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化進程自然規律
城市化的自然規律是：人以群居，城市越大越有吸引力。日本現在約1/3的人口都集中在東京，墨西哥更不用說了。但問題是，從經濟效益角度來說，城市越大越好，但從社會環境和其它安全問題來說，這就非常危險。城市的發展不能僅考慮經濟效率因素，我們不僅不能放棄三四線城市的發展，而且要把很多優質資源分配過去。
目前，中國只有北上廣深這些一線城市達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以上，但三四線城市以及廣大的農村還遠遠不夠。這還是要通過經濟發展來改善，經濟發展還是需要往上走。經濟中的問題只有通過發展來解決，改革開放41年的歷程說明了這個道理。
中國的城市因為有行政級別，資源分配根據行政級別來分配，所以，教育、醫療、科研等大量優質資源都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
三四線城市難以發展起來。德國城市化率非常高，但80%的人住在2萬人以下的小鎮，但我們不能說德國沒有城市化。
二、富人都住城裡擠不正常
中國的城市化有一個趨向性問題：現在中國的有錢人大多都住在城市裡，這是不正常的。通常的情況應該是“窮人的城市，富人的鄉下”，比如，美國、歐洲發達國家的大多數富人，都住在鄉下。農村扶貧不能只靠國家來做，政府的資源是有限的，要鼓勵中上層階層到農村去。
迄今中國的城市化是“簡單的城市化”，而不是“質量的城市化”，通過“質量的城市化”我們還可以取得很多的GDP。比如，現在馬路上到處都是車，隨意停放造成交通堵塞，混亂不堪，我們能不能像國外一樣每一個區造一些可以停車的摩天大樓？另外，中國的老齡化水平高，需要建大量的養老院和醫院，這些也是基建。
我們不要簡單重複一些破壞環境的城市化，而要提高城市化的質量。不要追求大城市化，不要只從經濟看；要從人的角度來看，人的本性都是需要後代的。現在年輕人生活成本高，中國從幼兒園到大學都是對父母的“敲打”，所以考慮一個國家的發展一定要考慮到對人的生存環境變化的影響，現在我們有些經濟學家只考慮經濟發展和GDP。
三、走出金融改革試水誤區
中國有個錯誤的看法就是金融機構一定要“做強做大”，不是這樣的。應該因地制宜，找到對應的服務群體。我們現在總是盯著華爾街的大銀行，但美國能從2008年金融危機走出來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於下面的中小型銀行，尤其是社區銀行。
中國經濟結構改革的很多問題在於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結構是什麼，我們還是要考慮清楚我們所謂的結構改革是哪些改革。現在我們的經濟學家多了，但大家反而對中國問題認識不清了。在目前中國現有體制下，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很難談“競爭中立”，如果做不到“競爭中立”，結構性改革很難推進。
比如，
金融系統頻出象影子銀行、P2P這些問題，就是金融系統結構改革沒到位。除了四大國有銀行之外，中國還要成立一大批無論是國有的，還是民營的中小型銀行，中小型銀行的目的就是服務於中小型企業。如果沒有中小型銀行的融資支持，那麼中小型企業需要資金時就只能找這些缺乏監管的影子銀行、P2P等“非正式部門”，所以才會出問題。
四、科技創新與社會發展同步
科技進步有利於經濟發展，技術進步不可避免。但在產生技術的同時，要和社會發展同步研究，避免技術帶給社會的劣勢影響。比如，我們現在發展區塊鏈，但如果僅僅從技術角度來考慮問題，而忽視其對社會的深刻影響，那麼但在我看來這個邏輯結構和P2P一樣，肯定到最後會不了了之。5G能改變中國嗎？5G能成為中國新的支柱產業嗎？我覺得很難。因為它只是一項技術。
人工智能好事就是效率提高了，壞事就是勞動力沒有事幹了。技術是對人的解放，人類從勞作解放出來之後，可以從事人們真正想做的事情。但不能忽視人類時刻墮落的本質，在現實中，人一沒事幹，大部分人都會去做壞事，沒有多少人去做好事。這一點至少可以從歐洲一些高福利國家的發展看出來，毒品、性、社會破壞等也經常成為人們生活方式的選擇。
現在，人工智能這樣發展，就會產生一種新社會形態，我把它稱為“羊圈社會”——少部分人是領頭羊，優秀聰明，大部分人會越來越笨。在互聯網時代，人們不用像從前那樣使用大腦追求滿意的生活，信息到處都是，隨手抓取就可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如果不用太多的思考，甚至不用思考，長久下去，大多數人的思維能力必然衰退和弱化，從而演變成高度依賴外界提供信息而生活的“活死人”。比如現在，很多人離開智能手機就是一個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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