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通往大國之路：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重塑》 經東方出版社授權發佈
近年來，隨著中國和美國、歐盟等世界主要經濟體之間的貿易糾紛案列的增多和中國越來越龐大的內部能源需求對世界市場的影響的迅速擴大，中國和仍然在西方主導下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之間的衝突越來越明顯。這種衝突不僅表現在經濟學意義上的供應和需求方面，而且更為重要的也表現在地緣政治學意義上的中國和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代言國家的戰略利益的衝突上。一些西方觀察家因此開始懷疑中國政府提出的“和平發展”或“和平崛起”國際戰略。
本文認為，儘管中國和全球資本主義之間的在一些方面的衝突在所難免，但這些衝突並不都是負面消極的。要對沖突作具體的分析。衝突可以表現在各個不同的方面，包括經濟上的、戰略上的、政治上的、軍事上的和文化上的。不能把所有這些衝突混為一談。迄今為止，中國和西方為主導的世界體系之間的衝突主要表現在經濟層面。但這些衝突都可以在中國的“和平發展”（即多邊主義和經濟外交）構架內得到解決，並且這種衝突和傳統意義上的以軍事衝突為核心的國際衝突具有不同的性質。前者如果解決得當，可以變成為一種雙贏遊戲，而後者則只能是一種零和遊戲。中國和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之間的經濟層面的衝突並不對“和平發展”或“和平崛起”戰略構成威脅，以多邊主義和經濟外交為主體的國際戰略仍然是中國崛起最有效的國際戰略。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這樣一個越來越龐大的經濟體，一旦成為現存世界經濟體的一部分，必然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這個經濟體。中國和世界經濟體之間所發生的衝突表現為必然性，是因為中國和世界經濟體之間有一個磨合的過程。但磨合是雙方面的。中國因為融入世界經濟體而改變自己，世界經濟體也因為有了中國而在改變自己。用較為學術的語言來講，這是一個相互轉型(mutually transforming)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衝突不可避免，但只要存在著解決各種衝突的構架，就會有合作的基礎。衝突和合作是天然一體的。當然，這並不是說人們可以忽視經濟面的衝突。這是因為對任何一個主權國家來說，經濟、政治、戰略等各方面的利益很難區分開來，經濟面的衝突如果解決不了，就有可能演變成其他方面的衝突。因此，如何直面衝突，有效管理衝突乃是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所面臨的挑戰。
中國和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關係到目前為止已經經歷了三個主要的階段。
在第一個階段，也就是中國剛剛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時候，中國政府主動實行開放政策。“請進來”是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中國通過把全球資本“請進來”發展自己的經濟。“請進來”開始時大多是海外華人資本，歐美資本隨後。這一政策非常成功。它很快結束了改革前中國較為封閉的狀態，為國民經濟的發展造就了巨大的動力。
在第二個階段，中國和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主要表現為“接軌”。和世界體系“接軌”表現在兩個主要的方面。一方面是中國政府改革內部的各種制度機制來適應世界體系，另一方面是中國加入諸如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經濟組織。在不長的時間裡，中國已經加入了幾乎是所有重要的國際經濟組織和區域經濟組織。
那麼，為什麼中國和全球資本主義之間的衝突在近年越來越明顯了呢？這主要是因為兩者之間的關係已經進入了第三個階段，即中國“走出去”的階段。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中國已經從一個資本短缺的國家轉型成為資本過剩的國家。（應當指出的是，中國的民族資本，尤其是私人資本，在國內的環境並不理想。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總體環境是“親商”的，但主要是“親外商”的。外國資本一直享有比本國資本更好的待遇。民族資本直到今天還沒有外資的待遇。今天，民族資本在國內面臨外資的強大壓力。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旦被容許，民族資本就要到處尋找發展的機會。）與所有國家的資本一樣，中國資本也會按照資本自身的規律走向能夠盈利的地方。同時，充裕的資本也使得中國有能力購買大量的原材料以滿足國內發展的需要。
中國資本“走出去”（主要通過企業“走出去”的形式）本來就是一個積極的因素。例如中國的“請進來”政策使得很多國際資本流入中國，必然限制了這些資本流入其它也需要這些資本輸入的發展中國家。一些國家，尤其在東南亞，因此在一段時間裡有“中國經濟威脅論”的說法。現在，中國資本的“走出去”對這些國家來說，無疑是個很好的現象。因為和其他資本一樣，中國資本也能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
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為當今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發展注入了全新的動力。現在已經很難想象一個沒有中國的世界經濟體系了。中國為全球市場提供著源源不斷的價廉商品，為原材料生產國提供了一個新的“客戶”選擇，崛起中的中國中產階級更是為發達國家提供了一個傾銷高檔商品的巨大市場。
既然中國的經濟崛起產生這麼多的正面效應，那麼為什麼又表現為和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之間的衝突呢？這裡既有經濟上的因素，也有政治和戰略方面的原因。在經濟層面，隨著中國經濟體的壯大，內部的供應和需求都可以產生出巨大的外部影響力。在供應方面，因為中國內部價廉的生產要素（主要是勞動力和土地），中國正在生產出越來越多的價廉商品，供應全球市場，從而影響當地產品的價格。“中國製造”，確切地說，是“中國組裝”，可能是當代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最具特色的現象。在需求方面，中國內部巨大的需求已經開始對國際原材料價格產生很大的影響，近年來國際石油、鋼材、鐵礦等價格變化都離不開中國的因素。正是因為中國已經成了全球經濟體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生產什麼和消費什麼，生產多少，消費多少，都可對全球經濟體系產生深刻的影響。這些影響程度對不同國家不同，對不同產業不同。一些國家、一些產業視中國的“走出去”為機會，而另外一些國家和產業則有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看法。這是非常正常的現象。競爭是經濟進步的動力，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夠適應競爭環境。
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運作並非經濟學意義上所謂的需求和供應關係那麼簡單，它是典型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就是說，任何經濟學上的交易必然包含有或者產生出政治上的意義，甚至是戰略上的意義。儘管中國努力通過經濟的全球化（和區域化）來實現和平崛起和發展，但是在那些主導當今全球經濟體系的國家看來，全球化也正在使得中國有可能把其影響力擴展到全球的各個角落。近年來，中國的經濟影響力已經開始很快地走出亞洲，走向了非洲、拉丁美洲、中東，甚至是全球資本主義的大本營的美國和歐洲。對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來說，中國影響力的崛起，無論是通過何種方式的崛起，無疑是一種新的挑戰。在冷戰後，西方世界各種“圍堵”中國的聲音不斷，但與前蘇聯不同，對西方來說，中國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情形。無論是中國的“請進來”、“接軌”和“走出去”都使得西方難以實行當年對蘇聯所實行的政策。蘇聯是一個相當孤立的實體，在經濟上和西方世界沒有什麼實質性的關係。但如上所說，中國的經濟活動已經成為了西方經濟生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再者，蘇聯也經常搞“輸出”，搞“革命”和“意識形態”的輸出，這經常導致西方的恐懼。但中國所輸出的則是西方普通老百姓所需要的商品。這種情況使得西方很難找到一種戰略來遏制中國。到今天為止，儘管西方世界一直有“圍堵”中國的意圖，但並沒有一種有效的戰略。
因為沒有一種有效的戰略來消化或者遏制中國經濟崛起所產生的外在影響力，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尤其是政治人物經常感到深切的憂慮。這也就是為什麼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在近年來不斷把貿易、企業併購等經濟問題政治化，拼命通過政治手段，企圖阻礙中國經濟影響力的外擴。從世界的長曆史來看，這樣那樣的政治化手段可能會延遲中國經濟的外在影響力，但不可能阻止中國的“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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