導作用，是領導一切的，不是講黨直接專政。請中央考慮，把各級黨委和革委會分開。省、市、自治區也應如此，黨委第一書記除特殊者外，一般不兼革委會主任為好。如果黨政不分，就會形成事無鉅細，都拿到黨委會上討論。應本著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原則，黨委定了方針政策後，應放手讓革委會去抓經濟工作。
同一天上午，西南組有同志發言說：搞好全黨工作著重點的轉移，首先要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只有經過全黨的團結，才能達到全國的團結。搞好黨內團結，重要的一條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大事要集體討論。領導幹部要聽逆耳之言，讓人家說話、出氣，不要老虎屁股摸不得。只有充分發揚民主，才能統一認識，增強團結，提高戰鬥力。
12月18日上午和19日下午西北組討論後，向中央提了五點具體建議：
（1）今後中央開會，在主席臺就座的，應為主席、副主席、軍委副主席，政治局的其他同志應和中央委員坐在一起，可以坐在第一排。這是我們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傳統、老作風。建議今後主席、副主席步入會場時，不要起立鼓掌，可以坐著鼓掌。這既體現了我們黨的領導人和大家親切的相互關係，又照顧了一些年老體弱同志起坐不便的困難。（2）部分開放中南海。毛主席、周總理、朱委員長在中南海的舊居，要開放供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參觀。將周總理、朱委員長的舊居，開闢為周總理、朱委員長的紀念館，可不再另建紀念館。這樣，對我們的教育意義更大，感到更加親切，還可以節省國家開支。（3）開放人民大會堂。現在不少跟隨毛主席南征北戰、革命多年的老同志，連進人民大會堂看看都不行，這種狀況應當改變。人民大會堂可供我國人民和國際友人參觀，也可提供國際組織在此召開國際會議，賺取外匯。（4）政治局的同志要多接觸群眾，克服特殊化。現在政治局的同志在京西賓館開會，單獨在十三樓開飯，有時看戲還擺煙擺茶搞特殊照顧，甚至擦臉毛巾還有大小之分。政治局有的同志到醫院看病，警衛森嚴。要改變這種作風，希望政治局的同志要利用一切機會，多接近群眾。（5）成立中央書記處或設立中央秘書長。為了讓中央常委集中精力考慮黨和國家的大事，建議成立中央書記處，協助常委處理日常事務。如目前成立書記處的條件不成熟，也可設立中央秘書長、副秘書長。
會議前期，還有不少代表就民主與法制等方面的問題，提出了積極的建議。
3．對四個政治局委員的批評
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汪東興、紀登奎、陳錫聯、吳德已經有了不同程度的檢討。鄧小平、葉劍英等中央常委表示，對他們的錯誤，要給他們一些考慮的時間，再作進一步檢查。由於有一批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沒有參加中央工作會議，他們在會上聽了介紹，看了四人的書面檢討後，頗為不滿。對這四人的批評便成為12月20日以後小組會議論的主要內容。
20日，有同志向西北組提交書面發言，對汪東興提出比較系統的、嚴厲的批評：
汪東興同志的這個檢討，令人大失所望，和他所擔負的職務是極不相稱的：
一是上推下卸；二是避重就輕；三是應付交卷。
建議中央考慮他本人的請求，免去他所兼任的一切職務，以利於汪東興同志加強學習，認識錯誤，做好工作。同時，希望汪東興同志儘快地向中央寫出檢查報告，並建議中央下發各委員和各單位，以利監督汪東興同志改正錯誤。
各小組對紀登奎的問題進一步揭發和批評，有三十多人發言。他們指出：不解決紀登奎同志的問題，河南就安定團結不了，實現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就有困難。必須解決好紀登奎同志的問題，否則河南廣大幹部和群眾還是心有餘“紀”。
各小組對陳錫聯問題的揭發與批評，較多地集中在他捧毛遠新和在東北的錯誤。
由於華國鋒當時在黨內的特殊地位，雖然四個政治局委員所犯的錯誤有許多是和他有直接聯繫的，有的實際上是因他的錯誤而犯的，但在小組會的發言中，基本上沒有人提華國鋒的錯誤或對他的錯誤提出批評，更多的是對華國鋒所作的自我批評的高度讚揚，有的甚至還替華國鋒的錯誤辯護。不能不說這是黨內個人崇拜等消極現象沒有肅清的一種表現。
本文節選自《轉折年代：鄧小平在1975—1982》
當代中國出版社
2014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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