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門，從打開始就叫“建國門豁口”，俗稱“豁子”，我在它旁邊生活了近50年。
豁，會意字，從“谷”，從害；讀作huō。意：殘缺，裂開，如：豁口，豁子（殘缺的口子）。意：捨棄，豁出性命。
口，象形字，讀作kǒu。指人和動物吃東西和發聲的器官（亦稱“嘴”），如：口腔，口才，口齒，口若懸河。意：容器通外面的部分，如：瓶口，門口。意：道路交叉的地方，如：路口，山口。等等。
明清北京城牆的“豁口”，指在城牆上扒開的口子，供人和車輛出入，是北京城牆除了城門以外的出入路口。
“建”，會意字，從廴（引長之意），從聿(意為律)，讀作jiàn。《說文》中對這一動詞的解釋是：立朝律也。建字引領的詞組也大都沿用了這一語義：建法（制定法律）、建中（訂立標準）、建極（制定至中至正的建國大法）。
建國，顧名思義是建立國家的意思，與“國慶”二字同源。“建了國”嘛，就要舉行“國慶”。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中國許多10月1日出生的孩子，被熱愛新中國父母起名“建國”或“國慶”。
許多人恕不知，“建國門”是1946年國民黨北平政府命名的，慶祝抗日戰爭勝利，“建國”說的是中華民國。
“文革”期間紅衛兵破“四舊”，將許多帶有所謂“封、資、修”色彩的地名廢除更改，如“王府井大街”改為“人民路”，“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但紅衛兵們可能並不知道“復興”、“建國”這樣聽起來無甚不妥的地名，因此未做更改，因為紅衛兵如同他們的老前輩義和團一樣——沒文化。
像我這樣在建國門邊上住了近50年的“北京土著”，在半個世紀時間裡，北京竟然沒有一本像樣的書介紹建國門的歷史，好像中華民國推翻封建統治建立民主共和國就如同沒有那麼回子事兒似的。我們從小學習的歷史就是——1949年以前統稱“萬惡的舊社會”。
可悲啊，可悲就在於一個民族不敢承認本民族曾經的歷史。一個不敢承認自己歷史的民族，是一個沒有前途的民族，是個可悲的民族。別老責備外國的安倍。
復興門和建國門是日寇侵佔北京時，在內城東西城牆上扒開的兩處缺口。看過北京地圖就可知道，老北京城內城東面的朝陽門、東直門及西面的阜成門、西直門，位置都偏北，內城南部確實缺少橫貫東西的幹道。
在中華民國北京政府17年間，各路軍閥誰也不敢輕易在北京城牆上扒口子，按照滿清的說法是怕破了“風水”。
北京城牆第一個“豁口”是1900年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後，把盧漢鐵路馬家堡火車站向北延伸到天壇西門外，在永定門東50多米遠城牆上扒開的一個口子，引鐵路進入北京城。1902年八國聯軍退出北京城把天壇皇家聖地還給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馬上派人把永定門“豁口”填平。
既然慈禧太后認可正陽門火車站在城內，就在左安門西邊1裡城牆上扒開一個“豁口”，讓盧漢鐵路從此穿過。盧漢鐵路過潘家窯窯坑（今龍潭湖）到東便門，建東便門火車站，再向西到正陽門火車站。
盧漢鐵路進北京的“豁口”，是北京城最早的“豁口”，盧漢鐵路進京鐵路線，現在是豐臺火車站至北京火車站的鐵路線，112年沒有變。
據北京市檔案館1999年第四期《北京檔案史料》所載《日偽統治時期華北都市建設概況》記述，日寇於1939年起，就開始在北京西郊籌建用於商業和住宅的“西街市”，並在東郊籌建用於工業區的“東街市”。為溝通“兩新街市區域與城內之交通，特就東西兩面城垣各闢一新城門（東稱‘啟明’、西稱‘長安’）……所闢新城門僅有缺口而未設門扇與門洞，因陋就簡，迄未修飾，是其物力不濟之象徵”。二門最初只是一個7.4米的倒八字形豁口，寬約百米，兩端成坡型。西豁口位於邱祖衚衕、臥佛寺街西口附近；西豁口位於東觀音寺街東口和貢院東街附近。
1945年日本投降後，國民黨北平市政府按照當時流行的“復興、建國”的政治口號，將日寇命名的“長安門”改為“復興門”，“啟明門”改為“建國門”。1946年11月何思源接任市長之後，曾“修建復興門等城防工程共十三處”，在整理復興門缺口處時，增建一座高12.6米的城臺和一座寬10米的單券拱門，並加裝了鐵門。
解放前的北京城城牆上只有這三個“豁口”，剩餘的“豁口”都是解放後扒開的，1968年北京的城牆被拆光了，也就無人再提什麼“豁口”不“豁口”了。
1955年，北京市政府為展寬道路，將復興門的門洞拆除，拓寬了缺口。而建國門則從未建造門洞，一直是缺口狀態。解放後，為改善交通，將老北京城牆扒開了多處缺口，即未建門洞，也未命名為“某某門”，只是依據附近地名，稱作“十條豁口”、“北小街豁口”等名稱。老北京人則稱其為“城豁子”。再後來，老城牆被拆除，有豁口的地方，大都興建了立交橋，昔日的“十條豁子”變成了“東四十條橋”，“北小街豁子”變成了“小街橋”。殘留的少數“豁口”，已成為標註在公交線路站牌上的車站名稱。
北京有個地名叫“祁家豁子”，在北三環路外，那是明朝人在元大都土城牆扒開的“豁口”。
孔慶普，1928年生於河北省高邑縣，清華大學畢業，是梁思成的學生。1950年分配到北京市建設局道路科任技術員，曾負責北京的城牆、城樓、牌樓、門樓等古代建築的管理和維護修繕工作，以及城牆和城上建築物等古建修繕管理工作。1952年主持參與了分期分批拆除城牆、城樓、箭樓、牌樓、門樓。
他的新書《北京的城樓與牌樓結構考察》剛剛出版，這本書裡記載了北京老城牆、城樓、箭樓、牌樓、門樓相關的寶貴測量資料。
1951年春節過後，我指揮9名工人，組成了三個“城樓調查小組”，1951年4月，周恩來總理讓政務院給北京撥了維修款，修繕城樓。1951年修繕完了七項工程以後我們報上了第二批的修繕計劃，但一直都沒信。到1952年5月份，得到的任務是——拆。就這麼突然。是誰讓拆的？後邊才知道，是劉少奇。彭真為這個事兒，找了毛澤東，說不能把北京城一掃光了。後來毛主席說，黨內的事兒我負責，那些事兒歸少奇同志管。從那時候起，這個事兒就落到我身上了，就是拆。
1950年定規劃的時候，梁思成提了一個意見，把政府部門集中在西郊新市區。那麼，老城區怎麼辦呢？老城區跟外邊得有聯繫，聯繫就得修路，修路還得拆，那城牆就得拆豁子。後來拆了豁子，城牆都亂了。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的委員提出，出豁子以後城牆都分了段了，可以每段都蓋一個公園。華南圭、單士元這些老同志們就說，這個老城裡39萬多人，生活必需品得要供應，生活垃圾都得往外排。都要靠路。
那時候梁思成說原城保護，別拆，也別扒豁子，城牆要保留下來。有人問那城裡頭40萬人上哪兒去怎麼辦？他說解放前都行，現在怎麼都不行啊？他不理解，解放前老百姓沒人管，你沒吃就沒吃的，你倒垃圾愛怎麼倒怎麼倒。解放後就不行了，吃菜、吃肉，你排出來的垃圾，都得運進來和運出去啊。自來水也是這樣，從前都是井，一般都是有人拉個推車，一邊一個水箱，賣水。只有一個自來水廠在東直門外，供應政府機關。老百姓根本是吃不上自來水。那時候和煤球還得要黃土。黃土上哪兒弄去？上北城根兒。城牆根裡頭挖坑。馬三立相聲裡頭說過這些事兒，一車黃土賣幾個錢。那時候老百姓的生活不需要供應，也不需要幫他消納。
解放後情況不一樣了。一是老百姓的生活逐漸改善。還有，戰爭一結束，人口增加也很快。而且中央人民政府住到城內之後，增加的人口也非常多。包括官員，服務人員，還有駐軍、警察都增加了。1951年城裡就100萬人了。這些人的生活垃圾、出行問題怎麼辦？然後，梁思成沒詞兒了。陳佔祥先是跟著梁思成一塊兒搞了一個梁陳方案，然後他變卦了。陳佔祥主張，北京城他同意開城牆豁口，不開城牆豁口，變成一個死城不行。中央說了，要把北京變成一個生產城市，發展輕工業。這樣的話，那城牆豁口就得拆，不拆不行。陳佔祥一變，不同意開豁口的，就剩梁思成一人了。所以這樣，這豁口，就基本上開定了。1950年10月11日，市委市政府召開戰備工作會議決定，在內城東西北拆六個城牆豁口。這個在會上一說，誰也沒有反對。梁思成在那兒，他也沒反對。
從這兒一開始，一扒豁子，這老百姓說，行了。原來設計的時候，東邊兩個，北邊兩個，西邊兩個。後來扒豁口的時候，東邊的豁口外邊修木橋，東邊兩個是我做監工員。六個戰備城牆一修完以後，到第二年，各個豁口的交通流量迅速增加，就把豁口修成正規路了。這一弄，老百姓建議開更多的城牆豁口，以連通城內外的道路。北京的各民主黨派對城區道路交通不暢的問題，綜合了四條意見，市政府將彙報材料轉給了建設局，要求建設局按道路規劃提前分批逐步安排開闢更多城牆豁口工程。
那時候我們建設局拆多少豁口，拆多少條路，也搞了規劃。第一批工程計劃安排五條道路和五座城牆豁口。但是，方案交到都市計劃委員會後，都委會幾次開會都未能形成統一意見。主要是梁思成不同意。1951年1月下旬，吳晗副市長召開了開闢城牆豁口專題座談會。1951年，開闢了東直門北小街、陶然亭、架松（勁松）三個豁口。1952年，又開了武定侯、左安門東、宣武門三個豁口。1953年開了永定門、陶然亭（擴建）、雍和宮、范家衚衕、東總布、東直門、廣安門豁口，以及二號豁口的擴建。1954年又開了白紙坊、費城門兩座豁口。1955年開了朝陽門、安定門、廣渠門北城牆豁口。1956年又開了龍潭湖城牆豁口。
1953年以前，要開城牆豁口，都需要經過都市計劃委員討論通過後，報市政府批准。每一次開會，梁思成就講，“中央機關就不應該設在老城裡”。後來，彭真市長生氣了。在1953年6月，成立了一個首都規劃小組，由北京市委直接領導。小組設在動物園西邊的暢觀樓，所以，這個小組也叫“暢觀樓小組”。以後，建設局有關開闢城牆豁口就不再報到都委會，直接報暢觀樓小組審議後，由規劃小組上報市政府。等於繞開了梁思成。梁思成生氣了，他找副市長吳晗訴委屈。吳晗不但沒支持他，還給他講一些道理，說服他。這時候起，梁思成就沒有說話機會了。
我是1949年11月12日出生的。1950年6月我家法華寺28間半三進四合院祖宅，被北京外三區政府相中強行租用（現崇文區、東城區）。父母抱著尚在襁褓中的我搬到建國門沈先生家租住，沈家與我們陳家是世交。
日本開闢“啟明門”後，沈家臨街三家南房租給一位山東人開飯館。城牆開“豁口”方便了城裡城外居民出入，這裡人來人往成為鬧市，飯館買賣自然生意興隆。
舊日這裡是東觀音寺衚衕東口，西口是京城有名的東鬧市口商業街。而東口自明清以來就是北京“高教區”，莊嚴肅穆。路北是明清“高考”貢院，路南是國家科學單位“欽天監”。東觀音寺附近的房子都是高規格四合院和客棧，現在叫“學區房”，常住居民都是貢院官員和家眷，常租房客則是來自全國各地“備考”狀元的各地精英。
1907年取消延續1000多年的“八股文考試製度”，貢院閒置。中華民國期間曾開闢貢院市場。1937年日本人佔領北平後，這裡駐防一個團日本軍隊，貢院大殿改建成“日本神廟”，就是超度戰死日本兵的“神廟”。解放後，“日本神廟”變成海軍司令部。1956年西郊海軍司令部搬走後，交給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使用，簡稱“學部”。“文革”後改稱中國社會科學院。
路南的“欽天監”在1912年滿清滅亡後，改稱中華民國天文院“觀象臺”。解放後稱“古觀象臺”，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小時候，我們大家都叫建國門為“豁子”，1965年把東城根衚衕改稱建國門北順城街後，街坊們對建國門的稱謂才尊重起來，沒人再說“豁子”了。
解放後，北京市政府延續日本人的做法在建國門外興建工業區，建國門“豁子”成為運輸大道，馬車汽車穿梭不停，父母嫌這裡太噪雜。1951年東城根43號的一貫道壇主被槍斃，一貫道被取締，我家就搬到43號二間高大的“壇房”租住，一直住到1999年1月被拆遷。
1955年公私合營，建國門飯館改稱“公私合營建國門食堂”。1958年年底擴寬建國門內大街時往北擴寬，“公私合營建國門食堂”以北6套四合院被拆，融進了建國門內大街。房主沈先生搬到了建國門外永安裡。
1958年擴寬建國門內大街時，路南是古觀象臺的一個空場，臨街有家馬車店是1941年開的，門臉房是“釘馬掌的”，門前是一溜拴馬的木樁、牲口吃草料的石槽。1956年公司合營後馬車店停業，但“馬掌店”照常營業。大約是在八十年代初北京城內禁止走馬車，“馬掌店”才停業。2008年建起“海關博物館”。
上世紀50年代，北京城裡的交通很不發達，主要交通工具主要是馬、騾、驢拉著的大車及人力三輪車、少許的自行車等。由於建國門城門是城內外人們來必經之處，也是諸多畜力車經過之處，所以在古觀象臺的西邊牆根下保留一家“釘馬掌”的鋪子。所謂釘馬掌，就是那時拉車的馬、騾等牲口由於拉車走遠路，它們的蹄子磨損厲害。釘馬掌，就是趕車人為了保護牲口的蹄子，在牲口蹄面釘上一塊半圓形的鐵掌，俗稱“釘馬掌”，小孩們戲稱“給馬穿鞋”，店鋪簡稱“馬掌店”。
東觀音寺“馬掌店”位於東觀音寺東口把角處，只是兩間平房，房前有個木頭架子，形似現在的單槓，大約有2米多高，木架上繞著繩子。趕車人經過這裡若給牲口釘掌時，先將牲口卸下，然後把牲口拉到木架中央，把牲口的蹄子綁在木架上。這時，釘馬掌的師傅走過來，用剷刀先將牲口的掌面修理平整，然後再釘上鐵釘即可。
平時沒有馬車來，馬掌師傅要製作“鐵馬掌”的半圓形鐵圈和專用鐵釘。店鋪在門外有化鐵爐和打鐵的架子。冬季旁晚，火紅的化鐵爐堂和打鐵師傅有節奏的打鐵聲，是東觀音寺東口的一景。打馬掌由二個師傅操作。老師傅坐在板凳上，一手用鐵夾子夾住燒紅的鐵棍，不停轉動鐵棍位置，另一手持2磅小錘，學徒的年輕師傅站著，有節奏地輪動8磅大鐵錘，二人輪流打向馬掌，“叮噹叮噹。”一聲高，一聲低。我在山西修京原戰備公路和京原鐵路時，開山闢路，幹過這類打炮眼的活兒。
東觀音寺“馬掌店”附近的大人們中的養花的，則向鋪子裡的師傅要一些削下的牲口蹄掌的殘屑回家給花做肥料，是上等花肥。筆者記得1968年我插隊離開北京前，家養一盆“萬年青”，足有一米高，花冠一平米麵積，主幹一寸多粗，每週我要澆足一次馬掌水。把從“馬掌店”淘換來的碎馬掌泡在罐頭瓶裡，泡到水質變黑才能澆花，味道奇臭無比。
我最後一次見到東觀音寺“馬掌店”是在1971年的10月6日的下午，我記得非常清楚。
那天下午3時，我從山西返京探親，從北京火車站走到鯉魚衚衕北口，被建國門內大街的歡迎隊伍阻攔住，橫穿不了馬路，在路南呆了一個多小時。
六、七十年代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當外國元首到北京訪問，從東郊飛機場駛來迎賓車隊，在建國門換乘紅旗牌敞篷轎車，沿著東西長安街直到釣魚臺，那時的東西長安街叫“迎賓大道”。
從建國門到復興門，沿街有十幾萬群眾列成兩隊歡迎，有個宣傳術語叫“夾道歡迎”。那天下午歡迎的是埃塞俄比亞訪華團，歡迎隊伍等候一個多小時後，貴賓車隊在建國門木橋的西橋頭停下，周恩來與貴賓換乘敞篷轎車，接受夾道歡迎，所以在建國門停留的時間最長。
夾道歡迎的群眾熱情地、有節奏地、反覆高呼：“熱烈歡迎 埃塞俄比亞皇帝 海爾塞拉西 一世陛下歡迎歡迎 熱烈歡迎。”那個繞嘴的歡迎口號，至今記憶猶新，我就是靠在東觀音寺“釘馬掌店”的餵馬的石槽（木架子沒有了）聽了有十多分鐘。
夾道歡迎隊伍主要是沿街的中小學校的學生。一般頭天通知學校，學校常年備有歡迎隊伍使用的彩旗、紙質鮮花和綵帶等，這是政治任務，學校組織有歡迎隊伍，能參加歡迎隊伍是無尚榮光的，等同於參加天安門廣場遊行。參加夾道歡迎的小學生們，無論冬夏一律穿少先隊隊服，佩戴紅領巾。我在方巾巷象鼻子中坑小學讀書時，我校的鼓號隊被安排在北京站口北側顯著位置，叫迎賓鼓號隊，五、六年級我是鼓號隊“打小鑔”的。
（轉自新浪博客：ruiren49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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