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通往大國之路：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重塑》 經東方出版社授權發佈。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在國際社會很長一段時期一直處於領導地位。然而，隨著中國和世界其它新興大國的崛起，世界權力格局發生了新變化。在這個權力新格局中，美國繼續是最強大的“一極”，但已經不能獨自主宰國際事務，而中國本身則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對這個國際權力新格局，中國必須有充分的認識，才能有助於確立處理中美關係的宏觀戰略，避免往悲觀論或者樂觀論方向滑行。
世界權力的新格局具有兩大相關的結構性特徵。其一是中美兩國都處於同一體制內。雖然中美兩國都是核武器國家，但是這個“相互確保摧毀”的結構顯然並沒有主導中美兩國的日常關係。制約中美兩國關係的最重要因素是兩國都處於現存的國際體制內。在克林頓總統期間，美國政府出臺了一個稱之為“接觸中國”的外交戰略。當時中國的力量不象今天那樣強大，正在處於西方所認知的“崛起”之中。“接觸中國”政策在美國對華戰略中扮演了很大的作用。在提出“接觸”戰略之前，美國也存在著“遏制中國”和“圍堵中國”等策略選擇。儘管“接觸”政策產生之後，包括“遏制”和“圍堵”在內的政策選擇也從來沒有消失過，但不管怎樣的政策都是圍繞著“接觸”展開的。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很多政策表現出“遏制性接觸”的特點。美國的接觸中國政策應當說是相當成功的。它符合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需要，也符合中國本身的政策選擇。自中國改革開放後，儘管中美關係有好有壞，但總體上說是中國在美國的“遏制性接觸”政策下向美國（和西方）調適。中國和蘇聯不同，沒有選擇另建體系，而是通過改革和開放跟現存世界體系接軌，通過進入體系之後再在這個體系之內提升自己的地位和作用。美國接觸中國政策和中國開放政策的結合使得中國很快融入現存的國際體制，成為其重要的一員。在這個體制內，中美兩國形成了一種相互依賴關係。儘管這個關係並不完全是對等的，但它制約著任何一方對另一方的關係。
世界權力新格局的另一個特徵是“G2”結構。中國在努力融入現存世界體系的同時，也確立了“和平崛起”或“和平發展”的國際戰略。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在這個體系內的位置也越來越高。從經濟上看，中國現在已經超越了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儘管從人均GDP來說，中國的經濟實力還是不能和西方相比，但在西方的概念中，中國已經成為事實上的經濟大國。這就是“G2”的來源。從表面上看，“G2”似乎是中美關係，但其實並不然，因為在這個體系內，還有其它很多國家。“G2”的概念不僅僅指中美雙邊關係，更重要的是指整個國際關係格局中的中美關係。“G2”關係處理不好，受影響的不僅是中美兩國，還包括其它很多國家。甚至可以說，如果“G2”關係處理不好，受負面影響最大的有可能並非是中美兩國而是其它國家。尤其在經濟上，中美兩大經濟體的抵禦能力大，但其它一些小國家則不然。在整個國際社會中，其它國家對“G2”的衝突看得很清楚，知道誰應當負有責任。這對中美兩國都會構成相當的壓力，從而對兩國衝突起到制約作用。
世界體系新格局的這兩個結構特徵決定了中國領導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對中美關係的一個判斷，即兩國關係，好，好不到哪裡去；壞，也壞不到哪裡去。在“好”的方面，即使中美關係發展到一些美國人所形容的“中美國”，也不會有像從前英美和美日那樣的聯盟關係。“聯盟”是針對“敵人”的，但現在大家都處於同一個體制內，沒有往日那樣明確的“敵人”，因此中美之間不可能出現“聯盟”關係。在“壞”的方面，因為兩國之間是同一體制內相互依賴的關係，即使出現糾紛，也不至於會發生大規模的衝突，更不用說是公開的戰爭了。此外，在政策層面上，越來越多的國際問題，如果沒有中美兩國的合作，就很難解決。中美能夠合作表明這種合作不僅符合國際利益，而且也符合中美兩國本身的利益。
然而，兩國共同利益的發展和增加並不意味著兩國利益的重合。國際關係的本質就是主權國家間利益的不可調和性。在對美關係上，儘管中國方面一直強調“求同存異”，希望把“同”的利益做大來解決“異”的利益，然而事實是不管“同”的利益做得如何大都不可能消除“異”的利益。中美兩國既然有不同的不可調和的國家利益，那麼如何實現和平共處呢？當中國正在不斷上升而接近美國的時候，這個問題表現得尤其重要。儘管各國有不同的國家利益，但不同的國家利益並不意味著只有通過互相的衝突才能得到實現和增進。如果考慮到國家衝突對國家利益的損害，那麼就會尋求實現和增進國家利益的不同方法。同樣，如果考慮到其他國家的利益，那麼對自己的國家利益的定義就會有所不同，從而追求國家利益的途徑也會不同。簡單地說，和平共處要求兩國有一種開放的心態，互相向對方的核心利益作調適。而中美關係現在的問題也正在於此：美國不願意為中國的核心利益調整自己的對華政策。
考慮到世界權力新格局的結構性特徵，以及中美兩國關係存在的問題，中國可以至少從如下三個層面來處理中美關係。儘管這三個方面互相關聯，但在外交事務中，有必要把它們區分開來。
第一是政治層面。美國是民主政治，無論是政治家還是政客都不可避免要炒作中美關係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尤其當政府的內部政策表現很差時，就必須找外在的替罪羊。在今天的國際關係格局中，中國往往首當其衝，成為美國國內政治的犧牲品。這是國際關係的事實，中國不得不接受。中國可以抗議，但政治是永恆的，不會因為今天的抗議而明天會有所好轉。
第二是戰略層面。在這個層面，儘管中美兩國同處一個體系，並且相互依賴，但美國決不會輕易放棄利用各種因素，包括西藏、臺灣等，來制約中國。這可以說也是永恆的，一個大國絕對不會放棄努力來制約另一個大國。但是這些因素是否會成為美國製約中國的戰略重點，則取決於中美關係的其它方面。
第三是國際層面。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中國在核武器擴散、環保和氣候變化、國際經濟平衡等國際問題領域應當負起自己的國際責任。但是中國並非是向美國一個國家負責，而是要向整個國際社會負責。國際社會大多數國家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均有共識，中國在這些問題上採取合作態度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責任行為，而非為了迎合美國。這明顯表現在這次中國在伊朗核擴散問題上的態度。利用一切手段遏制核擴散是任何一個大國的責任。如果中國在這些重大國際問題上和美國討價還價，那麼就很難成為一個責任大國。
對中國來說，重要的是要避免和阻止美國由政治層面的考量上升為戰略層面的考量。一些衝突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就必須作出理性的反應。在這方面已經有了積極的跡象。例如，考慮到美國在亞洲的戰略利益，即使在對臺軍售、達賴、貿易糾紛的高峰期，中國仍然同意美國航母停靠香港。而在伊朗核武器問題上仍然和美國合作，更是中國崛起成為大國的標誌。這表明，中國已經真正確定了自己的國際利益，清楚地認識到作為大國應當盡到怎樣的國際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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