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反对变法，完全是出于一片公心，只是立场不同，真的是这样吗？
确实，王安石在执行变法的过程中，体现出了一定的喜听奉承、专断闭塞的缺陷，听不进逆耳之言。苏轼、范纯仁等人对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有一些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认为司马光也是出于公心反对变法，【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私德毫无亏欠，那就大错特错。
司马光反战，执政时向西夏割让土地求和。但很多人不知道，司马光并非一开始就是反战的。
司马光
《宋史·郭恩传》载：
【通判并州司马光行边至河西白草平，数十里无寇迹。是时，知麟州武戡、通判夏倚已筑一堡为候望，又与光议曰：「乘敌去，出不意可更增二堡，以据其地。请还白经略使，益禁兵三千、役兵五百，不过二旬，壁垒可城。然后废横戎、临塞二堡，彻其楼橹，徙其甲兵，以实新堡，列烽燧以通警急。从衙城红楼之上，俯瞰其地，犹指掌也。有急，则州及横阳堡出兵救之；敌来耕则驱之，种则蹂践之；敌盛则入堡以避。如是，则堡外必不敢耕种，州西五六十里之内晏然矣。」籍遂檄麟州如其议。
五月，恩及武戡、走马承受公事内侍黄道元等以巡边为名，往按视之。会讠冋者言，敌兵盛屯沙黍浪，恩欲止不行。道元怒，以言胁恩，夜率步骑一千四百余人，不甲者半，循屈野河北而行，无复部伍。夏人举火卧牛峰，戡指以谓恩曰：「敌已知吾军至矣。」道元曰：「此尔曹故欲沮我师。」及闻鼓声，道元犹不信。行至谷口，恩欲休军，须晓乃登山。道元奋衣起曰：「几年闻郭恩名，今日懦怯与贾逵何殊？」恩亦愠曰：「不过死耳！」乃行。比明，至忽里堆。敌数十人皆西走，相去数十步，止。恩等踞胡床，遣使骑呼之，敌不应，亦不动。俄而起火，敌骑张左右翼，自南北交至。堆东有堑，其中有梁，谓之「断道堰」。恩等东据梁口，与力战，自旦至食。时敌自两旁堑中攀缘而上，四面合击，恩众大溃。
夏倚方在红楼，见敌骑自西山大下，与推官刘公弼率城中诸军，闭门乘城。武戡走东山，趣城东，抉门以入。恩、道元及府州宁府砦兵马都监刘庆皆被执。使臣死者五人，军士三百八十七人，已馘耳鼻得还者百余人，亡失器甲甚众。恩不肯降，乃自杀。赠同州观察使，封其妻为京兆郡君，录其子弟有差，给旧俸三年。武戡坐弃军除名，编管江州。】
按照司马光本传则是：【籍命光按视，光建："筑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众则籴贱，亦可渐纾河东贵籴远输之忧。"籍从其策；而麟将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设备，没于敌，籍得罪去。光三上书自引咎，不报。籍没，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抚其子如昆弟，时人贤之。】
看司马光的本传，似乎觉得是郭恩的问题，耽误了司马光的大好计策。但看郭恩传，明明是郭恩大好勇将，被司马光这窝囊废给坑死了。事后庞籍帮司马光顶缸，因此被连累，司马光屁事没有，从此被吓得再也闭口不敢言兵。
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上位，全盘否定了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如差役法。另外司马光在恢复差役的同时，还要收纳助役钱。“乞依旧官户、僧寺、道观、单丁、女户有屋业每月掠钱及十五贯，庄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并令随贫富等第出助役钱，不及此数者放免。其余产业并约此准”。当时章惇就驳斥说：“令凡庄田中年所收百斛以上亦纳助役钱，即尤为刻剥。”
王安石
如果司马光一味反对旧法，为何又收取免役钱呢？废新法之后，百姓负担反而加重，司马光是作何想法？难道不是通过厚敛百姓，来弥补自己不擅长理财，又大肆排挤新党理财人员，导致的亏空嘛？
再说蔡京，很多人都以为徽宗朝著名奸臣蔡京是新党人士。但实际上蔡京只是披着个新党的皮罢了。蔡京的亲弟弟蔡卞是王安石女婿，不赞同蔡京的执政，也遭到排挤。
蔡京是何人提拔起来的呢？神宗赵顼病故后，守旧派上台，蔡京马上倒向宰相司马光，为废罢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复行旧法而卖力。时任知开封府的蔡京秉承司马光的旨意，仅在五天的期限内，便将开封府所属各县全部改募役为差役，受到司马光的称赞。所以蔡京得以崛起，实得到司马光之助，而本质上蔡京则是投机分子罢了。
蔡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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