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誠（1925.12.20-2012.09.30），山東煙臺人，世界著名神經外科專家、中國神經外科事業的開拓者和創始人之一。
195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醫學院，1965年出版了《腦血管造影術》，1994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2009年1月榮獲2008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王忠誠在神經外科診斷、治療、科研、教學、預防及流行病學調研方面進行了系統研究和實踐，取得了突出成就，在腦幹腫瘤、腦動脈瘤、腦血管畸形、脊髓內腫瘤等方面都有獨到之處和重大貢獻，他帶領的科研團隊取得了科研成果66項，其中國家級獎勵8項，發表論文300篇，專著20部。
“有朝一日，一定要學習腦外科！”
1925年，王忠誠出生在山東煙臺一個貧寒家庭，在九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父母靠著擺地攤、賣雜貨艱辛度日。家裡的女孩都未能上學，男孩最多上到初中。但在王忠誠的堅決要求下，他靠著自己半工半讀，成為全家唯一的大學生。目睹過舊社會的腐敗，親歷過日本侵佔時期的悲慘，他原本的理想是學工科，希望以此強國，但考慮到經濟狀況，他最終選擇了免學費的醫學院。
1949年，從北平醫學院（今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後，24歲的王忠誠成為天津總醫院的一名外科大夫。“這太好了，終於有薪水了。”老人歡喜地回憶道。大學四年他靠著做家教、送煤球等，勉強撐了過來，冬天裡穿的是好心的同學“借”給他的棉襖。兩年後，作為業務骨幹，他隨抗美援朝醫療隊來到鴨綠江邊，在一片荒林雪野裡，他們搭起土坯，不分晝夜地搶救志願軍傷員。
“衝啊，衝啊……”很多戰士因頭部中彈而受了腦外傷，臨終前，不少人在昏迷中還高喊著衝鋒陷陣的口號。這喊聲，在王忠誠的腦海裡，至今清晰得好像昨天剛發生的事。那時，中國的神經外科幾乎一片空白，王忠誠和同事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戰士們死去，束手無策。
“覺得自己無能啊，很對不起他們。骨科、外科、內分泌科等我都能治，卻治不了腦外傷。”回想起這段往事，王忠誠仍感痛心。當時，他就暗自立下誓言：“回國後，有朝一日，一定要學習腦外科！”
1951年，天津抗美援朝醫療隊在吉林洮南合影，王忠誠（三排右二）是其中一個醫療小組的組長。
“豁出去了！一定要想辦法研究出來！”
1952年，王忠誠從朝鮮戰場回到天津。碰巧國家衛生部在天津籌建神經外科培訓班，他毫不猶豫地申請加入，成為新中國第一批神經外科醫生。不久，中國第一個神經外科研究所在北京成立，王忠誠隨之調到北京。
“人腦就像豆腐一樣，很軟，一捏就壞了。裡面集中了人體20%的血液，神經纖維比頭髮絲還細，線路非常複雜。”王忠誠上大學時解剖課曾考滿分，可學習腦神經外科還是明顯感到有難度。“大腦是人的生命、思想、行動的中樞系統。神經系統一旦患病，通常表現都較嚴重，輕則癱瘓、痴呆，重則往往有生命危險。”
那時，學習科研條件艱苦。王忠誠白天上班，晚上學習。有一次，沒有頭顱標本，他和同事們只好一起夜裡去亂墳崗挖沒有立碑的墳墓。取回頭骨，自行清洗消毒，再對照著研究神經解剖圖譜。由於西方對中國實行封鎖政策，他們只能靠著少得可憐的翻譯材料進行摸索。一年後，王忠誠首次為腦部腫瘤患者實施手術，獲得成功，極大地鼓舞了他的信心。當時，中國能初部掌握的腦部疾病診斷辦法是氣體造影，這種方法有2%～3%的危險性，且病人要承受巨大的痛苦，頭疼欲裂。此時，國外已有較先進的腦血管造影技術，危險性降至0.1%～0.3%，病人基本感受不到痛苦。
為此，整整一個夏天，王忠誠和同伴泡在醫院一間密不透風的房間裡，反覆在屍體上進行研究和試驗，終於自主成功掌握腦血管造影技術。又經多年臨床實踐和不斷完善，他於1965年出版了《腦血管造影術》。這本專著被視為標誌中國神經外科劃時代的進步，使中國神經外科診斷技術同世界先進水平縮短了30年。
然而，由於那時隔離防護措施較差，王忠誠長期幾乎是完全暴露在放射線中，他的白血球數降至3000多，不及正常人的一半，至今未能恢復。為此，他特別怕感冒發燒，曾先後八次患肺炎，兩次險些喪命。可他說：“豁出去了！外國人能做，我們也一定要想辦法研究出來。”
2001年9月16日，在悉尼召開的“世界神經外科聯合會第12次國際大會”上，王忠誠被授予“最高榮譽獎章”
“每個病例都是全新的挑戰，每天都在進步。”
幾十年如一日，始終面對腦部造影和手術檯，會不會覺得乏味？王忠誠說：“人的情況太複雜，每個病例都不一樣，都是全新的挑戰。每天都在進步。”
20世紀80年代，CT技術、顯微手術等引進中國，王忠誠的神經外科醫療技術也日臻完善。他曾是世界唯一完成開顱手術逾萬例的醫生，這個數字曾被國外同行誤以為多寫了一個零，王忠誠也因此被譽為“萬顱之魂”。1985年，他成功切除一例直徑9釐米的巨大腦部動脈瘤，至今仍是世界上成功切除的直徑最大的腦部動脈瘤。
王忠誠又試著向一直被國際醫學界視為手術禁區的“腦幹”進行探索。腦幹是人的生命中樞，在這裡“動刀子”，被稱作是“在萬丈深淵上走鋼絲”，每一個細微動作都可能關係到生死存亡。經過十幾年攻關，王忠誠終於循序漸進地突破了這個禁區。1995年11月，他在悉尼召開的國際神經外科大會上作了題為《腦幹腫瘤250例》的學術報告，震驚了世界同行。至今，他已做了600餘例腦幹腫瘤手術，數量之多，死亡率之低，始終保持世界第一。
隨後，王忠誠又向另一個“不治之症”——脊髓內腫瘤進軍。長期以來，這種病的治療效果差，術後癱瘓多，往往“治不了聾又添啞”，國外幾乎無人問津。王忠誠則創造了170例髓內腫瘤手術無一人死亡的奇蹟。1995年，江蘇省一個18歲男孩的脊髓內長了一個粗約2.5釐米、長約22釐米的巨大腫瘤，侵佔了9節椎體的空間。年逾古稀的王忠誠在手術檯前奮戰了整十個小時，腫瘤被成功剝離。這是世界上迄今成功切除的最大的脊髓內腫瘤，被國外同行譽為“驚動世界的世紀之作”。
為醫半個多世紀，救回了不計其數的原本已奄奄一息、半身不遂的病人。對此，他淡淡地說：“沒什麼，救死扶傷就是醫生的天職。”他還強調，對於醫生而言，一重技術，二重品質，“沒有好的醫德，再好的醫術也發揮不出來。”
“所謂‘好醫生’，不是不犯錯，只是不斷總結成功經驗，吸取失敗教訓，儘可能少犯錯。”儘管手術死亡率已經是全世界最低，但王忠誠仍然說，人的實際情況太複雜，每個案例都不盡相同，經常有意想不到的情況，即使非常小心有時也難免出錯。所以，他總是告誡學生，“下診斷永遠別說百分之百。”“病人也對我們的成長做出很大貢獻。”這是他常掛在嘴邊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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