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 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国际社会很长一段时期一直处于领导地位。然而，随着中国和世界其它新兴大国的崛起，世界权力格局发生了新变化。在这个权力新格局中，美国继续是最强大的“一极”，但已经不能独自主宰国际事务，而中国本身则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这个国际权力新格局，中国必须有充分的认识，才能有助于确立处理中美关系的宏观战略，避免往悲观论或者乐观论方向滑行。
世界权力的新格局具有两大相关的结构性特征。其一是中美两国都处于同一体制内。虽然中美两国都是核武器国家，但是这个“相互确保摧毁”的结构显然并没有主导中美两国的日常关系。制约中美两国关系的最重要因素是两国都处于现存的国际体制内。在克林顿总统期间，美国政府出台了一个称之为“接触中国”的外交战略。当时中国的力量不象今天那样强大，正在处于西方所认知的“崛起”之中。“接触中国”政策在美国对华战略中扮演了很大的作用。在提出“接触”战略之前，美国也存在着“遏制中国”和“围堵中国”等策略选择。尽管“接触”政策产生之后，包括“遏制”和“围堵”在内的政策选择也从来没有消失过，但不管怎样的政策都是围绕着“接触”展开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多政策表现出“遏制性接触”的特点。美国的接触中国政策应当说是相当成功的。它符合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需要，也符合中国本身的政策选择。自中国改革开放后，尽管中美关系有好有坏，但总体上说是中国在美国的“遏制性接触”政策下向美国（和西方）调适。中国和苏联不同，没有选择另建体系，而是通过改革和开放跟现存世界体系接轨，通过进入体系之后再在这个体系之内提升自己的地位和作用。美国接触中国政策和中国开放政策的结合使得中国很快融入现存的国际体制，成为其重要的一员。在这个体制内，中美两国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关系。尽管这个关系并不完全是对等的，但它制约着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关系。
世界权力新格局的另一个特征是“G2”结构。中国在努力融入现存世界体系的同时，也确立了“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在这个体系内的位置也越来越高。从经济上看，中国现在已经超越了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从人均GDP来说，中国的经济实力还是不能和西方相比，但在西方的概念中，中国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经济大国。这就是“G2”的来源。从表面上看，“G2”似乎是中美关系，但其实并不然，因为在这个体系内，还有其它很多国家。“G2”的概念不仅仅指中美双边关系，更重要的是指整个国际关系格局中的中美关系。“G2”关系处理不好，受影响的不仅是中美两国，还包括其它很多国家。甚至可以说，如果“G2”关系处理不好，受负面影响最大的有可能并非是中美两国而是其它国家。尤其在经济上，中美两大经济体的抵御能力大，但其它一些小国家则不然。在整个国际社会中，其它国家对“G2”的冲突看得很清楚，知道谁应当负有责任。这对中美两国都会构成相当的压力，从而对两国冲突起到制约作用。
世界体系新格局的这两个结构特征决定了中国领导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对中美关系的一个判断，即两国关系，好，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在“好”的方面，即使中美关系发展到一些美国人所形容的“中美国”，也不会有像从前英美和美日那样的联盟关系。“联盟”是针对“敌人”的，但现在大家都处于同一个体制内，没有往日那样明确的“敌人”，因此中美之间不可能出现“联盟”关系。在“坏”的方面，因为两国之间是同一体制内相互依赖的关系，即使出现纠纷，也不至于会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更不用说是公开的战争了。此外，在政策层面上，越来越多的国际问题，如果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就很难解决。中美能够合作表明这种合作不仅符合国际利益，而且也符合中美两国本身的利益。
然而，两国共同利益的发展和增加并不意味着两国利益的重合。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主权国家间利益的不可调和性。在对美关系上，尽管中国方面一直强调“求同存异”，希望把“同”的利益做大来解决“异”的利益，然而事实是不管“同”的利益做得如何大都不可能消除“异”的利益。中美两国既然有不同的不可调和的国家利益，那么如何实现和平共处呢？当中国正在不断上升而接近美国的时候，这个问题表现得尤其重要。尽管各国有不同的国家利益，但不同的国家利益并不意味着只有通过互相的冲突才能得到实现和增进。如果考虑到国家冲突对国家利益的损害，那么就会寻求实现和增进国家利益的不同方法。同样，如果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那么对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定义就会有所不同，从而追求国家利益的途径也会不同。简单地说，和平共处要求两国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互相向对方的核心利益作调适。而中美关系现在的问题也正在于此：美国不愿意为中国的核心利益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
考虑到世界权力新格局的结构性特征，以及中美两国关系存在的问题，中国可以至少从如下三个层面来处理中美关系。尽管这三个方面互相关联，但在外交事务中，有必要把它们区分开来。
第一是政治层面。美国是民主政治，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政客都不可避免要炒作中美关系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尤其当政府的内部政策表现很差时，就必须找外在的替罪羊。在今天的国际关系格局中，中国往往首当其冲，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的牺牲品。这是国际关系的事实，中国不得不接受。中国可以抗议，但政治是永恒的，不会因为今天的抗议而明天会有所好转。
第二是战略层面。在这个层面，尽管中美两国同处一个体系，并且相互依赖，但美国决不会轻易放弃利用各种因素，包括西藏、台湾等，来制约中国。这可以说也是永恒的，一个大国绝对不会放弃努力来制约另一个大国。但是这些因素是否会成为美国制约中国的战略重点，则取决于中美关系的其它方面。
第三是国际层面。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核武器扩散、环保和气候变化、国际经济平衡等国际问题领域应当负起自己的国际责任。但是中国并非是向美国一个国家负责，而是要向整个国际社会负责。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均有共识，中国在这些问题上采取合作态度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行为，而非为了迎合美国。这明显表现在这次中国在伊朗核扩散问题上的态度。利用一切手段遏制核扩散是任何一个大国的责任。如果中国在这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和美国讨价还价，那么就很难成为一个责任大国。
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要避免和阻止美国由政治层面的考量上升为战略层面的考量。一些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就必须作出理性的反应。在这方面已经有了积极的迹象。例如，考虑到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利益，即使在对台军售、达赖、贸易纠纷的高峰期，中国仍然同意美国航母停靠香港。而在伊朗核武器问题上仍然和美国合作，更是中国崛起成为大国的标志。这表明，中国已经真正确定了自己的国际利益，清楚地认识到作为大国应当尽到怎样的国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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