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8年，正當中國在積極準備新年主場外交的時候，新一波“中國威脅論”浪潮撲面而來，並且比以往來得更加兇猛和廣泛。這一波“中國威脅論”浪潮覆蓋整個西方世界和它們的盟友，包括美國，歐洲的德國，亞太地區的澳大利亞、日本和印度等國。一些國家的政府官員公開出來“警告”中國，而另一些國家則政府在背後，民間人士在前，指責中國。說穿了，西方的“反華”力量所要做的就是營造一個新的冷戰環境，孤立中國，遏制中國的崛起。作為崛起中的大國，中國又應該有效應對這些別有用心的做法呢？下邊為鄭永年教授對中西方衝突與合作的視角為大家解析：
隨著一個國家的崛起，其外在影響力也不可避免。中國的崛起會產生一種怎樣的外在影響力？近來海外所熱衷討論的“中國不確定論”就是對中國崛起關注的表現。在承認中國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前提下，一些人懷疑中國崛起和發展的和平性質。
中國崛起的外在影響力不可避免，但外在影響力的增加並不見得一定要挑戰現存秩序，產生衝突。這裡有很多理論上的實踐上的問題需要回答。不能抽象地來談論崛起，要對中國的崛起作些具體的解剖。中國的崛起是一種什麼樣的崛起？中國崛起的本質是什麼？中國的崛起在造成怎樣的外在影響力？是否存在著客觀的方法使得中國可以和平地崛起或發展？
首先應當強調的是，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崛起是單向面的，即經濟上的崛起。中國的經濟崛起並沒有帶來軍事上的崛起。這和昔日德國和日本的崛起具有不同的性質。德國和日本的崛起導致了世界範圍的衝突與戰爭主要是因為德國和日本的崛起是軍事上的。這兩個國家也是通過軍事方法來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與影響力的。並且在德、日崛起之時，幾乎是所有當時的強國都在不同程度上強調軍事方法在擴展國家影響力過程中的作用。除了發動戰爭，建立殖民地更是一種常見的方法，而殖民地方法的背後就是軍事力量。
與之不同，中國的崛起主要是經濟上，並且中國外在影響的發展（或者“走出去”）也在於經濟方法。中國的經濟現代化儘管為軍事現代化造就了一個良好的基礎，但是中國的軍事發展不僅受外在國際環境的制約，而且更受中國本身的國際戰略的制約。在很大程度上說，中國選擇的只是軍事現代化。在國際關係上，應當把“軍事現代化”和“軍事崛起”區分開來。軍事現代化是一個國家根據當前的經濟技術水平而對軍事的一種正常投入，而軍事崛起則是一個國家把整個國家的經濟和技術不成比例地向軍事傾斜。德國、日本和冷戰時期的蘇聯都是這種軍事崛起的表現。從事毫無止境的軍備競賽更是軍事崛起的特徵。從這個角度上來說，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在有意避免軍事上的崛起。從九十年代初以來，西方世界總是認定中國會把強大的經濟資源轉化成為軍事資源，從而造成東亞地區、甚至亞太地區的軍事競賽。但這種情形並沒有發生。沒有發生這種情形並不是說中國沒有能力把經濟資源轉化成為軍事資源，而是中國領導層有意識地要避免從前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所走過的軍事崛起的道路。
在更深一層次來說，中國之所以能夠避免軍事崛起，而把“和平崛起”或“和平發展”確定為國際戰略，主要得益於諸多新的國際條件的出現。除了一些強硬的現實主義者，很少有人會認為現在的世界和德、日崛起的時代，甚至是美蘇冷戰時代有類比之處。在眾多的因素中，最為顯著的莫過於經濟的全球化和區域化了。因為經濟的全球化和區域化經常表現為國際或者區域組織形式，這就不僅對參與全球化和區域化的任何國家的國際行為構成了制度化的制約，而且也使得這些國家能夠通過全球化和區域化來達到昔日需要通過其它方法主要是軍事方法才能達到的目標。
“走出去”既是中國政府的既定政策，也是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邏輯。經濟影響力的“走出去”顯然開始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產生相當的影響力，更是開始觸動那些一直主導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國家的政治和戰略神經。因為經濟“走出去”而和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核心而產生的外在衝突應當說可以通過經濟的方式得以解決。很多衝突就是合作過程中的衝突，也可以在合作的構架內得到解決。並不難理解，如果中國還處於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之外，那麼這樣的衝突就不會出現。衝突在所難免，外在的阻力也是必然的。如何在既定的“和平發展”或“和平崛起”戰略的構架內和全球資本主義打交道，如何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內解決和這個體系核心國家的衝突乃是中國面臨的一個新課題。
影響西方世界的中國認同感需要中國和全球資本主義的長期互動。對中國本身來說，更重要的是要深化自身的崛起。至今，中國的崛起非常單向面，即只是經濟上的崛起。並且經濟上的崛起也只是一種數字計算而已。高速經濟發展已經帶來了無窮的經濟社會問題。能源危機、環境惡化、社會分化等等現象都在變得越來越嚴重。這些問題不解決，不僅內部的可持續發展會成為問題，而且也會對外在世界產生負面的影響。
那麼文化崛起和政治崛起呢？中國沒有文化上的崛起。經濟的崛起既沒有帶來文化的復興，更沒有造就一種新的文化。相反，傳統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業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沒有人會相信，現行的文化政策能夠有效維持傳統文化，更不用說是文化的崛起了。沒有文化的崛起，國家的外在崛起就缺失軟力量。文化崛起是外部世界認同中國的重要因素，並不亞於經濟上的崛起。經濟崛起必須具有文化內涵，缺乏了這種文化內涵，就支撐下赤裸裸的金錢交易關係，衝突也自然會凸現出來。
政治上的崛起也同樣重要。中國的政治這二十多年來不僅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穩定的基礎，而且也通過自身的變革適應和容納了社會經濟的變遷。儘管這種政治模式經常為西方國家所批評，但對很多發展中國家具有很大的借鑑意義。但這並不代表政治上的崛起。儘管中國已經確定了民主和法治為政治發展的目標，但政治改革舉步維艱。經濟和社會變得越來越開放，政治上的治理模式面臨非常大的挑戰，轉型緩慢。如何保證政治轉型，並且是平穩的轉型，這是個巨大得無比的困難。從國際間政治來說，現行的所謂中國崛起的“不確定性”大多是中國政治轉型上的困難引起的。政治上的轉型沒有完成，很難希望外在對中國具有一個確定性。
強調內部的崛起的深化不僅是因為內部持續發展所需要，也是因為能夠對外部世界產生積極正面的影響，吸收和化解很多不必要的外在衝突。一句話，只有當中國實現了經濟、文化和政治上的全面崛起之時，才算真正的崛起。到那時，中國才會成為一個具有軟硬實力的真正的大國。也就是說，那個時候中國才會成為一個具有確定性的大國，成為全球秩序的穩定根源。但即使是那個時候，衝突也是會存在下去的，只不過是表現為不同形式罷了。
今日薦閱：鄭永年《關鍵時刻：中國改革何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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