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當年刻畫了一個金錢原教旨主義社會，即一個徹底由資本主導的社會。在馬克思看來，這簡直是一個無惡不作的社會。馬克思因此不僅呼籲被資本統治和剝削的人們（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推翻資本主義社會，而且其本人還投入了當時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風雲一時。

金錢原教旨主義社會的再生

鄭永年

馬克思當年刻畫了一個金錢原教旨主義社會，即一個徹底由資本主導的社會。在馬克思看來，這簡直是一個無惡不作的社會。馬克思因此不僅呼籲被資本統治和剝削的人們（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推翻資本主義社會，而且其本人還投入了當時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風雲一時。

馬克思之後，由西歐發始的社會主義運動沿著兩條不同的路徑發展，一條是歐洲道路，一條是蘇俄道路。到今天，人們知道盡管這兩條道路都避免了馬克思所說的“金錢原教旨主義社會”，但結局是很不相同的。

在歐洲，社會主義運動促成了資本主義的轉型，即從馬克思所說的原始資本主義開始向福利資本主義轉型，這個轉型當然是長期的，即使到現在還在進行。總體上來說，福利資本主義就是要在資本和社會利益之間達成一個平衡。一方面，國家利用資本發展生產力，創造財富，國家再通過稅等政策為社會提供福利，另一方面，國家節制資本，防止資本作惡，尤其是在社會領域，包括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福利社會因此也體現為規制型社會。自然，輔助歐洲資本轉型的還有其他很多要素，包括傳統宗教、公民社會、自稱為“第四權力”的媒體等。

蘇俄道路則完全不一樣。這個模式假定資本的本質就是惡的，因此徹底消滅了私有資本，而實行國家資本。今天所說的“國家資本主義”是蘇俄創造的概念。不過，正如歷史所顯示的，這條道路沒有走得通，它沒有解決如何有效創造財富來滿足人民需求的問題。

但人們沒有預期到的是，馬克思當年所說的“金錢原教旨主義社會”在很長一段歷史之後會在中國再生。馬克思批評西方政府只是資本的代理，即政府替資本管理國家事務。而在蘇俄模式下，儘管國家直接掌握了資本，但因為徹底消滅了市場，國家資本演變成計劃經濟。資本在今天中國的運作方式既非西方，也非蘇俄，而是在政府和資本之間形成了一種特殊關係，這種特殊關係就造就了今天中國的金錢原教旨主義社會形態。

無論是個體還是企業組織，其語言、其行為、其未來的願景，唯一得到張揚的便是金錢，似乎除了金錢，社會一無所有。這可以說是典型的“金錢原教旨主義”。自90年代以來的很長時間裡，似乎除了賺錢是唯一可以值得努力的，做其他所有事情都需要承擔巨大的不確定性。

的確，馬克思還是對的，當金錢成為一個社會粘合劑的時候，這個社會的人們就要做好最壞的心理準備了。從早年珠三角的“血汗工廠”、山西煤老闆的原始積累、層出不窮的奶粉事件，到近來的疫苗事件、滴滴司機姦殺事件等，所有這些事件的發生似乎不可理喻，但又是金錢原教旨主義社會的邏輯結果。

• 中國金錢原教旨主義社會形態

金錢原教旨主義社會的一個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所有一切包括生命的價值都可以體現和轉化為金錢的數量。正因為這樣，各個社會角色之間的關係、各個社會群體之間的關係、甚至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主要體現為金錢關係，而社會各個層面的治理（企業和社會組織乃至國家）也體現為貨幣方法，是一種可以量化的數字管理。從這個角度來看，並不難追溯到上述頻頻發生的各種事件的根源。

無論是煤老闆、疫苗廠家還是滴滴，他們都是精心計算過的。

金錢原教旨主義社會的崛起不僅表明資本出了問題，更表明政府的監管出了問題，社會本身的道德體系出了問題。或者說，各方面的因素導致了資本的全面“異化”。這裡首先涉及到政府監管權力的不作為。政府權力失去了其存在的本來目的，演變成為“為了存在而存在”。政府權力理論上說是公權力，就是為了大眾而存在的權力。在最基本面，政府權力的存在就是為了提供法律與秩序。但實際上怎麼樣呢？簡單地說，政府沒有監管能力。本欄上週討論過，在中國，政府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監管者。只要政府是唯一的監管者，那麼監管肯定無效甚至失敗。

不難理解，一旦權力需要資本的時候，資本就對權力構成了制約。企業出了事情，資本就能借助權力，輕易把事情搞掂，好像事情沒有發生似的。在上述所舉的所有案例中，在“危機”最終爆發之前，都早已經出現了各種“小危機”，而資本都能在權力的保護傘下“化解”危機，因此等待著的只是更大的危機。

更值得探討的是資本具有了可以讓受害者“願意”二次受害的能力。每一次發生這樣的危機，資本必然遭最深刻的譴責，而受害者得到最廣泛的同情。這是人之常情，在任何社會都是一樣的。問題在於，在譴責和同情過去之後，其他社會更有可能吸取了教訓，同樣的歷史場景不再重現，但在中國，在譴責和同情過去之後，好像沒有發生過事情一樣，等待著同樣的歷史場景的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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