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以奪志。”——梁漱溟[míng]
“講老實話，蔣介石是用槍桿子殺人，你是用筆桿子殺人。
......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
這是極罕見的！
用詞之嚴厲，動怒之激憤，這是毛澤東在公開場合批評別人時從來沒有過的。
而這位把毛澤東氣得近乎失態的人，就是梁漱溟。
季羨林先生曾評價他：
“梁先生的行為，表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硬骨頭，是了不起的，是舉世無雙的！”
而今天，當我們再次探究梁先生的精神本質，
除了能看到一個錚錚鐵骨的倔強身形，更能看到一個獨立思考的理性靈魂。
梁漱溟出生於1893年的重陽節，
其先祖為元朝宗室，姓“也先帖木兒”，元亡明興時，未隨元順帝逃回漠北，而留漢地，故改姓“梁”。
其父梁濟，乃是一位篤實型人物，在清朝，官至內閣侍讀，正四品。
他天資不高，但用心“周匝細密”，對梁漱溟影響極大。
梁漱溟（中），梁濟（右二）
9歲那年，有一次，梁漱溟忘了自己積蓄的一小串錢放在哪兒了，十分焦躁，與家人大吵了一架。
第二天，梁濟在院中桃樹枝上發現了那串錢，
他也不聲張，而是寫了一張紙條，將梁漱溟自己馬虎遺忘，卻遷怒家人的事編成一則故事，交到梁漱溟手中。
其中，最後一句寫道：
“原來是那個小孩自己糊塗，居然忘了桃枝上的秘密。”
讀罷，梁漱溟羞愧難當。
多年以後，他在編定《桂林梁先生遺書》（可視作梁濟文集）時，追憶父親說：
“自兒時聆此語，三十年常在耳。”
無疑，梁濟採取的是一種自省式的教育法，著力培育梁漱溟的自省意識，
這恰是儒家向裡用力的人生旨意，即所謂的“修身”功夫。
兒時梁漱溟
然而，小時候，對於儒家的經典，梁漱溟僅止於開蒙時學的《三字經》，
之後便入讀了當時北京的第一所洋學堂——中西小學堂。
在那裡他既念國文，也學英文，再加上學校教授的天文地理、理化算學，
使梁漱溟從小就有機會“開眼看世界”，領略異質文化的風采。
到了14歲，梁漱溟考入順天中學堂。
但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卻變得越來越古怪了。
那時，他將大把時間用在讀報刊雜誌上，對國文不甚措意，
但作起文來卻喜歡寫些翻案文章，見解雖然獨到，但也足夠偏執。
對此，老師頗糾結，到底是給了“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批語，算是鼓勵吧。
後來，他結識了一位叫郭人麟的朋友，此人年紀輕輕，卻對佛道儒的思想皆有心得。
梁漱溟視他為“郭聖人”，以至將與他的談話記錄裝訂成冊，題曰“郭師語錄”。
受郭人麟的影響，梁漱溟開始涉足他以前忽略的中國傳統文化。
從此，他行住坐臥更像書呆子，再加不苟言笑，總一副若有所思的皮相，
導致同學們都稱他“小老哥”。
從順天中學堂畢業後，
18歲的梁漱溟加入了津京同盟會，並在與該會頗有淵源的《民國報》擔任外勤記者。
這使他有機會深入中國社會的底層，
而舊中國升斗小民的苦難境遇，卻好似叢生的荊棘痛苦著他的腳步。
有一天，他看見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拉著人力車，在寒風中艱難前行，
而車上一個衣冠楚楚的年輕人正在大聲催喝，
突然，老人滑倒了，面門捶地，鮮血直流，白花花的鬍子竟被染成了紅色。
梁漱溟的淚水簌簌而下，那一刻，真所謂百感交集。
問一句：“蒼天在上，苦樂為何？”
從此，梁漱溟終其一生拒絕乘坐人力車；
從此，梁漱溟開始索研人生的究竟。
在《我的努力與反省》中，他寫道：
“我20歲至24歲期間，即不欲升學，謝絕一切，閉門不出，一心歸向佛家，終日看佛書。”
1916年，梁漱溟發表了“專心佛典四五年者”的階段性總結文章《究元決疑論》。
所謂“究元決疑”，就是“通過認識佛法的根本，來掃除人生的疑惑”。
那麼，梁漱溟自己“決疑”了沒有呢？
一方面，他肯定了佛教的出世間法，奉其為“罪惡人生清涼解毒的圭臬[guī niè]”；
另一方面，他也不反對隨順世間，即直面現實，救生民於水火的使命。
儘管，他還將這種積極入世的思想視作“世間人不能盡以出世”的折中“法門”，
但這篇文章卻是他由佛轉儒的重要拐點。
所以，今天我們少了一位弘一大師式的玄妙人物，卻多了一位知行合一的大儒家。
蔡元培（前排右四），梁漱溟（前排右二）
年底，蔡元培從歐洲回國接掌北大，
讀到《究》文，嘖嘖稱奇，當即決定聘請梁漱溟來北大任教，主講“印度哲學”及佛教“唯識學”。
那年梁漱溟年僅24歲，一無學歷，二無資歷，以自學之身，入北大教席，堪稱佳話。
初入北大時，梁漱溟卻是苦悶的。
因為他的思想還在“出世”與“入世”間徘徊，以致精神憔悴、百慮交錮。他說：
“實難久支，一年後非專走一條路不可也。”
於是，到了1919年，梁漱溟停開了“唯識學”課，而專講“東西文化比較”。
而這一“專”不得了，便成就了時至今日，仍令我輩高山仰止的大家睿識。
梁漱溟認為，生活就是“沒盡（無盡）的意欲（欲求）”。
既然是“意欲”，就需要有相應對待欲求的態度，
這就形成了“不同生活的樣法（生活方式）”，即“文化”。
所以，人類出現了三條主要的文化路徑：
第一、西方。
竭盡全力去滿足欲求——所謂“奮鬥”；
第二、中國。
遇到問題，強調隨遇而安，與欲求調和——所謂“和諧”；
第三，印度。
既然欲求與現實有矛盾，索性將兩者都鄙視，於是只剩宗教——所謂“厭離”。
他的觀點，打破了一直以來，學術界認為文化是沿一條路線分階段演進的論斷，而將三大文化路徑放在並駕齊驅的征途上考量。
這便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文化多元性”。
而我國在當今國際交往中高舉“文化兼容幷包”的大旗，巧妙地避開所謂“意識形態”，
恰恰是運用這一理念來反擊西方文化的“入侵”，好似釜底抽薪般的“勝負手”。
當然，那時的梁漱溟不可能預料到自己的思想對今日之中國的影響，
而這些思想卻足以令他不甘於只當一個坐而論道的書生，而是催促他步入滾滾紅塵，
實現“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儒家終極夢想。
1924年，梁漱溟在與北大“七年之癢”的年月辭職了。
幾經輾轉，他應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jǔ]的邀請，來到山東鄒平縣，開設了一所鄉村建設研究院。
梁漱溟在鄒平（前排左一）
奇怪，這樣一位大儒，為什麼要去“上山下鄉”呢？
因為，梁漱溟認為，由於文化的分途，
不僅西方的制度無法移植到中國來，而且反西方的蘇聯模式也不適合中國。
「事實上，我國今天所走的路，既不是西方模式，也不是蘇聯模式，而是自己的路。只是我們在找到這條路之前，付出了太多難以承受的代價。」
所以，必須認清中國的獨特性，
而只要一將眼光聚焦，就會發現中國問題的關鍵點在“農村”。
這與毛澤東的發現驚人的相似。
但是，梁漱溟卻不認為中國有階級，因為沒有階級，就不存在誰“革”誰的“命”的問題，既然不需要“革命”，也就不必“武力”。
所以，問題雖在農村，但解決問題的辦法卻是以溫和的方式建立新型的“鄉治”，
即讓鄉村管理體系搭在“鄉村學校”的架構之上，實現“自治”。
可毛澤東卻一眼看穿了中國農村的根本問題——土地，
而將中國革命首先引向“土地革命”，最終取得了成功。
與此相反，梁漱溟的實驗自然是以慘敗告終。
但我們並不能以成敗論英雄，而是要將人放到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去評價。
當時，梁漱溟錯了，但是1953年，同樣針對農村問題，他卻未必錯，當然那是後話。
抗日戰爭時期，梁漱溟作為民盟（中國民主同盟）的創始者之一，曾到延安考察。
期間，他和毛澤東交談有八次之多。
毛澤東肯為梁漱溟花費這麼多時間，至少說明他對其思想非常感興趣。
確實，梁漱溟很早就設想過在中國實現多黨合作的方式，
並提出了“既非多黨制，亦非一黨制”而是“一中有多，多上有一”的方案。
而今天我國的政治協商制度竟大致如先生所言，實在令人感佩。
不僅如此，抗戰勝利後，當國共談判陷入僵局時，
作為民盟秘書長，先生不辭勞苦從中斡旋，“不敢惜力”。
然而，當聽說國軍背信棄義，破壞停戰協議，攻下中共控制的張家口時，
梁漱溟竟仰天長嘆，對記者說：
“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
1953年，梁漱溟出席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政協第十九次常委擴大會議。
一直關注農村問題的他在會上直言不諱道：
“生活之差，工人九天，農民九地。”
毛澤東與他的看法截然相反，駁斥到：
“......這大概是孔孟之徒行仁政的意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是大仁政。......”
「摘自《毛澤東選集·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今後的任務》」
於是，在隨後幾天裡，就出現了開篇所提到毛澤東對梁漱溟的斥責。
而對當年那場論戰時自己的心路歷程，
1988年，95歲高齡的梁漱溟，在去世前一個月曾這樣評述：
“於激烈爭執之後，我突然憬然醒悟自己已落入意氣用事。
善意即是善意，不容指為心懷惡意。
為人於是非曲直不可含糊曖昧；據理辨明就是，何必言勝負？”
孔子說：
“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梁漱溟先生當之無愧。
今天，梁漱溟先生早已作古，是是非非，是非非是，各有評說。
儒書有云：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先生說，此中第五個“知”便是“自覺昭明”。
所謂“自覺”，就是“獨知”、“不自欺”。
人類的一切成就，從根本上說，都是依靠這股自覺之力。
拋開對利益得失的顧慮，以是為是，以非為非，令是非之心昭昭，讓坦蕩之氣浩浩，
這就是先生“理性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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