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永年
【導讀】 近年來，隨著美國接連挑起事端，中國面臨的外部局勢陡然緊張。事實上，冷戰結束後，西方世界就開始將中國視作是繼蘇聯之後的下一個競爭對手。在西方不少人看來，西方世界與東方中國在文明內質、意識形態、發展利益等層面上，都有著“不可調和”的結構性矛盾。基於這一認識，“中國威脅論”、“遏制中國”等言論一時間籠罩西方輿論場。鄭永年先生認為，用舊的思維範式去理解新時代的中國，本身就是一種抱殘守缺的僵化行為。在後冷戰時代，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間仍有許多共同利益，雙方完全可以求大同，存小異，繼續深入合作。因此，西方世界不應尋求遏制中國，而是應以平等包容的心態接納中國，這樣雙方才都能夠在互利共贏中同獲發展的實惠，共享和平的紅利。本文節選自《鄭永年論中國：中國民族主義新解》，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堵華不明智，遏華不現實
中國真的會被圍堵嗎？在中國的現實主義分子看來，“圍堵中國”理論的出現是冷戰結束的自然結果，不可能真的實現。冷戰後，美對華政策發生了變化。隨著蘇聯的瓦解，中美失去了共同的敵人，中國也因此不再對美國的全球戰略具有重要意義。中國的迅速崛起很自然地讓不少美國人對其是否會挑戰美國的全球利益產生質疑。但圍堵理論的製造者高估了中美利益的衝突面，低估了合作面。只要兩國在全球和區域擁有共同利益，美國就不會真的對華實施圍堵政策，同樣，中國也不會發動民族主義運動來反對美國。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所炮製的圍堵戰略，受到多項因素的制約。中西間的冷戰並不現實。中國不同於前蘇聯，既不想孤立自己，也無意於建立集團或聯盟。開放政策是中國國家戰略的核心。中國和西方都想參與對方的發展，雙方也已在中國20年的開放政策下形成了相互依賴的關係。只要中國的發展依然保持活力，能讓西方從中獲益，西方就不會孤立和圍堵中國。
退一步講，就算美國真的對中國實行圍堵政策，也很難成功。世界局勢在冷戰後向多極化發展，並不是唯美國獨尊。美國與其它世界大國的關係不應被美化，他們之間的潛在衝突不容忽視。在歐洲，統一後的德國依然可能成為第一流的國家。在亞洲，日本傾向於將東盟放到戰略考慮的重要位置，併力圖成為區域的政治領袖。日本的所作所為不僅值得中國警惕，也將對美國的亞洲利益構成挑戰。此外，區域認同的加強也促進了各種形式的區域經濟、軍事和政治聯盟的形成。這些都表明，儘管美國依然是頭號強國，它的霸主地位並非不可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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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美國也不可能採取過於強硬的對華戰略。美國一方面不願看到中國變成對其國家利益形成挑戰的另一個蘇聯，另一方面也極力遏制俄國再次發展壯大。正因此，美國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東擴，並插手臺海危機。但美國也深知，它對中俄兩方的遏制行動都不能太過火，否則，中、俄很有可能形成聯盟共同對抗美國，這將對美國的全球戰略利益造成致命打擊。
亞太問題也是美對華遏制戰略所受到的制約之一。亞太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中心，誰掌握了亞太，誰才能夠在世界上佔據最有利的地位。美國在亞太的利益繫於兩點：一、這一新興地區的領導權不能失於他人之手；二、這一地區業已形成的繁榮穩定的局面必須保持，其巨大的發展機會不容丟失。
就第一點即亞太的主導權而言，美國面臨的是兩個對手。它既要挾日抑中，也要借中抑日。今天的日美安保關係與冷戰時期的情況已不可同日而語，美國的用意之一，是藉此繼續拴住日本，把日本置於從屬的位置；而日本的用意也有轉移美國對它的注意力，麻痺美國的對日警覺，借中美對抗達到同時牽制兩個對手，進而坐大自己的目的。這就使美國在推行對華遏制政策時不得不留一手，防止日本從中利用。
就美國利益的第二點，即保持亞太的繁榮穩定，不丟失巨大的發展機會而言，美國若採取與中國全面對抗的政策，恰恰對它是不利的。中國目前是西太平洋地區最具份量最有前景的國家之一，丟失了中國，將給美國在亞太的經濟利益帶來嚴重損失，併為美國的競爭對手更多地進入中國市場提供可乘之機。
美中之間可觀的共同戰略利益的存在對美國對華遏制戰略構成了最重要的制約，這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經濟上互有需要。冷戰後，一國的經濟利益上升為該國最重要的戰略利益，使經濟因素在當代國際關係和一國對外政策中的分量加重。經濟利益、經濟安全大大提高了美中關係在各自戰略棋盤上的分量。二、在維持國際力量均衡方面，美國需要藉助中國來平衡其他的大國力量。三、在保持亞太的穩定和推進區域合作方面，中國是個舉足輕重的因素。四、在解決與西方和美國利益相關的全球性和地區性問題上，需要得到中國的積極配合，例如國際禁毒、抵制伊斯蘭激進勢力的蔓延和威脅、防止核擴散、在聯合國安理會中的協調等等。
▍民族的感情，理性的策略
但美國的遏制戰略並不是中國崛起的唯一外來障礙。除了美國因素外，中國的崛起環境有其他的複雜層面。閻學通認為崛起環境可從三個方面來看：捲入戰爭或軍事衝突的風險、世界主要國家接受該國崛起的程度、海外經濟利益的擴張速度。
中國必須在崛起道路上規避戰爭和軍事衝突，因為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將耗費大量原本可以用於國內建設的資源。世界主要國家的對華政策，也決定著中國是否能夠和平崛起。不少國家已經對中國的雄心保持警覺，如果中國不能與這些國家保持良好的關係，消除它們的顧慮，其崛起必然受到阻礙。當然，這些國家是否將遏制中國，最終還是取決於利益考慮。這也牽涉到崛起環境的第三方面，即中國的海外經濟利益擴張。中國在出口、技術引進和海外投資等方面的經濟活動，不僅應有利於中國的發展，也應使其他參與國獲得經濟利益。中國海外經濟環境的改善，有賴於這種共贏的局面。
鑑於上述這些考慮，中國的現實主義者認為，必須壓制國內的民族主義運動。這有多重戰略意義：
一是防止美國與我國周邊國家共同遏制中國。冷戰後，中國的崛起已經在西方國家和周邊地區引起了一些誤解，認為中國強大之後會稱霸世界，所以“中國威脅論”的市場不斷擴大。這種認識雖然是錯誤的，但中國應充分正視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將長期存在這一現實，採取參與的戰略，進入到這個體系中去，而不能因為民族主義情緒而遊離於這個體系之外。遊離國際體系之外的孤立主義政策，容易使中國成為美國的遏制對象，而進入到這個體系之內，中國則能與其他國家尤其是周邊國家發展較多的共同戰略利益。
二是有利於中國積極主動地參加亞太地區各種多邊政治和安全機構的活動。如此，即使中國的觀點立場不能成為國際社會普遍原則，至少可以減少不利於中國的國際規則出臺。三是使中國外交變得更加積極和具有建設性。參與不是臥薪嚐膽，不是準備將來有一天對在歷史上有負於我國的國家進行報復，而是通過向世界提出更多的有建設性意義的思想，增強中國的影響力，更多地承擔起領導世界走向更美好的未來的責任。
中國的現實主義派還提出，不應去主動挑戰現有的國際體系。中國只能成為區域性大國，不可能成為世界性領導者。要成為世界性大國，不僅取決於經濟、軍事等因素，還有一個價值觀的問題。目前世界上的主流價值觀是西方的價值觀。東方文明能否取代西方文明，世界潮流是否將由西方轉向東方，這種趨勢也決定著中國能否成為世界一流國家。此外，也有學者指出，“搭便車”對中國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定位必須是大國，否則沒有出路。中國，做挑戰者沒有資格，也不可能；做純粹的追隨者，也不可取。中國只能在不同的領域選擇不同的戰略。
儘管新民族主義者中的大多數反對現有的國際體系，他們中也有部分人認為應將精力放在國內改革上，這樣才能使中國融入國際體系。這種內部改革包括如下幾點：
首先，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這是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的必要條件。世界通行的經濟準則即使與中國的利益有所牴觸，也應被尊重和遵循。
第二，中國應廢棄傳統的重商主義。國家在中國的主權、社會秩序和市場發展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不應過多涉入中國在國際上的經濟活動。中國一方面從自由的國際市場獲利，另一方面卻又嚷嚷著要重塑國際經濟秩序，這並不可取。中國應致力於推進自由的國際市場，唯有如此，中國崛起才能對世界體系做出貢獻。
第三，對於國家主權的觀念應做些改變。無疑，捍衛國家主權是國家的責任。但榮敬本也指出：“在建立國際新秩序方面，同樣必須尊重歷史形成的國家主權，如果去算曆史的老賬，必然引起國際民族糾紛。”任何衝突都會對中國國內的發展和穩定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所以，在爭奪主權時，也應考量國家經濟由此將受到的影響。
煽動人心的民族主義確實常常妨礙決策者的理性思考。不少國外觀察家擔心，中國外交決策將在新民族主義的影響下脫離理性的軌道。但實際上，民族主義與理性選擇並非不可並存。中國民族主義的目標是實現國家富強。因此，民族主義“熱情”屈從於國家“利益”，前者並不妨礙中國的決策者為國家作出理性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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