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熱映的《芳華》不僅激起了許多60後對過去歲月的回憶，也讓嚴歌苓再一次走進了普羅大眾的視野。作為好萊塢專業編劇的嚴歌苓，在《芳華》之前，已經有過《金陵十三釵》、《天浴》、《梅蘭芳》等著名的影視作品，並獲得過華裔美國圖書館協會“小說金獎”、亞太國際電影節最佳編劇獎以及臺灣電影金馬獎最佳編劇獎。
嚴歌苓最愛寫特殊時代背景下的故事，無論是《芳華》的七十年代，還是《金陵十三釵》的抗戰，都寫出了本來普通的人們在時代裹挾中的種種痛苦與矛盾。
對於年輕的我們來說，嚴歌苓所敘說的故事也許是有那麼一點沉重，但從這份沉重中走出來的一個個鮮活靈動的人物，彷彿一抹亮色，讓每一篇故事都變得詩意和溫柔。她的小說和劇作，彷彿她為中國歷史上每一段艱澀歲月寫作的一首首詩歌。
今天阿研挑選了嚴歌苓的五本經典書作，讓我們跟隨著她的文字，一起走進那些特殊的年代吧！
一個女人的史詩
《一個女人的史詩》講述的是建國初期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之間的故事。那時的中國剛剛擺脫戰爭的苦痛，革命氛圍仍十分高漲，而骨子裡充滿了浪漫幻想的田蘇菲就是在這種環境下加入了軍營，也是在這種氛圍下愛上了她的“男神”歐陽萸。
從此，田蘇菲的愛情史詩便拉開了序幕，儘管歐陽萸對她不冷不熱，儘管也還有其他的追求者，儘管遇到過許多阻礙，她仍義無反顧地投身到對“男神”鍥而不捨的追求中去，愛得痴狂，愛得熱烈，愛得堅定。即使丈夫出軌、被批鬥、被勞教，她也不離不棄，為了丈夫，放棄了自己的事業，犧牲了自己的健康和尊嚴，幾十年如一日，才終於感動了歐陽萸，得以與自己愛的人相濡以沫。
田蘇菲是一個堅韌、樸實、令人動容的文學形象，她像個悲情英雄，愛她的人她不愛，她愛的人不愛她，在這種情感矛盾與紅色歷史背景的夾縫中，田蘇菲一直不屈不撓地掙扎著，努力追求捍衛自己想要的愛情。
嚴歌苓曾說，她很羨慕田蘇菲的這份痴狂，這在當下物質社會已經很難存在了，所以這本小說也是嚴歌苓為曾經的單純愛情所唱的一首輓歌。
陸犯焉識
陸焉識本是上海大戶人家的公子哥、大才子，卻在繼母的軟硬兼施下，娶了自己並無感情的馮婉瑜，雖身為留美博士、大學教授，風流得意，但家庭生活的不如人意始終困擾著他。
時間行進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出身富戶、又張揚驕傲的陸焉識被打成了“反革命”，並因書生氣太重，不懂得人情世故而一次次延長刑期直至無期。在經歷了二十年的勞動改造後，精神的匱乏、政治的嚴苛和犯人之間的複雜關係讓他的文人自尊蕩然無存。在苦難的歲月裡，曾經嫌棄的髮妻成了他回憶中完美的歸宿。誰知當“文革”終於結束，歸家的陸焉識痛苦不堪地發現，自己因為長年在外，與兒女已經無法相處，而他苦苦思念的妻子又已失憶……
《陸犯焉識》以深遠的濟世情懷，將知識分子陸焉識的命運鋪展在中國近當代政治這塊龐大而堅硬的底布上，檢視了殘酷歲月裡生命可能達到的高度。作者嚴歌苓的筆觸往返於主人公盛年時流連的浮華地美國、家鄉上海及其後半生被禁錮的流放地西北大荒漠，世態的炎涼和命運的多詭盡收眼底。
第九個寡婦
嚴歌苓善於寫女性，這是眾所周知的。在《第九個寡婦》中，她塑造了一個直爽、強悍、堅忍的女性形象。故事發生在土改時期，被劃為地主惡霸而被判死刑的孫懷清僥倖地逃過了行刑，從此被兒媳藏匿於紅薯窖二十多年。他的兒媳王葡萄，是村裡八個“英雄寡婦”之外的第九個寡婦，她忍辱負重，又單純執著，始終用自己質樸的生活準則，與各種騷擾、窺視和非議抗爭著。
但深明大義的王葡萄，在私生活方面卻並沒有按照中國傳統的準則行事。她嬌媚又有風韻，情慾強烈，與不同男人偷歡。面對災年亂世、藏匿公爹的秘密、情人們的心懷鬼胎以及各種流言蜚語，王葡萄以坦蕩的本真和無窮的勇氣渡過了一個又一個的難關，而透過王葡萄的故事，我們也得以一窺那半個世紀中國農村的生態變遷。
少女小漁
《少女小漁》是一本短篇小說集，包括了《少女小漁》、《女房東》、《紅羅裙》等短篇小說，當然，也包含了《少女小漁》。來自中國的少女小漁是華人向美國移民大潮中的一員，為了拿到綠卡，她在男友的安排下，被迫與意大利老人假結婚。男友的自私和猜忌，與老人的貧苦和年邁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善良的小漁與功利的男友之間也開始產生了嫌隙。
除了主打的《少女小漁》以外，這本短篇小說集收錄的故事都是圍繞華人旅居海外的生活展開。當年的“出國熱”引發了一系列有關華人的、頗受爭議的事件，而嚴歌苓作為旅美作家，也深陷在其中，她作為移民的經歷，使得她在描寫這些美國華人時，有著更為深刻的洞察和反思。
小姨多鶴
《小姨多鶴》的故事發生在抗日戰爭勝利，日本投降的時代背景下。當時撤退的日本軍隊拋下了大批為了對中國進行長期殖民統治而被移民到中國東北的日本民眾，多鶴便是其中之一，在逃亡中，她被賣給了東北某小火車站站長的兒子張儉。張儉的妻子在戰爭中流產導致不能生育，而張儉的哥哥也在戰爭中被殺害，而如今，這個因日本入侵而支離破碎的家庭卻要依靠一個日本少女來傳宗接代。
新中國成立後，日本女人多鶴的身份不僅在張家成為重大的情感和倫理問題，在整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民間生活中也成了巨大的政治問題。於是，為了掩蓋多鶴的日本人身份，多鶴成了張儉的妻妹，成了自己幾個親生孩子的“小姨”。在動盪的年代裡，張儉一家與多鶴因著善良的本性，通過不斷地互相影響，最終活成了不可分割的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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