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落榜生，卻成北大教授
在民國文化史上，梁漱溟的出場是非常有傳奇色彩的。
圖為梁漱溟致範源濂（靜生）、蔡元培（鶴卿）的信，及範源濂介紹梁漱溟見蔡元培的名片。
原來蔡元培看過樑漱溟寫的一篇文章，叫《究元決疑論》，第一次用西方現代學說闡述佛教理論，蔡元培對這篇文章印象非常深刻，當他聽說作者梁漱溟報考北大落榜，就說了一句：“梁漱溟想當北大學生沒有資格，那就請他到北大來當教授吧！”於是，一個北大落榜生，轉眼就成了北大教授，創下了一段極具傳奇色彩的文壇佳話。
梁漱溟與北大同事在中山公園合影。左起為雷國能、李大釗、梁漱溟、張申府。
梁漱溟剛到北大時，正是“打倒孔家店”如火如荼的時候，梁漱溟就問校長蔡元培對孔子是什麼態度，蔡元培向來主張兼容幷包，學術自由，就說：“我不反對孔子，在北大講什麼都歡迎，梁先生不是講佛學嗎？”
梁漱溟嚴肅地說：“我的願望不是隻講佛學、講儒學，而是要為釋迦牟尼、為孔子講個明白，爭一口氣。”
蔡元培也被他這番話打動了，從此極力支持他講學。
國立北京大學
梁漱溟在北大開設有“印度哲學概論”“唯識哲學”“儒家哲學”等課程。“儒家哲學”註冊學生九十多人，實際聽講者約二百人，一院紅樓教室容納不下，不得不遷往二院馬神廟階梯教室。哲學家馮友蘭、文學家朱自清、史學家顧頡剛、社會學家孫本文等都是當年聽講的學生。
當面逆鱗，與毛澤東爭執
梁漱溟與毛澤東同歲。1918年，兩人在楊昌濟（楊開慧的父親）先生的家裡初識，當時梁漱溟是北大哲學系講師，毛澤東則在北大當圖書管理員。20年後，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裡與毛澤東有過多次交談，有兩次是通宵達旦。
梁漱溟與毛澤東促膝長談
在這段時間裡，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關係十分融洽，經常來往，兩人之間有時談得興高采烈，有時又不歡而散。也許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關係，使梁漱溟一時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在1953年9月召開的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上（後來轉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周恩來總理作了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在小組討論的時候，梁漱溟的發言掀起了一場巨大的風波。
1953 年，梁漱溟在會議上
梁漱溟認為，過去中國將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為根據地的，但自進入城市之後，工作重點轉移於城市，從農民成長起的幹部亦都轉入城市，鄉村便不免空虛。特別是近幾年來，城裡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鄉下人都往城裡跑，城裡不能容，又趕他們回去，形成矛盾。
對於梁漱溟的言論，毛澤東在彭德懷作抗美援朝情況報告後發表即席講話說，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稍許，毛澤東加重了語氣，說：“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瞭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
毛澤東的這番話雖未點梁漱溟的名，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在說梁漱溟。此後幾天，會議對梁漱溟的言論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梁漱溟震驚不已。他的牛脾氣又犯了，不顧一切地要求發言，並與毛澤東激烈爭吵，直到有人在會場上大喊“梁漱溟滾下臺來！”這場驚心動魄的爭吵才匆匆結束。
隨後，毛澤東給梁漱溟的問題定下了基調：雖“反動”，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給“出路”。
梁漱溟與毛澤東的爭論不了了之。正如毛澤東當眾許諾的那樣，此後，梁漱溟工資照發，政協委員照當，而且一當就是幾十年，直至毛澤東逝世。只是梁漱溟差不多從公眾視野裡退出，除了在文革晚期討論憲法草案時有過一次發言和出頭機會外，更多的時間只能沉默，梁漱溟的政治生命實際上在1953年與毛澤東爭論之後便戛然而止了。
30年後，90歲高齡的梁漱溟談及此事，意味深長地說：“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毛澤東）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沒有什麼。那件事後，我的政協委員照當，生活待遇照舊，也沒有受到任何組織處理，我知道那是毛澤東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與毛澤東爭吵之後，梁漱溟開始深居簡出，很少開口。1956年11月，在“大鳴大放”的高潮中，許多朋友認為梁漱溟應當出來說說話，出出氣，但梁漱溟沉住氣，決定旁觀一段時間，結果，在隨之而來的“反右”鬥爭中，那些朋友當中的許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卻僥倖躲過一劫。
1966年，“文革”浪潮席捲全國，梁漱溟也在劫難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棲身於北京鼓樓鑄鐘廠兩間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補戴了一頂“右派”帽子。
1972年底，全國掀起“批林批孔運動”。梁漱溟參加政協組織學習近一個月，卻一言不發。於是，有人說梁漱溟與孔子有著割不斷的“階級感情”。梁漱溟終於開口了，他花了兩個半天時間，講自己對“批林批孔”的意見。他說，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從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與孔子有什麼關係，所以我不批孔，至於批林，我認為林彪談不上有什麼政治路線，不過一心要搞政變奪權而已。
梁漱溟這番話一出口，政協學習組立即開始批判梁漱溟。從1974年2月到9月，先後6個月地分小組批判，然後是兩個月的批判大會。然而，當組織者詢問梁漱溟有何感想時，他卻一字一句地回答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1976年，“四人幫”垮臺，在“兩個凡是”籠罩的氣氛中，梁漱溟在政協會議上一針見血地說：“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禍因是治國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時，真理標準大討論還沒有開始，梁漱溟的話可謂先聲奪人。
同時，在1978年的政協會上他又說道：“我國過去的成功和勝利，的確是靠毛主席的領導”。他還一再強調：“我並不因為說他，批評他，而否認他的成功”，“從一九四九年建國，二三十年來，中國國內的建設、國外的威望，沒法不承認是了不起的成功”。
1979年初，全國第五屆政協會議在北京召開，鄧小平當選全國政協主席，梁漱溟當選為政協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這次會議上再次向“文革”開了火，時年他已85歲。儘管一批老幹部在私下場合對“文革”已經開始否定，對“兩個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見，但公開講話否定“文革”的還沒有，梁漱溟是第一個。10個月之後，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梁漱溟擔任了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
一個脾氣倔強的性情中人
1918年11月7日，即將過六十歲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員外郎、學者梁濟問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正在北京大學當哲學教師的兒子回答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裡去的。”
三天之後，梁濟投水自盡。他留下遺書發問：“國性不存，我生何用？”這一天，距他六十歲壽辰僅有四天。
梁濟
梁濟的去世對京城文化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徐志摩、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和梁啟超等人都有過評論。父親的自殺對也曾想過自殺的梁漱溟是一個啟示——在民族血脈新舊交替的時刻，總要有人去承擔。
那一年，他 25 歲。
1900年前後梁漱溟與祖母、父母雙親、長兄及大妹、二妹合影。
在三十年代初，梁漱溟在山東鄒平搞鄉村建設試驗區時，長期在農村生活，只有過年才回家住幾天。在過年期間也不看戲，而且也不許他的家人去看。因為他體會了農村的種種苦楚，認為看一場戲就花去幾塊錢，實在是一種罪惡。
1939年2月，梁漱溟帶著幾個學生，開始在中國北部走訪調查，歷時8個月，遍及50多個縣市，最後總結出了三句話：第一，老百姓真苦；第二，敵人之勢已衰；第三，黨派問題尖銳嚴重。
日寇的侵華，讓無數中國人陷入了恐慌的狀態，而梁漱溟卻泰然自若。1940年，他在重慶開會時，日寇的飛機經常來轟炸，每到這時，人們都紛紛往防空洞跑，唯獨梁漱溟不跑，還把椅子搬到操場上，鄭重其事地讀書。
1942年10月18日重陽，梁漱溟五十歲生日時留影於桂林。
1941年香港淪陷時，梁漱溟跟一大批文化名流坐船撤離。日寇的飛機不停地來轟炸，水裡也不停地有水雷炸響，全船的人都嚇得半死，唯獨梁漱溟呼呼大睡，毫不在乎。
1946年李公樸、聞一多學案發生後，作為民盟的核心人物，梁漱溟在集會上公開宣言：“特務們，你們還有第三顆子彈嗎？我在這裡等著它！”他發表了《民盟秘書長的談話》，並說：“我要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
梁漱溟 20 歲那年想“出家”，被勸止後就改為吃素，堅持素食 70 餘年。即使參加國宴時亦不進肉食，有一次毛澤東走到他飯桌旁由衷地說道：“梁先生堅持食素，清心寡慾，定長壽也。”
1988 年 6 月 23 日，梁漱溟的人生大幕垂下，享年95歲。
後人為梁漱溟立的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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