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不能成為邪惡和粗鄙的盟友
文｜葉匡政
韋伯之所以要重新審視知識分子的公共責任，目的是為了辨明現代社會中，學術工作的性質和意義。他認為，今天的知識分子已無法提供對人生和社會一般意義的解釋，只能增進人們支配世界或人生的技術手段，因為它是按專業原則來經營的“志業”，並不提供人生和社會的目的。
一個知識分子，如果能在本專業提供正確而有良知的知識，未對公共事務發言，難道我們就應指責他犬儒嗎？當現代社會受夠了各種“真理代言人”的苦難時，韋伯對知識分子“無知”的反思，確屬一種療救。
韋伯提出要重新審視知識分子的公共責任。
韋伯之所以要重新審視知識分子的公共責任，目的是為了辨明現代社會中，學術工作的性質和意義。
楊絳先生離世後，圍繞知識分子的身份與責任的爭論，沒想到會持續這麼久。網絡年代，這算是一個例外。
無論是張雪忠與笑蜀的“改良與變革”之爭，還是徐賁與張鳴“知識分子的公共性與勇氣”之爭，按目前境況看，大概只有上述群體才會關心這個真問題。
在知識分子是否有沉默的權利討論上，徐賁和張鳴各發表了兩篇文章，該說的話都說清楚了，誤會已消除。我想分析的是，近來在這個群體中，為何屢屢爆發與知識分子身份與責任有關的爭論，這段時間轉移到了錢鍾書和楊絳身上。
對關注公共事務的知識分子來說，這是老問題，前向最火的那段時間，有過大量討論。可能政治學、社會學和法學專業的人進入公共領域時，無須審視自己的身份，因為討論的問題，多與他們的專業有關。但其他專業的人士，在關注公共事務時，多會重新審視自己作為知識分子的責任。沒有這種審視，是難以長期堅守在公共領域的。因為當下與公共事務有關的問題，越來越趨於專業化，沒有審視就不可能完成相關的知識儲備，泛泛而談也於事無補。
其實在歐美，有一些知識分子，並不認為知識分子應當比民眾承擔更多的公共責任。這其中，最著名的兩位是：韋伯和哈耶克。
馬克斯·韋伯認為在現代社會，知識分子的正當職責是在自己的專業內提供正確的知識，而在公共生活中應盡的責任，與一般民眾無異。這與韋伯對知識分子現代性的反思有關。在韋迫看來，上帝已死，讓多神論成為現代生活的現實，生命和世界的意義，不再像信仰時代那麼確定無疑。在彼此對立的諸神中，現代人必須自己選擇他的信仰，知識分子無法提供幫助，更無法扮演先知或救世主。
韋伯相信，現代社會，知識分子充當不了生命的導師或社會的領袖，他失去了指導別人的“專業資格”。學術已與世界一起“脫魅”，不再是什麼通往“真實存在”的道路，各種幻象都可能被打破。現代社會的專業化，使得再淵博的知識分子，生存境遇也比不上一個原始人，原始人至少熟悉自己手中的工具，而現代人對自己使用的一切，卻所知甚少。
韋伯之所以要重新審視知識分子的公共責任，目的是為了辨明現代社會中，學術工作的性質和意義。他認為，今天的知識分子已無法提供對人生和社會一般意義的解釋，只能增進人們支配世界或人生的技術手段，因為它是按專業原則來經營的“志業”，並不提供人生和社會的目的。
韋伯認為，在現代社會，一個知識分子如超出他的學術職責，對社會公開發布對政治或人生的觀點，只會使他喪失作為現代知識分子最重要的德性：知性認知的平實，並製造社會生活和心靈生活的可怕的“怪物”。韋伯的這一反思，針對的是曾在德國知識界流行的“文人化學術”。所以，他認為任何救世主式的批判或煽動，只會破壞知性認知的平實。
任何社會目標的實現，都是人類在漫長曆史進程中群體選擇的結果，知識的成長只能同步於這一過程，不可能超越其上。
我不完全認同韋伯的觀點，但我覺得他說得不無道理。1990年代前後，中國大陸就出現過一批文學領域出身的知識分子議論社會與政治的熱潮，其中有些人還成為那個年代的偶像，但後來出現了驚人的轉向。人們多從動機論解釋這種轉向，但我認為，極可能是這些人對當代社會或政治學知識儲備不夠導致的。
要客觀嚴謹地分析現代社會政治問題，確實需要一些科學工具、論辯常識與相關專業的知識儲備，不經過專門訓練，不僅表達者會感到困難，也會增加觀點市場的混亂。關注公共事務，顯然不是喊喊口號就能解決的。
比如對今天從事與楊絳、錢鍾書一樣職業的很多作家或古典文學研究者來說，讓他們對公共事務進行表達，確實挑戰很大，不僅怕表達不好，還會有文體、知識場域、身份等諸多問題的考慮。他們顯然要會比政治學或法學者考慮得更多。尤其對本專業有極大抱負者，可能覺得自己用在本專業的時間都遠遠不夠，又遑論顧及其他學科？
一個知識分子，如果能在本專業提供正確而有良知的知識，未對公共事務發言，難道我們就應指責他犬儒嗎？當現代社會受夠了各種“真理代言人”的苦難時，韋伯對知識分子“無知”的反思，確屬一種療救。有了韋伯對於知識分子責任的反思，才能推導出維持一個諸神競爭的結構與社會生活多元化的重要性。這種觀念，也是建立在現代價值多元基礎上的。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哈耶克顯然是對中國極具啟示性的一位公共知識分子，考察他對知識分子公共責任的評判同樣很有意思。哈耶克是現代思想家，他把個人自由權利受到的威脅，視為人類社會最大的危險。
他對知識分子的公共責任，之所以持批判態度，是因為他從希特勒政權中觀察到這樣一種現實，極權體制的形成，並不是希特勒等少數人就可實現的，而是因為在當時整個歐洲知識界都瀰漫著一種“需要更多計劃”的思想觀念。也就是說，知識分子以錯誤的方式，關注了所謂理想社會的建立，也是塑造希特勒的力量之一。這使他開始思考一個問題：人類在改變社會處境時，為何總會受到一些錯誤觀念的支配？
在哈耶克看來，知識分子如果想組織社會或資源，達成一個單一目標，哪怕就是為了民主的目的，而否認個人目的時，也是一種危險的行為。
他認為：“一個社會的福利或個人幸福，不可能充分表達為一個單一目標，而只能表達為一個種種目標的等級、一個每個人的每種需要都在其中佔據一席之地的全面價值尺度。”這種包羅萬象的價值尺度，再有才智的知識分子，也無法對人們無窮無盡的需求一一標出輕重。
一旦以共同的社會目標為原則，想指導別人怎麼幹或幹什麼時，就意味著極權意識的開始。共同行動，只侷限於人們對共同目標一致同意的那些領域。哈耶克認為，只有允許不同的人，將共同目標用於多種多樣的意圖時，人們才最可能對共同行動達成共識。
哈耶克從來不會苛責其他知識分子應該做什麼。
哈耶克擔心的這種危險，近年來屢屢出現在一些知識分子的言論中。哈耶克從來不會苛責其他知識分子應該做什麼，這不僅是對他人人格的尊重，也是對其中極權意識的提防，所以即使在面對對手時，他也懷有悲憫心：“我們不是都已根據自己最高明的見解而奮鬥，我們當中許多最優秀的頭腦，不是為建立一個更美滿的世界而不停地工作著嗎？我們所有的努力和希望，不是以更多的自由、公正和繁榮為目標嗎？如果結果與我們的目標如此地不同，如果我們面對的不是自由和繁榮，而是奴役和苦難，那麼，邪惡的勢力必定已挫敗我們的意圖，我們成了某種邪惡力量的犧牲品，對這些邪惡力量，在我們能繼續走上通往美好事物的道路之前，我們一定要加以征服，不就是顯而易見的了嗎？”
在哈耶克眼中，任何社會目標的實現，都是人類在漫長曆史進程中群體選擇的結果，知識的成長只能同步於這一過程，不可能超越其上。
贊同知識分子應儘可能多地關注公共事務，但我們絕不能因為某個知識分子未對公共事務發言，就指責他犬儒。
確實，近年話語空間的變化，使對公共事務發聲的知識分子群體發生了很大變化。有些人還能發聲，有些人卻消失了。對公共話題如何發聲的焦慮和尷尬，普遍存在於一些人身上。
這種焦慮感，或許是近來引發知識分子公共責任爭論的真正根源。知識分子群體，確實是一個複雜而異質的群體，每個學科的關注點和價值模式各不相同，尤其在很多人文學科的話語日趨專業的情形下，很多人的話語本身就難以進入公共媒體，其他人又怎能苛責他們呢？就說詩歌吧，算是比較大眾化的文體了，很多詩人在詩中也對公共事務有過大量表達，但媒體會關注這些表達嗎？其他領域的知識分子會關注這些表達嗎？難道我們僅僅因為他們沒想時評，就苛責他們？這種觀點本身，已落入了波斯納所說的“公共越多，智識越少”的陷阱。
在如今觀點市場，到處瀰漫著各種極端或絕對的觀點，稍不留意，就可能身陷其中，它不僅會慢慢損壞你對真理、正義和良知的判斷力，也會讓你對社會、文化與人的豐富需求的感知，變得越來越粗鄙。這才是最可怕的社會現象。
我當然贊同知識分子應儘可能多地關注公共事務，但我們絕不能因為某個知識分子未對公共事務發言，就指責他犬儒。這對大量懷有良知與自由之心的知識分子，無疑是一種傷害。這與文革時“狠鬥私字一閃念”，距離也不遠了。
中國未來社會的變革，需要多元化的知識爭鳴，不可能是某一種思想或觀點獨擅勝場，一定是各種思潮共存、博弈，又互補、合作的結果。再卑微的人，對來自龐然大物的威脅，內心也會有反抗的尊嚴；再卑微的人，吃到噁心的東西，也有嘔吐的慾望。我們千萬不能讓自己也成為邪惡和粗鄙的盟友。
奧克肖特說過一句話，大意是：千萬別讓實現正義的熱情，讓我們忘記慈悲為懷；千萬別因對公正的熱望，讓我們變得鐵石心腸。當有人將愚蠢提升到一個驚人的高度，並羞辱所有的智慧與理性時，我們卻不能因此而羞辱自己。
▌六根為今日頭條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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