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金鎖記》寫於1943年，小說描寫了一個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女子曹七巧的心靈變遷歷程。這部作品主要是圍繞曹七巧這個人物為中心而展開的。關於曹七巧的人物形象也成為了該部作品最大的特色之一。
曹七巧是個封建禮教制度下的犧牲品，她是麻油店的大姑娘，卻被安排嫁給了一個軀體殘疾，“膩滯著死去的肉體的氣味的”“沒有生命意義的”姜家二少爺，這是七巧性格走向扭曲的禍根。因她的出身並不算是大家庭，因此嫁過來之後處處被人瞧不起，連丫環“小雙”都敢輕視她。這種不公平的待遇在七巧心裡套上了枷鎖。漸漸形成了她尖銳刻薄的性格，極度敏感暴躁，總認為別人是在針對自己。在生活中不管遇到什麼人，聽到什麼話，看到什麼東西，她都要主觀臆斷地評價、辱罵，變成了典型的潑婦。日子久了，便一個知心人也沒有，因此變得孤獨寂寞，靠鴉片來尋求慰藉。
婚姻生活的破滅使她將愛情寄託在三少爺姜季澤身上，剛開始並未得到任何回應。然而當姜家分家以後，姜季澤卻忽然來找她表明愛意。季澤的表白只是為了在七巧這裡分得一杯羹，獲取實際利益。在虛偽的愛和真實的金錢面前，七巧選擇了金錢。她對季澤的愛就這樣徹底泯滅了，不再相信任何男性，這份虛假的沒有結果的愛更使她走上了心理變態的不歸路。
這種變態具體表現在她對兒女生活的妒忌和破壞上。她把兒子長白綁在身邊，整日和他一起吸鴉片，當女兒長安帶著未婚夫童世舫回到家時，她又毫無情面地告訴童世舫長安吸鴉片的事實。最終導致兒子和女兒的婚姻愛情全部破滅的慘痛悲劇。
從受害人到害人者，七巧是悲慘的，可憐的，同時又是可憎可恨的。為了金錢，她親手毀了自己的一生，而變態扭曲的心理又使她親手斷送了兒女的幸福。正如文中所說，“三十年來她載著黃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殺了幾個人，沒死的也送了半條命”。張愛玲對於曹七巧性格深入骨髓的描寫，赤裸裸地揭示了人性的變態與醜惡，張愛玲在本書中在空前深刻的程度上表現了現代社會兩性心理的基本意蘊。而對於人物描寫的語言基調上，也是深沉而蒼涼的。
《金鎖記》的語言十分生動有靈氣，不同於《傾城之戀》和《紅玫瑰與白玫瑰》裡面多是寫男女調情，《金鎖記》裡面精彩的句子多是出自人物、場景上的描寫。
比如在人物心理的塑造上，有這樣一句，“七巧低著頭，沐浴在光輝裡，細細的音樂，細細的喜悅。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來還有今天！可不是，這半輩子已經完了——花一般的年紀已經過去了，人生就是這樣錯綜複雜，不講理”。這段描寫發生在姜家分家產之後，七巧帶著長白和長安搬了出去，這時姜季澤來找她表明愛意，七巧想起了之前對季澤的暗戀的點點滴滴，心裡被突如其來的幸福充斥著泛起了漣漪。但是想到花季已逝，許多美好不復從前，不由得扼腕嘆息，短短几句話，將七巧的喜悅幸福同時又矛盾複雜的心理渲染得十分生動形象，耐人尋味。
在場景烘托上，當曹七巧將女兒長安吸食鴉片的事蹟告訴其未婚夫童世舫時，有這樣一段描寫，“江外日色昏黃，樓梯上鋪著湖綠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級一級上去，通入沒有光的所在”。描寫了長安愛情被自己的母親毀滅後的絕望無助，卻又無可奈何之感。“沒有光的所在”暗示了長安今後的人生走向。
除此之外，張愛玲的語言華麗雅緻，富有色彩感。比如“隔著半透明的藍綢傘，千萬粒雨珠閃著光，像一天的星，一天的星到處跟著他們，在水珠燦爛的車窗上，將車馳過了紅燈，綠燈，窗子外營營飛著一窠紅的星，又是一窠綠的星”。渲染了一副五彩繽紛的圖景，極具畫面感。
張愛玲喜歡在小說中運用各種豐盈而繁複的意象，其中月亮是《金鎖記》中最具個人特色的意象。她挖掘了月亮這一象徵符號所積澱的文化內涵。使它為烘托小說氛圍，刻畫人物心理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張愛玲描寫月亮，不是千篇一律地採用單調的手法來描繪，而是或者用蜻蜓點水的一筆帶過，或者濃墨重彩地精雕細琢。
文章一開頭就寫道：“三十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年輕人想著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溼暈，像朵雲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老年人回憶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歡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圓、白；然而隔著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帶著點淒涼”。結尾時的月亮，是蒼白無力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完——完不了”。月亮作為一個永恆的意象，在張愛玲的小說中反覆出現，寄託著張愛玲無限的情懷與遐思。
它不僅為小說渲染意境，烘托氣氛，同時也與人物心境息息相關，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人物的命運走向。比如曹七巧剛出場時的月亮象徵著她的墮落和低谷；長白打算放棄上學時的月亮是顯得無助而病態的；七巧挑唆長白行房之事時的月亮是猙獰銜恨的。月亮被張愛玲賦予了情感，它彷彿是在以一個全知全能的視角來俯瞰世間百態，極具人情意味。張愛玲以其幽深的筆觸及其獨特的構思為我們營造了一種迂迴含蓄的意境，構築了一曲綿延悠長的永恆的“月光曲”。這月亮構築的永恆悲劇，不但是女性的悲劇，而且是人生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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