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1918年11月7日，在耳順之年的華誕前夕，梁家的小院裡已經是張燈結綵，準備著為梁濟先生慶祝六十壽誕。三天後便是他的壽辰了。此時梁濟問梁漱溟一個問題：這個世界會好嗎？隔著百年的歷史雲煙，彷彿仍舊能夠體會到老先生問問題時的錐心之痛以及內心的絕望。時年二十五歲正在北京大學當哲學講師的梁漱溟回答說：我相信這個世界是一天一天變好的。他沒有想到，此時父親內心的波瀾，以及即將發生得悲劇。在年輕人的世界中，希望才是一個時代不變的底色，無論這世界是多麼的灰暗，他總能看到前方若有若無的光。三天後，梁濟先生便選擇離開了這個世界，時間是1918年11月10日，距離當下萬民狂歡的購物節，一日之遙，如果時間也是距離的話。
多年後，梁漱溟的《這個世界會好嗎》為名的書籍出版，講述一系列從哲學角度對生活對生命的思考，我想，從哲學角度講這個問題，無異於是在回答“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到哪裡去”的人生終極問答。這樣的書名，是對父親的懷念，更是對一段歷史往事的祭奠，再就是對這個問題的內心給出回答，其時，梁漱溟也是年愈耄耋，經歷過歲月的滄桑洗滌，或許他給出的，不僅僅是對父親的答案，更是對自我的答案。年少的梁漱溟回答問題的大背景，我們都不陌生，如果你輸入一下時間去查詢一下，這個時候的世界確實在逐漸的向好：梁濟先生離開的第二天，給人類世界帶來重大創痛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於落下帷幕，11月11日。
戰爭結束了，戰後一系列工作持續上演，貧困落後的中國在逐漸變得安寧的世界大背景下，仍舊遭受著世界各國的侵擾和欺辱，最難忘的是1919年，對中國來說，是屈辱的一年，更是嶄新的開端。屈辱的過去成為全新的序章。
100年了，若說這個世界變好了嗎？有人會說，這個時代光輝燦爛，繁榮昌盛；有人會說，這個時代世風日下，人心不古。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恰如狄更斯《雙城記》所描述的一樣。那時候的歐洲，處於工業革命帶來的變革時期，農民逐漸的脫離土地，成為工廠裡的工人，大機器逐漸代替人成為勞動工具的一部分，那時候的社會矛盾激化，導致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那時候的民族矛盾激化，導致了民族國家意識的誕生與傳播；那時候的國家之間矛盾激化，導致了各國在全球各地爭奪殖民地和霸權的鬥爭。所有這些矛盾的激化，所有的縮影，就在當時的中國上演。沒有哪個時期的中國，能夠像那個時期那麼熱鬧，於是有了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三座大山赫然屹立在中國老百姓的肩頭之上，武裝鬥爭，軍閥割據，土地革命，城市鬥爭，原本被世界崇揚的中華文化圈，此時卻被斥為落後的代表。很多研究者把外來的侵略看作是對中國近代化的啟蒙和發展，我覺得這個作用是有，但是不要太誇大它，因為每一個社會的發展都像一個有機體一樣，都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而受西方文化體系影響深刻的學者無不將中華文化研究納入西方研究的體系中，合適的部分予以肯定，不合適的地方予以否定，使得當下的中華文化研究不中不洋，非傳統非現代。我肯定外來侵略在客觀上對中國的刺激和影響，但是絕對不會說它就直接將中國拉進現代化進程中。就像一個衣著華麗的人在你的院子裡走一圈，然後把你家院子裡的雞鴨鵝狗貓全部擄走，還會說給你帶來文明和禮貌的意味一樣，這種侵略者對被侵略者的說辭，現如今應該足以讓我們醒覺。還好，民族的自省以及世界局勢的發展，將侵略者趕出了國門，中國人一步步站起來，再一步步的富起來，然後再一步步的強起來，如果你把同一個地方一百年前的照片和當下的照片對比一下，從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層面上講，這個世界真的變好了。我們不用擔心再受“中國人與狗不得入內”這樣的侮辱，不用擔心一頓飯吃不上便餓肚子的可能；不用擔心在資產者手下勞動時動不動就會收到棍棒伺候的驚嚇；不用擔心塵俗陋習的約束，在更為自在的在人世間行走。當然，在一個國家和社會經歷發展和變革時期時，談不上最好，也談不上最壞，所有的評價標準變得多元，沒有最好，也沒有最壞，因為你不知道下一秒還會遇見怎樣的極致，就像《雙城記》。當下的中國所面臨的變革，或許比歷史上任何時期，或者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要激烈嚴酷的多。其他國家從時間順序上所完成的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科技革命，在我們國家短短几十年的時間一起上演，或許你在北上廣這樣發達的城市和地區每天上演著甚至比倫敦紐約華盛頓還要激烈的商業競爭，你也會在最為邊遠的地區看到背馱肩扛的最原始的勞作方式；一邊是高鐵飛機霓虹燈，一邊是鐵犁牛耕煤油燈，雖然說的有些過分，但總要承認這樣的差距還在，差距在，文化的多元就還在，社會的發展，不應該以文化的消失為最終代價。
這個世界會好嗎？我不敢像梁漱溟年輕時的回答說：這個世界會一天一天的好起來的。因為這個世界變數很多，你永遠不知道下一秒世界會發生什麼，但這個世界不會變的太糟。因為有那麼一群身負希望的人，在一路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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