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曾稱，《芳華》是她最誠實的一部作品，電影中有很多對那個時代的自責和反思，“我有自己的一份懺悔，因為當年欺負戰友的經歷，也有我的一份罪惡。寫這個故事也在幻想我當年的角色，給出一份懺悔，給出一份批判。”
影片以蕭穗子為第一視角，而這一人物的原型正是編劇嚴歌苓本人。她出身於一個藝術世家，父親是小說家、劇作家，母親則是一名話劇演員，從小受到文學和表演雙重薰陶。12歲時加入成都軍區文工團成為一名文藝兵，那時成為一名舞蹈演員是她最大的願望。她不是最優秀的，但絕對是最刻苦的，可直到最後她也沒能獲得一次主舞的機會，後來再次回憶起來，她無奈地說道：“我喜歡舞蹈，舞蹈卻不喜歡我。”
1979年中越邊境戰爭爆發，她主動請纓，奔赴前線成為一名戰地記者。在此之前她非常崇尚個人英雄主義，但這段經歷讓她放棄了這種想法。正如影片所呈現的畫面，無數血肉模糊的傷兵從前線運回，救護人員的吶喊和傷者的呼救交織在這所野戰醫院，空氣中瀰漫著絕望混雜著血腥的氣息，她突然感覺到人作為一個生命個體，是如此的不堪一擊。
正是在這樣的衝擊下，嚴歌苓發現自己舞者的身體裡蘊藏著一個作家的靈魂，跳舞已經不能滿足她想表達的訴求了，她需要其他出口來表達她的情感，這條路就是寫作。長年的軍隊生活為她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寫作素材，於是在這段時期她以軍旅作家的身份創作了《少女小漁》、《一個女兵的悄悄話》等小說。已在國內小有名氣的她卻完全不滿足，毅然決然赴美求學，自學英語考上哥倫比亞藝術學院，在那裡受到系統的寫作訓練。
獨自在外求學的日子並不輕鬆，嚴歌苓一邊完成學校高強度的寫作任務，同時還需要打工養活自己，端過盤子刷過碗，當過家庭保姆，受過不公正待遇，她都咬咬牙堅持下來。
得益於早年舞蹈生涯練就的耐苦能力，在同期學員受不住高壓訓練紛紛退學時，她總能超額完成練習，並且堅持系列地閱讀大量文學作品。她堅信，任何行當都有被訓練的餘地和空間。即使在成名後的寫作生涯中，她依然保持嚴格的寫作作息，年復一年，未曾荒廢。
除了對自我的高度把控能力以外，嚴歌苓身上還有中國當代編劇作家最重要的職業精神。為了追求作品的真實性，她會花費大量精力去體驗各種不同的人生，在她所塑造的每一個故事中，她都會沿著故事人物的生活軌跡去裡面活一遍。
為了《小姨多鶴》，她多次往返日本，居住在長野一個村子，觀察日本鄉村老人的一舉一動。為了《上海舞男》，她去舞廳跳舞，體驗為了舞男爭風吃醋的感覺。為了《媽閣是座城》，她甚至到澳門賭場體驗生活，跟著其他賭徒下注，輸了將近四萬只為了解賭徒從理智到瘋狂的心理。
嚴歌苓曾說，“一個人能把人物和故事寫好，一定是能夠給導演良好的基礎，人物是一切的中心，文學就是人學，塑造好人物的內心和性格，便是賦予作品生命。”
許多口碑不錯的小說改編成影視劇後就失去原來的風采，其原因之一就是文字與視覺的對立性使得小說人物有時候很難從抽象的文字描述轉化為具體的形象表現，銀幕上的角色就會顯得空洞而虛假。
但在她筆下的人物都更真實飽滿，兇險狡詐的小人偶爾也會流露可愛的一面，做盡好事的人最後沒有成為大英雄，多層次的人物刻畫使得她的小說只需稍加修改就能搬上大銀幕，因此她的作品深受國內知名導演青睞，幾乎每部改編後的作品都成了影視經典，張艾嘉的《少女小漁》，陳凱歌的《梅蘭芳》，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和《歸來》等等。
不難發現，嚴歌苓最擅長刻畫邊緣性人物，無論是《金陵十三釵》中為國家放棄生命的妓女，還是《芳華》的文工團中“活雷鋒”劉峰和“萬人嫌”何小萍，在歷史的大背景下，小人物的命運起伏赤裸地映射出人性的醜陋和時代更迭的殘酷。
但好在她也不忘留給讀者一絲餘溫，人間尚有溫暖的光輝，歷盡劫難後仍有希望復甦。亦如《芳華》中所道，劉峰和何小萍，被文工團拋棄、在戰場上負傷卻被時代遺忘的兩個落難英雄，輾轉流離，最終相偎相依，“顯得更為知足，話雖不多，卻待人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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