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有過這樣的經歷：上學時，明明覺得一個知識點搞懂了，一考試還是會錯。工作後，明明覺得一個需求搞清楚了，做出來的東西依然和領導的要求大相徑庭。
在生活中，你可能也曾因為被他人誤解而痛苦。自認為當時已經把話說得十分明白，直到對方開始疏遠自己，你才意識到對方可能理解錯了；或者，你也曾誤會過對方的好意，導致雙方關係出現裂痕，最終不歡而散。
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呢？
用心理學的說法，也許是出現了感知錯覺，也許是認知偏見，或者是記憶扭曲。總的來說，其實對自我的認知不足。
對自身思維的審視被心理學家稱作“元認知”。學著認清自身，可以讓我們不至於陷入死衚衕，做出正確的決定，並反思下次怎樣做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這種技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對那些迷惑我們的方法保持警覺。
我們總需要無時無刻對身邊的事情做出判斷，但卻不知道自己在何時做出了誤判。導致我們誤判的原因，其實五花八門。
很多人無法勝任某項工作，也不懂得如何提高自己——因為他們分清“能”與“不能”之間的區別。這種現象被稱為“鄧寧—克魯格效應”，是元認知中一個較為熱門的議題。
研究顯示，不能勝任某項工作的人會過高地估計自己的能力，而且感覺不到自己的表現與實際要求之間的差距，覺得沒有必要試著改進。研究者給學生做邏輯測驗，發現能力最差的學生對自己的表現如何茫然不知。平均得分在後 12% 的學生，往往相信自己的一般邏輯推理能力排在前 68%。
正是由於這種錯誤的自信，這部分學生反而也不大會改變自己的習慣。
有一種情況，先讓一個人想象某件事情的具體樣子，稍後再問起此事，他們有時會傾向於相信這件事真的發生過——這被稱為“想象膨脹”。
比如，問成年人“你有沒有用手打破過窗戶”，他們很有可能因為知道打破窗戶的真實情景，然後便認為自己做過。似乎是這問題本身先讓他們產生了想象，而後想象這個行為帶來了一個結果，讓他們更傾向於相信這件事的確發生過。
暗示的東西才會被人們記住，而明確表述的東西則不然。 文學作品就是很好的例子。
比如，一段關於殘疾女孩海倫·凱勒的文字，很多人在閱讀之後都錯誤地認為“聾、啞、瞎”這三個字出現過。
但另一段文字，內容與這段文字基本相同，只是把女孩的名字改成了卡羅爾·哈里斯，閱讀後的人卻不會犯前一組人的錯誤。
當別人在學習我們已經掌握的東西，或是從事我們所熟悉的工作時，我們會傾向於錯估他需要花費更長的時間，這種錯覺被心理學家稱為“知識詛咒”。
教師通常會受這種錯覺的影響——認為微積分非常容易的教師，在面對剛接觸這一科目或是學不好這一科目的學生時，往往不能從學生的角度考慮問題。教師也不理解：“這麼簡單的問題，你們咋就搞不懂呢？”
教授假設她的學生會輕鬆地聽懂複雜的課程，因為在她看來，這些都是極其基礎的。這同樣是元認知錯誤，是對她知道的東西和她學生知道的東西之間匹配程度的誤判。
在政治上，有一個臭名昭著的“大假話”伎倆——即便是大假話，重複之後也會被人當成真理接受。
原因在於，某個信息不斷重複後，那些聽起來很耳熟的描述會讓人產生知曉感，也會讓人把它們和真實情況混淆。
這就是為什麼政客與廣告雖然履行不了自己的承諾，但不斷重複自己說的話卻能讓大眾信以為真。尤其是那些容易引發情感共鳴的承諾。
先是偶爾聽過一次，等再聽到第二次時，我們就會有種熟悉的感覺，和記憶混雜在一起，漸漸就可能被人相信。
人們還會犯一個錯誤，當自己能夠流暢地讀完一段話時，便認為這段話自己完全看懂了，就會導致“流暢錯覺”。
我們的記憶還被社會影響所左右，而且會與周圍人的記憶趨同。假如你和一群人一起回憶過去的事情，有人記錯了其中的一 個細節，你就有可能將這個細節填補到自己的記憶中，以後回憶的時候也會記住這個錯誤。
這個過程被稱作“從眾記憶”，或者是“記憶社會傳染”：一個人的錯誤可以“感染”其他人的記憶。 當然，社會影響並不總是壞的。如果一段共同的記憶在你的頭腦中是模糊的，而別人能夠記起細節，那麼你隨後會將記憶更新，更準確地記住過去的事情。
一類記憶錯覺是由暗示引起的，單單一個小問題就有可能導致人們出現這類錯覺。
有一個案例：讓人觀看一段視頻，一輛汽車駛過十字路口，與另一輛正在通過的車相撞。過後讓一部分人判斷車輛互相“接觸”時的速度，他們給出的平均估測是每小時32英里。
再叫另外一組人做同樣的判斷，只不過在發問時把“接觸”這個詞改為“撞擊”，這組人給出的估測均值則是每小時41英里。
所以，我們必須承認，生活中是存在“誤導性問題”的。所謂誤導性問題，就是指那些引導人做出特定回答的問題，換句話就是“釣魚執法”。其中的玄機，就在於極其微妙的暗示。
當然，造成錯覺的方式還有很多，此處不一一列舉。
關鍵在於，我們為什麼會犯這些認知錯誤呢？這就跟我們觀察世界的方法有關。
人人都有一整套令人歎服的感知與認知能力，它們同時也是我們失敗的根源。《紐約時報》刊發過電影人埃洛·莫里斯撰寫的一系列關於“錯覺”的文章。莫里斯引用了社會心理學家大衛·鄧寧的觀點，稱人類傾向於進行“動機性推理”。或者按照鄧寧本人的說法：
“人們有極強的天分說服自己接受自己想看到的結論，同時否認那些不合自己心意的真相。”丹尼爾·卡尼曼在《思考，快與慢》一書中描述了人的兩套分析機制。“機制 1 自動機制”是無意識的、直覺式的，而且是瞬髮式的。它會調用我們的感覺與記憶，在一瞬間評估形勢。就像球員向底線衝刺時，會迂迴避讓對手的圍堵。
“機制 2 受控機制”是指有意識地分析與推理的過程，這個過程較慢。這部分想法會權衡選擇、做出決定，並進行自我控制。我們還會利用它來訓練“機制 1”，好讓自己能當機立斷。 橄欖球運動員在頭腦中演練折返規避時，警察在練習從“歹徒”手中奪槍時，神經外科醫生排練修復破損靜脈竇時的操作，用的就是機制2。
“機制1”是在無意識的情況下出現的，而且作用很大，但它會受到錯覺的影響。你需要“機制2”來幫你管理自己：檢查自己是否衝動、預先做好計劃、分辨選擇、想清楚這些選擇的意義，並控制自己的行為。
但不論機制1還是機制2，依靠的都是我們本身的感知系統，即直覺、記憶與認知，這些系統必定都會存在偏差、失誤、偏見與瑕疵。所以為了保證儘可能正確的認識自己，我們需要不斷“校準”自己的感受。
心理學家大衛·鄧寧認為：認識自身要通過他人來進行。在很多領域中，和更有經驗的同伴工作，可以校準一個人的判斷：機長身邊需要有機副，警察出警是新老搭配，住院醫師配合主治醫師...當你觀察他人，就會經常發現不同的做事方法，發現更好的行事套路。這也會讓你意識到，“我並沒有自己想象得那麼出色，有些地方需要改進。”
自我校準的另一個方法，是從我們真實犯下的“錯誤”中收集反饋。前提是你能從這種失誤中走出來，而且反思、接受其中的經驗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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