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是個令人心緒難平的季節。知識界（本文指高校）重陷開學的忙亂之中。人們原本以為就在這季節性的抑鬱中順利度過本月，然後再投入中秋和國慶的短暫自由，接下來就是指望聖誕節的消費主義狂歡，重燃勇氣戰勝歲末的傷逝和虛無感。但是沒想到，知識界突然就爆發了與國家之間的激烈衝突。
先是浙大對網絡文化成果認定辦法，燃爆了知識界，人們不斷髮文抨擊。就在校方回覆指日可期之際，國家“雙一流”名單又已經流出。這一看更是不得了，知識界又重闢第二戰場，炮轟教育部。兩場衝突，本質上都指向了知識界和國家的關係問題。
無論是從知識社會學、知識傳播學還是社會治理的角度，今年9月的這幾場教育領域的衝突輿情都是意味深長的。它或許埋下了今後若干年甚至10年知識界不安定的種子。
奔向網絡的自由
先說說網絡文化成果的認定問題。
浙江大學9月15號出臺了《優秀網絡文化成果認定實施辦法（暫行）》，原創網文有機會被認定為權威、一級、核心等期刊發佈的論文。此辦法一出，朋友圈就是各種不淡定和一系列的燃爆。不少文章閱讀量直逼浙大成果認定的核心標準。
其實在今年8月，吉林大學就印發了《網絡輿情類成果認定辦法（試行）》，也有類似的獎勵措施，標準甚至低到“兩微一端”瀏覽量8000人次即可入選。可是吉大距離“長三角”太遠，竟然沒被核心而主流的知識評論圈關注到，錯過了一次引來聚焦的機會。該校宣傳部肯定是很遺憾的。
但兩所高校的規定，絕不是創新，甚至連探索都不算，不過是對教育部規定的貫徹執行。從2013年開始，教育部就稱研究制定優秀網絡文化納入科研成果統計、列為職稱評聘條件的辦法。終於到2017年，教育部發布《工作要點》，明確提出：推動將優秀網絡文化成果納入科研成果統計、職務（職稱）評審、評獎評優條件。
可以預料，如果教育部解讀各界輿情並進行權衡之後，並無改弦更張，那肯定還有更多的高校出臺類似辦法。
再說說“雙一流”高校名單問題。
9月21日，教育部等3部委公佈“雙一流”入選名單，137所高校上榜。結果又一下子炸了鍋。從各校的反應看，除了僅有的兩三所高校心滿意足，開始放心去跟新生談情懷，大面積的高校是失衡的、不滿的。各種段子滿天飛。人們在無奈的嘲諷中發洩著憤懣。
我們看到，上述兩種衝突的背後，本質都觸及了知識界和權力的關係問題。
知識界的命脈如職稱、職務乃至聲望，都處於權力的把控之下，如果未能獲得權力的認可，在社會也難享有聲望。所以，知識界的教授和學者，遠不如作家和自由撰稿人那樣的自在自由。前者需要依賴權力的蓋章認可，而後者則完全可以向社會索要聲名承認，追求純粹的市場定價。
知識界和權力、體制的歷史，是一部相愛相殺的歷史。雖然“學而優則仕”是傳統，但知識分子在建國之後，是一個被單獨拎出來進行身份“區隔”並被特殊對待的群體。改造是持續進行的，一旦感覺不好用，就成了臭老九之流。所以在最深刻的意義上，“知識分子”在中國的語境裡，是一種含有微妙意味的歧視性的稱謂。
當知識分子富集於高校的時候，這種“相愛相殺”就體現為高校和體制的矛盾。一方面，大學老師天生具有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文化理想，這是一個社會不可或缺的精英引領力量，另一方面，高校老師所能獲得的聲望渠道都為權力所壟斷，兩方面決定了高校這個特殊的知識場域，充斥著獨立和馴服、獨立最終屈從於馴服的博弈。如果真的抗爭，最後的結果不外乎抑鬱和失意，鬱郁沉為下僚。
很多教師鄙視高校的行政化，可是自己又是這種體制的產物和化身，甚至代言人。國家級高校就鄙視省級的高校，使得知識圈呈現為一種有階級的知識階層。我聽說過江蘇省教育部門邀請一所國家級高校相關部門來開改革創新會，希望“鹹與維新”，可是得到的答覆是沒空。此後我碰巧又參加過一次教育部某司長與該校的博導教授們的一場會議，看到了頤指氣使和唯唯諾諾的氣場一邊倒的場景。司長几乎掌握知識的全部定價權，人們的理性選擇只能如此。
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看發生在9月的這兩場衝突，就能比較清晰地看到衝突的本質，不過是又一場知識和權力相愛相殺的熟悉場景的再現，最後的結果無非是妥協和再次馴服。
對浙大網絡優秀成果認定辦法的抗議和不認可有很多正確的理由，比如對於學術和科研領域的認定，還是需要用嚴肅的通用標準來嚴格要求，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一些已被現行學術權力“規訓”了的學者，已將體制化的學術標準內化為至高無上的人生準則，除此之外的其它標準不過是旁門左道。
而對三部委“雙一流”名單的風議，自然是有合理之處的，比如這種國家權力的行使，肯定會含有政治平衡、區域平衡等折中的權術在內，難免有損學術的公平性和科學性，但是不能不說，很多不滿也有對知識壟斷權力分配不公的抱怨。因為進入了“雙一流”，或者獲得更多的一流學科，就意味著在這個權力場中可以多分一杯羹，或者更為穩固地嵌入既有的體制。至於是否真正的憂國憂民、科教興國，可能還是另當別論。
我為什麼說9月的教育輿情，或將影響未來十年？此次爆發的衝突，源於權力資源的重新分配，是一種模式和結構性的改革，這涉及到利益的再分配再平衡，重塑中國知識階層的權力譜系，並影響到無數畢業學子終身的學術血緣和社會分層的出身依據，其波折振盪必將延宕多年。中國的教育問題，堪稱積重難返，無論是小學、中學還是大學，幾乎每個階段都有很大的問題。有錢的、有權的可以選擇跳出這個怪圈輪迴，騎鶴出國，或者傾向於維持國內的重點學區和重點學校，確保自己子女優先獲得優質教育資源，這也就意味著教育問題幾乎無解。傳統矛盾再加此次新矛盾，置於顢頇無能的教育部門身上，真是剪不斷理還亂。說是影響十年，可能還是比較保守的說法。
教育部關於網絡優秀成果的認定新規，且不談是不是宣傳和意識形態部門對知識定價權力的染指，單就其效果來說，其實是給高校的學者們、尤其是年輕學子們打開了另一扇成功大門，是一次新的人生機遇。
眼下知識界的成功路徑，無外乎華山一條路，就是衝刺核心的、頂級的學術期刊成功，修成正果。再通過躋身學術權力的金字塔尖，以補償心態重新對後來者施以權力，加高學術壁壘，從而維持學術權力的生產和再生產。這種路徑選擇，實際是化智力為水泥，不斷壘高知識圍城，城裡的更高貴，牆外的更難攻。無數的智慧大腦被加密做成“知識罐頭”封存於象牙塔內，若干年後才能激活，見到陽光。近年來，國外學術期刊身價水漲船高，甚至成為一種產業，就是因為國內的學術路徑已經獨木難支，人們紛紛轉投海外，這其實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出國浪潮。其影響如何？依然可以以十年為期，到時再看。
我們知道，印刷術帶來了文明的大普及，是知識的平權運動，打破了貴族階層對知識的壟斷。在進入網絡時代之後，又一場平權運動開始了，那就是作為芸芸眾生的網民，而不僅僅是權力，分享了對知識的定價權。
無數網民參與了對知識價值的認定，給出了該知識產品的市場交換價值的公約數，這實際是在傳統的知識權力場之外，重新開埠，大開知識的自由交易市場。知識和思想作為產品，不再由權力統購統銷，真正迎來了自由市場，也是一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
如果說傳統知識界幾乎是個封閉的圈層，那麼近年來網絡社會出現的新事物，開始打破這個圈層，那就是以“羅輯思維”運營者羅振宇為代表的一批“知識搬運工”，通過向網民服務，成為知識界的一股新勢力，但是這種勢力是獲得網民而不是體制的賦權，代理了公眾權力，因此是一種更為公開、也是更大的權力。
實際上，在以央視為龍頭的電視時代，以易中天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已經演繹了一次由觀眾市場而不是體制權力來賦權的場景。在登上“百家講壇”之前，易中天在體制內和知識界一直鬱郁不得志，甚至不得不從武漢大學輾轉廈門大學尋求突破，而在獲得電視觀眾之後，市場定價使其聲名日隆，成為走出體制後實現人生逆襲的絕佳案例，也是可以複製的成功路徑。
從這個角度看，近年來出現的2000多萬個微信公眾號，其實也都是類似的產物。他們向市場兜售自己的知識產品，通過網民的閱讀形成了10萬+，營造市場影響力，最終通過流量和廣告進行變現。這是一種影響力的眾籌機制，通過眾多網民的點贊、轉發，實現影響力的積累和爆發。
如果我們再放開眼光看，當代出現的一大批“意見領袖”和各類網絡大V，也是由於獲得了平民的賦權而獲得了巨大的影響力。而他們在生活中，在單位中，可能不過是籍籍無名的無名之輩，是被體制權力拋棄和邊緣化的人群。但是通過技術賦權的力量，他們收穫了以前不敢想象的聲名和權益。
互聯網作為人類迄今為止最高階段的文明成果，如果不能推動時代的進步，無論如何都是一種社會的倒退。在此網絡平臺上再一次出現的知識平權和網民賦權運動，無疑是一種社會的進步。
因此，影響力巨大的網絡文化成果應該被積極認定，給以名分。這實際也是體制進軍網絡、防止被邊緣化的積極應對之策。無論教育部和浙江大學等高校出臺此類網絡優秀成果認定辦法的初衷是什麼，它客觀上順應了這個時代的巨大趨勢，給囿於體制權力的學者們重新開闢了一條成功之路。
年輕的學者們生逢其時，理應歡呼才是。
其實在順應潮流、給學者們開放更多發展空間這方面，南京大學的做法遠較浙江大學來得高明。
今年5月，南京大學出臺《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科研成果分類評價方案 》，在傳統的認定辦法之外，又增加了決策諮詢報告一項成果認定：
1、獲得國家領導人肯定性批示的成果，可摺合為一流期刊成果1篇或CSSCI期刊成果2篇。
2、獲得國家相關部委或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肯定性批示或轉化為政策文件的，可摺合為CSSCI期刊成果1篇。
這種做法，既沒有突破傳統的框框，又展示了新的途徑，所以沒有引發大的震動。它不過是將以前已經存在的遞交諮詢報告的做法加以制度化了，並且提高了獎勵的層次。這種制度化就是近來新出現的新型智庫。
新型智庫眼下正成為新的社會權力節點，它開放式地聯手政界、商界、學界和各業界的各類資源，在體制、各種社會組織之外，成為支撐社會發展、推動社會進步的新生力量。
再說，學者們的人生理想是什麼？
無外乎推動進步，實現自身價值。
如果能在傳統的發展途徑之外，通過自己的學識，寫成決策諮詢報告，藉助體制的力量，實現改造社會，推動社會進步，難道不是一件有價值的事情？新型智庫開啟了知識分子參與社會、改造社會的綠色通道，這實際是以制度化的形式，確保智力成果能夠藉助權力的槓桿，撬動社會資源，從而推動社會的發展之輪。
思維一打開，世界豁然開朗。未來將如我們看到和想到的那樣，網絡時代的平權和賦權運動，正給生活在今天的學者們，展示更為寬廣的成功路徑。
（奇怪的是，南京大學社科處的這個新聞，微信朋友圈老是打不開！看來我需要換新蘋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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