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週年暨中國改革開放30週年之際，當代中國出版社約我把10年前寫過的《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一文加以補充修改，印成單行本出版。
當年我所以寫那篇文章，是應當代中國研究所之邀，去為他們舉辦的“新時期歷史座談會”講述我知道的那段歷史。而他們所以邀我去講那段歷史，是因為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會兒，我剛好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國務院研究室主任胡喬木同志的秘書。
記得我在那次座談會上發言的開頭曾講過一段話，大意是：我雖然有幸經歷了那個歷史事件，但只是作為喬木同志秘書去的，瞭解的情況和對問題的理解都很有限；而且手頭急事又多，抽不出多少時間作準備，講述中難免有片面的、遺漏的、不準確的地方。不過，既然我經歷了那段歷史，接觸到了一些別人不大知道的事，確實有責任把這些情況講出來，以便為當代中國研究所寫那段歷史補充一點材料，提供一些背景。那次發言之後，我把講稿整理成文，先在刊物上發表，1998年底又收入我的第一本論文集，書名就叫做《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現在，當代中國出版社要把這篇文章抽出來單獨成書，背景與10年前相比又有了很大不同。首先，我本人在那次座談會之後的兩年多，也被組織調入當代所，成為共和國史編研隊伍中的一員，要說責任，比起10年前顯然更大了。其次，這10年來，關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前後後的歷史，無論文獻檔案還是研究成果，比起10年前都不知要豐富多少倍。當年講的許多片面的、遺漏的、不準確的地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彌補。因此，儘管我現在手頭急事依然很多，還是答應了他們的要求，並儘可能在原有文章的基礎上補充修改，使它更加豐滿一些。當然，限於瞭解的情況和自己的水平，以及時間的限制，片面、遺漏和不準確之處還是在所難免，只能請讀者明察並給予指正。
為了有助於讀者更多地瞭解我所講的一些情況的背景，在進入正題之前，先講講我到胡喬木同志那裡擔任秘書的經過。
那是1975年夏天，鄧小平同志繼年初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並代替病重的周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之後，又代替受到毛主席批評的王洪文，主持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可以說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但問題在於，宣傳輿論大權仍然掌握在“四人幫”手裡。他們利用報紙、電臺等宣傳手段、理論刊物和文藝形式，不僅對抗鄧小平同志傾力抓的整頓，而且與毛主席的一些正確指示，比如要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等等大唱反調。
記得那年8月，我在《解放日報》頭版上看到一篇題為《把轉變學生思想放在學校工作首位》的評論員文章，指責有的老師“滿足於學生上課安靜、下課太平”，說什麼“決不能離開反修防修的鬥爭片面追求所謂的‘安靜’和‘太平’”，還說“只要階級鬥爭存在，上課時下課後就不可能‘安靜’‘太平’”。這段話乍一看，可能讓人摸不著頭腦。因為，上課安靜、下課太平乃是關係課堂秩序和學生安全的問題。階級鬥爭再激烈，上課也要安靜，下課也要太平，根本扯不到什麼反修防修、階級鬥爭上。但若把其中的“安靜”“太平”換成“安定”“團結”，再讀這段話，它的真實意思就清楚了。其實，它是在用批判滿足“安靜”“太平”，影射抓安定團結的工作，是在警告人們，只要有階級鬥爭存在，就不可能有安定團結，不能離開反修防修去追求安定團結。
我舉這個例子是為著說明，當時鄧小平同志主持的黨中央要往東走，而宣傳輿論卻是朝西走；鄧小平同志主持的黨中央要抓整頓，抓安定團結，抓國民經濟，而宣傳輿論卻彆著腿、擰著勁，可見工作開展之艱難。正因為如此，鄧小平同志自主持中央工作後，就決定在國務院成立一個政治研究室，請胡喬木同志牽頭，吸收吳冷西、胡繩、熊復、于光遠、李鑫和鄧力群等參加，一共七個人（後來在反擊所謂右傾翻案風中，有人把他們戲稱為“七君子”）。這個班子的任務，一是整理、編輯《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二是向中央反映有關意識形態方面的情況；三是替中央起草重要文件和文章；四是代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並在那裡籌辦一個理論刊物（《思想戰線》）。其中，第一項任務由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復、李鑫負責，下面另有一批工作人員，在中南海的“西四院”辦公。另外三項任務由胡喬木、于光遠、鄧力群負責，機構就是國務院政研室本身，下設理論組、國內組、國際組、辦公室和一個圖書資料室，在中南海武成殿附近的“工字樓”裡辦公。
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宣傳輿論先是由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把持；“九一三”事件之後，由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把持，其他任何人無法插足。而這時，國務院居然要成立一個涉及意識形態和理論宣傳工作的機構，其矛頭所向可想而知。這一點，“四人幫”心裡明白，政研室的領導也明白。所以，對政研室機構的組建，一直十分謹慎、低調。例如，為了避免領導人的任職問題拿到政治局會上討論可能會惹出的麻煩，竟省略了正式的任職報批手續，以至於這些領導人直到再次被打倒，還沒有正式職務。為了防止內部工作情況洩露出去，對每一個擬調入的幹部情況，都要由室的領導人詳細瞭解，嚴格考察。當然，儘管如此，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還是出了造反派，不過那是後話。
本文選自《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修訂本）》
在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當代中國出版社隆重推出《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修訂本）》一書，本書作者朱佳木曾於1977—1980年間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國務院研究室主任胡喬木同志的秘書，近距離地接觸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的一些高層決策過程。
書名：《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修訂本）》
書號：978-7-5154-0887-3
出版時間：2018年12月
定價：39.00元
在本書中，作者從獨特的視角，對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之前的背景、會議期間的進展，以及會議文件的形成等三個方面作了比較詳細的介紹，重點敘述了會上關於若干重大歷史遺留問題、個別領導同志的錯誤問題、真理標準的問題、中央人事安排問題的討論，特別是鄧小平“主題報告”的形成情況。既具有宏觀的歷史高度，又不乏微觀的歷史細節，有助於讀者全面、準確地瞭解十一屆三中全會及其意義。
朱佳木 研究員。1970年7月於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畢業。1975年調入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理論組工作。1977年任胡喬木秘書。1980年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簡報組工作。1981年任陳雲秘書（1982年為陳雲辦公室負責人）。1985年任天津港務局副局長。1987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副院長、黨委書記。1990年調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先後任綜合組組長、室務委員兼秘書長、兼第四編研部主任。1999年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2000年12月至2012年4月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成員、副院長兼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2001年12月至2013年12月兼任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常務副組長。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特聘課程主講教授、研究生院兼職教授和博士生導師。是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全國政協第十屆、十一屆、十二屆委員會委員。代表著作有《陳雲年譜》（主編）、《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工業化與中國當代史》（論文集）、《論陳雲》（論文集）、《當代中國史理論問題十二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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