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認為，司馬光反對王安石，反對變法，完全是出於一片公心，只是立場不同，真的是這樣嗎？
確實，王安石在執行變法的過程中，體現出了一定的喜聽奉承、專斷閉塞的缺陷，聽不進逆耳之言。蘇軾、範純仁等人對王安石變法的反對，有一些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認為司馬光也是出於公心反對變法，【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私德毫無虧欠，那就大錯特錯。
司馬光反戰，執政時向西夏割讓土地求和。但很多人不知道，司馬光並非一開始就是反戰的。
司馬光
《宋史·郭恩傳》載：
【通判幷州司馬光行邊至河西白草平，數十里無寇跡。是時，知麟州武戡、通判夏倚已築一堡為候望，又與光議曰：「乘敵去，出不意可更增二堡，以據其地。請還白經略使，益禁兵三千、役兵五百，不過二旬，壁壘可城。然後廢橫戎、臨塞二堡，徹其樓櫓，徙其甲兵，以實新堡，列烽燧以通警急。從衙城紅樓之上，俯瞰其地，猶指掌也。有急，則州及橫陽堡出兵救之；敵來耕則驅之，種則蹂踐之；敵盛則入堡以避。如是，則堡外必不敢耕種，州西五六十里之內晏然矣。」籍遂檄麟州如其議。
五月，恩及武戡、走馬承受公事內侍黃道元等以巡邊為名，往按視之。會訁冋者言，敵兵盛屯沙黍浪，恩欲止不行。道元怒，以言脅恩，夜率步騎一千四百餘人，不甲者半，循屈野河北而行，無復部伍。夏人舉火臥牛峰，戡指以謂恩曰：「敵已知吾軍至矣。」道元曰：「此爾曹故欲沮我師。」及聞鼓聲，道元猶不信。行至谷口，恩欲休軍，須曉乃登山。道元奮衣起曰：「幾年聞郭恩名，今日懦怯與賈逵何殊？」恩亦慍曰：「不過死耳！」乃行。比明，至忽裡堆。敵數十人皆西走，相去數十步，止。恩等踞胡床，遣使騎呼之，敵不應，亦不動。俄而起火，敵騎張左右翼，自南北交至。堆東有塹，其中有梁，謂之「斷道堰」。恩等東據梁口，與力戰，自旦至食。時敵自兩旁塹中攀緣而上，四面合擊，恩眾大潰。
夏倚方在紅樓，見敵騎自西山大下，與推官劉公弼率城中諸軍，閉門乘城。武戡走東山，趣城東，抉門以入。恩、道元及府州寧府砦兵馬都監劉慶皆被執。使臣死者五人，軍士三百八十七人，已馘耳鼻得還者百餘人，亡失器甲甚眾。恩不肯降，乃自殺。贈同州觀察使，封其妻為京兆郡君，錄其子弟有差，給舊俸三年。武戡坐棄軍除名，編管江州。】
按照司馬光本傳則是：【籍命光按視，光建："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眾則糴賤，亦可漸紓河東貴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自引咎，不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
看司馬光的本傳，似乎覺得是郭恩的問題，耽誤了司馬光的大好計策。但看郭恩傳，明明是郭恩大好勇將，被司馬光這窩囊廢給坑死了。事後龐籍幫司馬光頂缸，因此被連累，司馬光屁事沒有，從此被嚇得再也閉口不敢言兵。
宋神宗去世後，司馬光上位，全盤否定了新法，誣衊新法“舍是取非，興害除利”，“名為愛民，其實病民，名為益國，其實傷國”。新法大部廢除，許多舊法，一一恢復。如差役法。另外司馬光在恢復差役的同時，還要收納助役錢。“乞依舊官戶、僧寺、道觀、單丁、女戶有屋業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年所收斛鬥及百石以上者，並令隨貧富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放免。其餘產業並約此準”。當時章惇就駁斥說：“令凡莊田中年所收百斛以上亦納助役錢，即尤為刻剝。”
王安石
如果司馬光一味反對舊法，為何又收取免役錢呢？廢新法之後，百姓負擔反而加重，司馬光是作何想法？難道不是通過厚斂百姓，來彌補自己不擅長理財，又大肆排擠新黨理財人員，導致的虧空嘛？
再說蔡京，很多人都以為徽宗朝著名奸臣蔡京是新黨人士。但實際上蔡京只是披著個新黨的皮罷了。蔡京的親弟弟蔡卞是王安石女婿，不贊同蔡京的執政，也遭到排擠。
蔡京是何人提拔起來的呢？神宗趙頊病故後，守舊派上臺，蔡京馬上倒向宰相司馬光，為廢罷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復行舊法而賣力。時任知開封府的蔡京秉承司馬光的旨意，僅在五天的期限內，便將開封府所屬各縣全部改募役為差役，受到司馬光的稱讚。所以蔡京得以崛起，實得到司馬光之助，而本質上蔡京則是投機分子罷了。
蔡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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