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週年的日子裡，讀到朱佳木的專著《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1］，獲益良多。筆者以為，這是一部敘述和評價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信史，是林林總總同一題材著作中的上乘之作。
這本書最顯著的特點是回憶與研究的結合，這是作者獨具而別人難以企及的優長之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作者是胡喬木的秘書，親歷了這一偉大歷史事件；以後又擔任陳雲秘書，與聞許多重要決策。因而，作者掌握第一手的、珍貴獨特的史料，具有親身的觀察和感受，可以向讀者提供豐富生動的情節和細節，還原歷史的現場，敘述具體的過程，這是一般學者無法具有的。同時，近二十年來，作者先後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及當代中國研究所擔任領導職務，從事和指導當代中國歷史的研究，具有較高的理論水平、較深的學術造詣，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對其間的要人大事，特別是他親歷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實現偉大歷史轉折的歷程進行了深入的鑽研，富有獨到的見解。這又是一般親歷者難以達到的。
回憶與研究的高水平結合，首先體現在歷史脈絡非常清晰，重點非常突出，歷史的關節點指點得非常明確，分析得十分透徹。
關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概況，作者指出，其間的兩個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有三個階段（發動、深入、總結階段）和三大特點（會議中途增加重要議題、持續時間較長、氣氛熱烈生動活潑）。沒有對會議的全面認識是難以作出這樣簡明扼要的概括的。
關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要內容和對其巨大成就的評述構成此書的主要內容，更顯示出作者的理論水平和學術造詣。作者對會議著重討論的四個問題（歷史遺留問題、幾位領導同志的錯誤問題、真理標準討論問題、中央人事安排和宣傳理論部門人事調整）進行了全面的評述，又對作者瞭解的胡喬木主持起草或最後改定的五個會議文件（加快農業發展問題的決定稿、鄧小平在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稿、葉劍英在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稿、全會公報稿、華國鋒在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稿）的形成過程和主要內容作了介紹和分析。不僅如此，作者還著重圍繞四個重點問題，即關於確定全黨工作重點的轉移、關於要求對經濟體制進行認真的改革、關於解決重大歷史遺留問題、關於肯定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和提出健全民主與法制、加強黨內民主集中制，論述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對這些問題醞釀、討論、認識趨於統一、政策逐步成熟的過程。這一部分講得十分精彩，對這四個問題的由來、發展、關鍵、聯繫、效果都闡述得一清二楚，顯示了當代中國史學家的才學和識見。
至於書中披露的新史料、發表的新觀點，隨處可見，舉不勝舉。前者如：關於“二七”社論提出“兩個凡是”的問題是怎麼反映到鄧小平那裡去的［1］（pp.11-12）；鄧小平佈置胡喬木寫“三個世界劃分問題”文章的經過［1］（p.13）；陳雲關於“同‘四人幫’的鬥爭終究是一次黨內鬥爭”，“黨內鬥爭不能開殺戒”，對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的人要區別對待等意見［1］（pp.58-59）；胡耀邦為什麼找胡喬木於1978年1月3日到中宣部碰頭會上去講《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一些提法問題》［1］（p.26）；等等。後者如：指出鄧小平最早對“兩個凡是”提出批評、闡述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陳雲、聶榮臻、徐向前等老一輩革命家著文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與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關係，理論界正是在他們的啟發和鼓舞下，發起和廣泛深入地開展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1］（p.60）；指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取得一定進展與三中全會勝利的關係，“使不少老幹部重新走上了領導崗位，為三中全會的勝利提供了組織上的保證”［1］（p.59）；指出粉碎“四人幫”後的兩篇文章（即《人民日報》1978年5月5日特約評論員文章《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和《光明日報》1978年5月11日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可以說是“姐妹篇”，“在當時都起了重要作用”［1］（p.44）；指出胡喬木、鄧力群、于光遠1977年11月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後，於“1977年底至1978年初，就在事實上實現了社科院工作重點的轉移”［1］（p.24）；等等。
作者還就自己的經歷和研究，評述重要史實的真相，澄清人物的功過和歷史的是非。例如，關於胡喬木協助鄧小平起草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一事，有些人的文章抹殺胡喬木的作用，還給他身上潑髒水。作者以自己的親身經歷，以當年的記錄和留存的過程稿為證，有理有據地敘述了此事的全過程。據作者當時記錄，從12月2日起到13日會議閉幕，到鄧小平那裡談話共有四次，前三次胡喬木都參加了；對決議稿，胡喬木至少改過兩次，而12月13日午飯後胡喬木修改潤色的稿子，是作者直接送到鄧小平家中，親手交給鄧小平秘書的。［1］（pp.128-130）再如，作者花相當筆墨對胡喬木是不是反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作了具體分析和說明［1］（pp.61-67），這些都是客觀信實的。
書中選收照片、檔案、資料45幀，其中國務院政研室全體成員合影［1］（p.6）、胡喬木與“三個世界劃分問題”寫作班子全體同志合影［1］（p.13）、胡喬木訪日時到井上清家拜訪［1］（p.115）等照片系首次公開發表，其中特別是陳雲與李先念交談［1］（p.32）、陳雲與王震握手［1］（p.53）、陳雲與黃克誠交談［1］（p.52）、陳雲與胡喬木交談［1］（p.62）等照片，系作者當場抓拍的歷史瞬間，彌足珍貴。
回憶與研究的高水平結合又體現在敘與議、史與論的結合上。對許多重要的觀點和史實，作者不僅有根有據地講出歷史的本然，而且有理有據地講出歷史的所以然。在這方面，書中《關於市場調節問題》一節可以作為代表。作者先考察“市場經濟”這個概念是怎麼提出來的？通過辨析吳敬璉的“脫胎”說（脫胎於陳雲1956年的“三為主、三為輔”），指出“這句話不僅脫胎於陳雲的觀點，而且本身就是陳雲同志提出的”［1］（p.32）。接著，按時間順序陳述和分析了三件材料（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聽取人民銀行彙報時的轉述、1979年8月27日鄧力群一次講話中的轉述、陳雲1982年5月交給作者的《計劃與市場問題》手稿），［1］（pp.32-36）“判斷計劃經濟要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這個概念，是陳雲同志首先提出的”，並進而指出“是他繼20世紀50年代中期通過總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經驗教訓，提出‘三為主、三為輔’構想之後，又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通過通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和《列寧全集》第23~33卷，深入思考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而獲得的重要收穫”。［1］（p.36）理由充足，見解獨到。作者還通過對陳雲手稿原稿中對“市場調節”與“市場經濟”兩個詞語混用和發表過程中“市場調節”與“市場經濟”兩個詞語改動情況的分析［1］（pp.36-37），與鄧小平運用“市場經濟”和“市場調節”兩個詞語作比照［1］（p.37），回答了“這個概念在當時的內涵是什麼”的問題，說明了認識的發展演變過程，充分體現了實事求是的精神。
回憶與研究的高水平的結合還體現在人與事的結合上。在敘述歷史過程中，作者注意寫老一輩革命家，但又沒有著意直接讚美和謳歌，而是讓事實本身說話，讓讀者從人物本身做什麼和怎樣做中領略他們的風采，敬佩他們的才幹，尊崇他們的人格。例如：在政治局討論“兩案”主犯量刑問題時，陳雲堅持黨內不能開殺戒的意見，說：如果一定要殺，請在會議記錄上寫上“陳雲不同意”。陳雲的高瞻遠矚、堅定穩健，讀者從中自然不難領悟。［1］（p.57）再如：寫胡喬木起草文件，敘述全會公報的最後起草過程，從12月16日晚上看初稿講起，17日、18日兩天按日記錄，19~21日，則按幾個重要時間記錄，作者未贊一語，緊張急迫之情狀躍然紙上［1］（pp.138-139）；敘述對鄧小平重要講話稿的最後加工潤色，也只加了“這種拼命工作的精神，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p.130）一句。作者知人論世很得要領，人從事出，全無浮泛之病。
歷史是理論的根，理論是歷史的魂，主宰歷史的是人。此書將史、論、人三者融會貫通，匯成一體，使讀者既看到了歷史的真實，又理解歷史的邏輯，達到了歷史與邏輯的統一，這是特別值得稱道的。
作者從1998年4月在當代中國研究所“新時期歷史座談會”上講述，到講稿幾經整理修改，先後在《國史研究參閱資料》（內刊）1998年第4期和《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2期上發表，再經修改後收入他的文集出版，直至今天形成專著，十年來反覆修改，精益求精，嚴謹紮實的學風、求真務實的精神令人感佩。不過，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如此豐富，作者敘述評論雖力求周詳嚴密，但千慮一失，偶有籠統欠缺也難盡免。如：1977年汪東興、李鑫去鄧小平家的時間，《鄧小平年譜》記載為4月10日之後［2］（據筆者考證，記載為4月14日後更為切近），而本書說“3月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後”［1］（p.60），略感籠統。又如，陳雲《計劃與市場問題》的手稿，如能寫明1979年3月初成稿［1］（p.36），下文說李先念在4月17日中央工作會議上講出去，讀來當更加顯豁。再如，關於粉碎“四人幫”後撤銷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原因，書中兩處有所涉及［1］（pp. 10, 50），最好有個統一的分析。個別罅漏，是不難彌補的。
本文選自《我的書緣》。
書名：《我的書緣》
書號：978-7-5154-0848-4
出版時間：2018年5月
定價：128.00元
書名：《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修訂本）》
書號：978-7-5154-0887-3
出版時間：2018年12月
定價：39.00元
在本書中，作者從獨特的視角，對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之前的背景、會議期間的進展，以及會議文件的形成等三個方面作了比較詳細的介紹，重點敘述了會上關於若干重大歷史遺留問題、個別領導同志的錯誤問題、真理標準的問題、中央人事安排問題的討論，特別是鄧小平“主題報告”的形成情況。既具有宏觀的歷史高度，又不乏微觀的歷史細節，有助於讀者全面、準確地瞭解十一屆三中全會及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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