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1962年出生於浙江餘姚的一個農村家庭，1981年通過高考進入北京大學，在北大完成本碩學習後，1990年前往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博士畢業後，他先是在哈佛大學從事中國和“亞洲四小龍”研究，後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工作。2005年前往英國諾丁漢大學創辦中國政策研究所，成為首位在英國研究中國政治的華人教授。2008年重回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任所長。
作為一位中國問題的研究專家，鄭永年雖然身處新加坡，但每逢中國有重大改革政策出臺，他的評論和分析都會通過各種媒體傳來，在學術界和大眾傳媒圈產生了很大影響。他習慣於結合當下的時事，用他自己稱之為“土”的語言來進行表達，這種兼具“熱點性”和“通俗性”的寫作被他視為知識分子應盡的啟蒙責任——讓大眾瞭解當下，同時不能給人增加閱讀的負擔。
今年3月，他的新書《大趨勢：中國下一步》在國內出版，據出版編輯所說，鄭永年為此書傾盡心力，執著於每一處細節，“封面來回改，每隔幾天就拍一本書的照片發來，又有新的想法”。這本長達45萬字的大書，被稱為鄭永年思想集大成之作，囊括了政治改革篇、經濟建設篇、社會重建篇、國際關係篇四個部分內容。而作為文化領域的媒體人，我顯然會更關心他對中國思想和文化的看法。
在此前出版的《中國的文明覆興》和《中國的知識重建》中，他痛陳對於當下知識分子群體的不滿，甚至斷言：中國很快就會面臨一個知識的完全“殖民化”時代，一個全面弱智的時代！這讓我很詫異，一個知識分子是有了何種的體察，才會對自己所處的群體表達出如此聲嘶力竭的憤怒？因此，相比於圍繞在他周圍的社會爭議和他對於國家大政方針的宏論，我更關心的是，一個常年身居海外的知識分子如何認識自我、知識和社會的關係。
作為一位歷經80年代思想浪潮，而後輾轉美國、新加坡、英國求學、任教，卻始終把自己的戶籍安放在浙江餘姚老家的知識分子，他對自己是如何定位？適逢“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對於那場知識分子和青年大學生們高喊著要用“德先生”和“賽先生”拯救中國的社會運動，他會如何評價？曾通過讀書打破階層的藩籬，真正踐行“知識改變命運”，稱自己年輕時“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又會如何看待當下“佛系”得連自己身份證都可以賣掉的年輕人？
知識分子的使命是創造知識，而不是追求影響
鳳凰網文化：在新書《大趨勢：中國下一步》中，您將很多當下的時事政策、社會現象融合在您的理論的探討當中，您之前的幾本書和在報紙上寫的專欄也基本是遵循這種寫作方式，這與很多學者寫的純學術著作似乎有所不同，您的這種研究範式是如何形成的？
鄭永年：這種寫作方式與我對社會科學的看法是一致的。在中國，我們經常強調理論，但我認為社會科學沒有先天的理論，而是先有實踐，把實踐的內在邏輯解釋清楚了就叫理論。以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為例，《政治學》有沒有理論？沒有，但為什麼說它是一本偉大的理論著作呢？因為他也是把古希臘各個城邦不同的政治運作方式進行比較和分析。包括民主，也沒有理論，民主是一種實踐，以及產權等一系列我們現在奉為最高理論的那些制度，其實都是當時社會的一種行為方式。所以我不喜歡先找一個理論，然後進行解釋，因為那樣無法成為一個好的學者。理論應當是隱含在觀察當中的，所以我從沒寫過純理論的著作，我一直在寫經驗，經驗當中有些理論思考，但那不是理論，理論是封閉的，但我的知識體系永遠是開放的。
鳳凰網文化：很多學者在分析時事的時候，習慣運用很多理論來嵌套，或者是通過蒐集、羅列一系列類似的現象去最終論證理論，而您好像是在就時事說時事，更關注於解釋和探討時事本身，您如何看待這種差別？
鄭永年：圍繞理論做社會科學研究，容易犯先入為主的錯誤。這可能導致學者在蒐集、選擇社會材料的時候，不是為了解釋現實，而是用現實論證理論，甚至是偏見，這不是一種科學的方法。我對科學方法的理解是，現實是什麼樣就是什麼樣，而不是自己預先想象的那樣。我不能宣稱自己觀察到的就是真理，但我在不斷接近真理，這樣通過一代一代人的努力，我們對於真理的認識就可以不斷接近。我對近代的知識體系是持懷疑態度的，因為基本都是西方化的產物，不是在解釋中國，而是在歪曲中國。這是方法論的問題，我們研究的範式、經驗都是西方的，中國人在用西方的視角看中國。
鳳凰網文化：您通過撰寫專欄、出版學術作品和提出政策建議，在普通大眾、專家學者和決策圈層都產生了很大影響，從您對自己的定位而言，您做這些研究最終想要影響的人群和對自己的定位是什麼？
鄭永年：這個問題很好。中國古時候有“士農工商”四個階層，每個階層各安其份，這樣的區分在以前的社會沒有問題，但近代以後，“士”階層遇到了困境。中國人講究“學而優則仕”，“士”階層既是知識分子又是政府官僚，科舉制度廢除之後，知識分子做官的通道沒了，於是就失去了方向。知識分子去幹嘛呢？於是康有為等一批人開始走上改良改革的道路，包括後來孫中山創立國民黨，也吸收了大量知識分子，共產黨革命時期也是，但革命結束後，知識分子又沒有目標了。在新的和平時期，知識分子要做什麼？這個問題到今天為止還沒有解決。
在西方的傳統中，追求知識、創造知識是知識分子的終生職業，而中國直到如今還沒有這種理念。我很同情中國的知識分子，他們到如今還在糾結依靠誰的問題，要麼依靠政權，要麼依靠資本，或者是像公共知識分子那樣依靠民眾。他們從來沒有把創造知識作為自己的使命，還在主動地追求依附，沒有自己獨立的定位，這是最悲哀的，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國沒有社會科學。對我而言，我從未想要去影響政策或者影響社會，我在國外做研究，屬於最邊緣的學者群體，但是我覺得知識分子應該求真，追求離事實更近一點，離真理更近一點。學術研究的影響力應該是副產品，追求影響不應當是知識分子的目標，知識分子的目標應該是為了知識而知識，這是我給自己的定位。
“五四運動”比較遺憾，80年代並不比現在好
鳳凰網文化：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您怎麼評價當時的“五四運動”？
鄭永年：我們不能用現在的眼光來評價“五四運動”，歷史不能假設，當時確實有客觀條件。“五四”要分為文化運動和政治運動兩部分來看，“五四”之前的新文化運動是一定要肯定的，提倡白話文、移風易俗，把一些對人權不尊重的傳統給否定了。後來“五四運動”很快就被政治化了，這是比較遺憾的。我們參照西方的發展來看，西方先是文藝復興，到了18世紀開始啟蒙運動，文藝復興給啟蒙運動奠定了文化基礎。中國“五四運動”的早期就像文藝復興，但在沒有足夠的文化啟蒙的情況下，直接跳到了政治啟蒙，後來就激進化了。
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確立現代版本的人文主義，所以中國真的需要一場文藝復興。當然，文藝復興不是排斥西方，而是怎樣把西方的文化也吸收進來，就像我們在宋朝時期二程、朱熹把外來的佛教文化整合進來那樣。西方的文藝復興也一樣，從古希臘文明把民主找出來，從阿拉伯世界把科學找出來……所以文藝復興並不是歐洲國家的文化復興，而是人類優秀文明的文藝復興，具有開放性和普世性的價值。近代以來，從西方傳入的民主自由思想已經成為普遍共識，我們不應當排斥，而應當吸納。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用西方的方式來滿足大眾對民主自由的追求，我們也可以用中國的方式來滿足大眾的要求。
如今中國開始推動文化復興，然而曾經的“牛鬼蛇神”又紛紛湧現出來，諸如女德班、小孩唸經班……這些被“五四運動”否定的最糟糕的文化，又冒出來了，所以我對今天的國學非常鄙視。我還看到有教授穿長衫馬褂，心想下一步是不是要留辮子？難道穿西服就不能學國學嗎？我們可以看看日本，以前所謂的脫亞入歐其實是假象，日本只借鑑了西方工具性的東西，而對自身的文明保留得非常好，主體性還是自己。所以，參照西方和日本成功的經驗，我們也要思考該怎麼做，當然不是簡單地重複他們的模式，但是開放包容是中國文化精神中最重要的部分，這個精神今天仍需要保留，不能簡單地排斥西方，要有現實主義感。
鳳凰網文化：很多人說80年代是繼“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第二次思想解放高潮，當時您在北大攻讀本科和碩士，您如何看待80年代的思想變革？
鄭永年：80年代與“五四”時期一脈相承，如果說“五四運動”是第一波西方思想對西方思想的文化爭鳴，80年代則是第二波。1949年以後，中國留下了馬克思主義，在80年代，西方的其他思想又重新湧入，所以又回到了“五四運動”時期百家爭鳴的局面，各種主義紛紛出現，但依然沒有形成中國自己的主義。我們的啟蒙還是用西方思想啟蒙，80年代根本上還是一種政治啟蒙。
鳳凰網文化：那您如何看待當下知識分子圈層對80年代的懷舊感？
鄭永年：中國人總是這樣，從孔子開始，永遠認為以前比現在好。如今許多對現狀不滿的人，會吹捧以前的共和時期，其實那時社會比現在糟糕多了，但好多人還是說以前好。這是中國人的弊病，因為缺乏想象力，所以總是懷念過去，因此中國有大量的歷史學家，卻鮮有未來學家。大家覺得80年代好，很大程度是因為以前社會情況太壞了。我不認為現在比80年代差，80年代我在農村，想讀書連書都找不到，後來我考上北大高興得不得了，那是我第一次有機會接觸到那麼多的書。以前我也沒錢買書，而現在書籍資源如此豐富，連免費的書都那麼多，我出國之前只看到過一次電腦，所以現在的條件已經好多了。總是覺得以前比現在好，這是中國人最大的毛病。
一個國家有沒有前途，就看有沒有給年輕人前途
鳳凰網文化：不管是“五四運動”還是80年代，年輕人、大學生在社會變革的時期都充當了主角，但是現在的年輕人好像不再關注國家的命運和國家的變革，您是否有這種感覺？
鄭永年：時代不同了。首先這應當是好的表現，現在生活平穩，沒有出現大的危機，因此年輕人不需要再思考這些問題，如果出現危機，年輕人也會思考。我們那時候連溫飽都成問題，所以年輕人肯定要思考。我不能說現在每個年輕人都不思考，有些年輕人也在思考，而且最有成就的一定是獨立思考的那些人，成就不大的就是隨大流的人。從社會治理的角度來說，隨大流的人多一點，社會就好治理一點，但對個人發展來說，希望就小一點。
要說獨立思考，現在這一代人跟我們那一代人比較起來，面對的社會大不相同。以前信息匱乏，現在信息過載，所以我很擔心，未來人群會出現兩極分化，少部分人越來越聰明，大部分人越來越愚昧。現代社會，人們看到的信息多源自頭條推送，買東西會受推薦內容的影響，這種興趣推薦就像蠶蛹，不知不覺將人們裹挾其中，年輕人處在這樣一個信息繭房裡是很危險的。過度沉迷手機與“吸毒”無異，聰明的年輕人應遠離手機，這就好比毒品犯自己從來不吸毒。
鳳凰網文化：但是如果年輕人真的都不去關心社會改革，那這個社會還會有希望嗎？您如何看待年輕人在當下的現狀？
鄭永年：沒人關心只是暫時的，中國現在就是梁啟超說的“年輕人的世界”。現在年輕人不關心改革，是因為年輕人看不到機會，譬如時下的“佛系青年”。但這只是危機來臨前的一個穩定時期會發生的現象，不會持續很久。我們這個社會是有利於老年人的，而非年輕人，但這樣的社會會有問題，一個社會、一個國家有沒有前途，在於是否給年輕人前途。我們用二三十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幾百年的路程，而這也表明我們把未來幾代人的資源提前消耗了。所以我一直在呼籲，要健全社會政策，要完善住房、醫療、教育等社會保障制度，呼籲要給年輕人機會。我對於當前出現的“佛系”等各種現象非常擔憂，這意味著很多年輕人在生活面前放棄抗爭了，深圳有一個群體叫“三和大神”，把身份證都賣掉了。日本情況同樣令我擔憂，500萬宅男，不要性生活，不結婚，不要小孩，這種社會是會出問題的，值得我們反思。
鳳凰網文化：您覺得從年輕人遇到的困境來說，最主要的問題是出在哪兒？
鄭永年：以前阿爾伯特·赫希曼寫過一本書，探討“鐘擺的情緒”，書中講的是法國1968年革命，年輕人在公共空間造反遊行一段時間後厭倦了，就退到私人生活，不再關心社會事務。然而一段時間後對私人生活也厭倦了，因此又重回原先狀態。中國也是如此，這是一個週期性的行為。我不認為當前多數年輕人處於這種狀態，把身份證賣掉畢竟還是少數人，大部分人還是需要身份證的。但是作為長輩來說，我覺得這確實代表社會存在問題，如果年輕人放棄希望，這個社會也將沒有希望。
★ 本文系鳳凰網文化頻道對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的獨家專訪。
文章首發於鳳凰網2019年4月4日。
關於IPP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個獨立、非營利性的知識創新與公共政策研究平臺。由華南理工大學校友莫道明先生捐資創建。IPP擁有一支以鄭永年教授為領軍的研究團隊，圍繞中國的體制改革、社會政策、中國話語權與國際關係等開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並在此基礎上形成知識創新和政策諮詢協調發展的良好格局。IPP的願景是打造開放式的知識創新和政策研究平臺，成為領先世界的中國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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